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
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1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
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
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
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
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导言）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
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
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着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间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着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
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
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
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导言）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导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导言）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性行为，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
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代理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
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
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序）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着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
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
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
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其实，任何理论都只是对一定历史现象的反映，只有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将理论契合进历史的分析中，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审视理论的发展。
J·内维尔·凯恩斯就指出，经济史“描述存在于以前任何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探索这种现象在依次递进的各发展阶段的实际演变”,而经济理论“则努力把握经济现象所以从时间上更替与空间上并存的内在规定性。”显然，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是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事实的，而仅仅是正视提供了这种丰厚的史实；更不要说，有益的经济理论不仅要经受得起逻辑和现实的检验，还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J·内维尔·凯恩斯说：“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若干不同方面又彼此帮助和制约；因为经济史涉及到经济理论特别加以关注的历史时段，所以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成为经济理论研究题目的那些经济现象的渐进发展，其一般历史研究的价值首先表现为它的对比参照作用。
这种价值对于并不具有最抽象的特点的经济学的任何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正因为经济理论具有时空性，因而它也就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只有是否适应不同时代环境的问题，甚至也不可作进步程度的比较。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模仿自然科学的发展，崇尚所谓的单向一元的进步观，以时间先后来批判理论的先进性和进步性，乃至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最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了做到这一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强调实证主义和数理化的分析而否弃规范性的内容；二是刻意割断理论与概念发展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使其理论与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背景相脱离。事实上，美国许多名牌大学都已取消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刻意的断尾行为，才能树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从而使得经济思想史上一些非正统学派原创性的思想处于未发展的状态之中。贾根良指出，“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只有割断历史，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问题是，经济理论的发展可以离开经济学说史这一基础吗？离开思想史的经济学还坚实吗？雷斯曼就强调，过去的历史必须永远被珍视和尊重，以防止它被当做沉淀成本而永远一笔勾销。因此，作为一个真正有志于提高认知的学者或青年学子，就必须对经济思想史有充分的认识，对那些所谓主流的思想或经济学抱积极的反思态度；怀特海指出，“所有的活动均在历史中推行；因此，要了解经济未来，必须有历史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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