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靖教授任主编、石世奇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仅就该书的一些特点和不足之处作一简单评介。
1.结构安排上的特点：在此之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纵论古今的着作己经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以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叶世昌教授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为代表，着力描绘历史上不同思想家本人的经济思想。对这一模式的得失，已有同志作过评论？第二种模式是以叶世昌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为代表的好几种关于古代管理思想方面的着作、以及《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人口思想史稿》等，属于专门探讨某一方面经济思想发展、演变历史的专着。
这种模式具有专题深入的优点，对前一种模式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和完善。新出版的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显然是第三种模式，即着重从学术流派的特点、渊源、影响等方面，梳理其脉络，揭示其变化，探寻其轨迹，展示其发展；同时注意不同学派之间的分野、争执的焦点，互相吸收、交融的线索，同一学派内部的分化、重组等等。
为体现上述特点，《通史》作者在安排章节方面是独具匠心的。试举两例：
（1）《管子》一书内容庞杂，作者众多，分别体现道、儒、法，兵等各家的学术思想。对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早有共识。成书于1985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一书中，厉以平先生曾以续密的思考、充足的推理论证了：《管子》是多层次构成的巨着，大致可分为前管仲学派和后管仲学振，厉先生并详细地分析了两者之异同？.按照这一思路，《通史》的作者摒弃了把《管子》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章来讨论的传统写法，改为按照学术思想的歧异，在第9章和第18章分别研究。当然，这种分章办法并非作者的首创，成书于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一书中，作者把《管子》分成“战国部分”和“西汉部分”,分别安排在上册等4章和中册的第1章。但《通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主要不是依照成书年代早晚来划分，而是按照《管子》思想内容的分野，分别以“东国法家”和“轻重论”为标题，着重分析《管子》不同部分的思想特色。当然“东国法家”的名称还可以再斟酌。如果易名为“齐法家”,既明确点出该学派的诞生地及活动范围，又便于与秦晋法家相对称，似乎更为贴切。事实上该书第271页也曾使用过“齐法家”的名称。
看来，《通史》这种分章方法更符合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性质与宗旨。但该书作者在这样分章研究时也不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仪举一重大疏漏处：对心管子，侈靡》这一重要文献没有讨论，因而对该篇所反映的秦汉时代消费观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侈靡理论也没有讨论。作为《通史》，不能不认为是一大缺陷，令人有沧海遗珠之憾！
（2）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时代最盛的一个学术流派。经过孔、孟、荀数传之后，不断分化，出现群芳争妍的局面。将其杰出的代表作品拿来剖析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通史》的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方法即把这些儒家学派的新秀一律安排附在孔子之后，而是另设专章讨论。在第15章“战国至秦汉之际儒家其他经济思想”中，分别研究了儒家学派总汇的《礼记》中的几篇名作：《大学》、《礼运》、《王制》等。其中对《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分析尤其深刻、极见功力。大同思想曾经激发过历代思想家的浓厚兴趣，见仁见智，高论纷呈。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设计自己的革命蓝图时，就曾借鉴过大同理想。他还曾亲手书写过“大道之行也……是谓大同”全文一百余字及“天下为公”四个字的横幅赠与同志友好，足见大同思想给予这位革命家思想影响烙印之深。近代研究者亦不乏人。郭沫若研究的结果认为，“他把原始社会太理想化了，是人类的退化观。把原始社会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此后的历史都是堕落”.胡寄窗教授则相反，他认为“就其所接触的间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来说，应该说是极其进步的思想。”《通史》的作者则写道：“可见大同与其说是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传闻的记述，无宁说是《礼运》作者自己所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是作者自己所向往的人间天堂。”（见《通文》第46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其理由是：先秦时代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最多说明当时社会平等、政治民主、道德高尚等等，但却无法证明当时经济是否发达、社会是否繁荣、人民生活富裕与否等等间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对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社会保障的情况。所以，“‘大同’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巨大变革时期苦难现实在儒家学者头脑中所产生的一种同现实制度相反的理想”（第63页）。作者对大同思想的分析牢牢把握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认真贯彻了经济是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总之，从该书结构框架来看，较好地体现了作为通史的基本要求：“通古今之变”.从作者对大同思想及其他许多重要经济思想的细致分析并得出独具特色的结论来看，也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
当然，这样评价并不是说在结构方面不存在任何缺陷。除了前面所说的《管子·侈靡》篇疏漏以外，在第4章分析《王制》篇时，引述“家宰制国用……”一段话之后，对其中“量入以为出”一句没有作一字分析。显然，作者对这句话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意义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这恐怕是智者千虑之一失吧！
2.论述方法上的特点：经济思想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发展变化一方面有自身规律，同时又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生、发展、乃至盛行或消沉衰败都应该而且可能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明，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通史》自始至终倍守这一指导方针，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各种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雄辩地告诉读者，正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强烈呼唤着某种思想，这种经济思想才会应运而生，并且对自身的经济条件施加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例如在《通史》的第2、5、6、11、16、18等章的第1节以及第三篇开始的第14章，都是专门分析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之作，都是试图从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中寻找某一学术思想产生的终极原因。意识形态分析与经济基础分析紧紧相扣，这可以说是该书又一特色，也是作者力图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这两门学科互相沟通、紧密结合的一种成功尝试。
作为《通史》，不仅要纵贯古今，还要注意横向比较，即指明学派之间及学派内部就某一同题观点之异同、先行者与后继者之间的继承、吸收及扬弃等等。《通史》较好地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要求。例如第了章第6节、第9章第7节都专门用一节篇幅来对比孟子与商秧、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的异同。第18、19章则分别讨论互相对立的两种经济观点《管子》所反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和司马迁的放任思想。这些地方都写得十分精彩。此外，在各章节之间也都互相照应，注意前后对比。如孔子“复礼”与荀子“制礼”的区别（第344一345页）；同样是崇俭，孔、墨、道家出发点不同，因而赋予俭的含义也不同（第669页）。对待人口间题，孔子主张“庶”;墨子提倡“众”;商鞍则从农故基本国策出发，注意人地比例；东国法家则从当时劳动生产率水平出发，计算人地比例的最佳数量值，各具特色（第280一281页）。对本末概念的运用，每位思想家各不相同，有的区别十分微细，不易察觉，该书也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第421一422页）。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通史》的间世，既是该书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体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的可喜标志。
3.几点不足乏处：作为一部通史，若要力求完善，似乎还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
（1）第209页对《孟子》中“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一句的解释，似乎欠妥。查《孟子·滕文公上》原文如下：“夫滕，壤地狭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按照前后文的意思，“为”应读平声wei，即“成为”.可是《通史》作者释作“为了气则读去声wei，如此解释古文，恐怕难为读者接受。同样是解释古文，第308页的方式就比较好，作者对“早则资舟，水则资车”这一经营原则一方面有自己的解释，另方面把不同的解释作为脚注，让读者自己去对比、斟酌、取舍。
（2）第576页对《管子·撰度》中“事再其本……三其本……”的解释，也值得商榷。为了让读者比较鉴别，也为了给作者提供一点参照，特引北京经济学院赵守正教授《管子通解》下册的解释如下：“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女的；三倍，衣食充足……”.
古代的文学评论家刘祝在《文心雕龙》中说过：“诗无达沽”.同样，对古代典籍，也没有固定的解释，往往人言人殊，仁智互见。哪种解释更近情理，更合乎上下文意，可以让读者自己去甄别取舍。
（3）第354页认为有若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语，流传海外，成为魁奈的座右铭。这似乎缺乏足够的根据。不错，魁奈确曾说过大意相近的话，但是两者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确有渊源关系？我们不敢妄加臆断，不知作者手头有无更确凿的证据？
（4）第586页谈到轻重理论对后代的影响，作者列举了唐人刘晏，宋人王安石，清人魏源等，不知何故恰恰没有提到距离《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最近的桑弘羊？虽然在第643页提到桑氏对轻重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但在此处却缺乏互相照应。这可能是由于各篇章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是读者却是要求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消化。因此，各章节之间如何互相照应，还有待于改进。
最后，谈谈编校质量。虽然，“无错不成书”己成为时下通病，但对于一本严肃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队”的作品，读者有权要求差错少一些。在这方面，《通史》不能令人满意。有的差错是编校责任，有的却是作者在原稿中粗疏草率所造成。特别是在引用古典文献中，没有小心仔细。总计错字、病句百余处（见书后附的勘误表），其中严重者举例如下：第280页引述《管子·侈靡》的原文，竟然漏掉“则人有三十石”一句，并未加删节号，没有这一句，上下文字变成不可理解；又第288页引《管子·小匡》的话，“令夫商群萃而姗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恰恰把前面的“令”字丢掉了，全句意思大为不同。因为以下的句子都是作为“令”的宾语，“令”是该句唯一的谓语成分。在行文方面，由于参加编写者文字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章节写得言从字顺，生动活泼如行云流水，有的章节则写得倩屈鳌牙，病句屡现，甚至出现像“那样事多倍而功不半的愚事”极不通顺的句子（第264）。这应该说是统稿一关尚欠认真之故。指出以上缺陷，目的在于希望《通史》作者在写作2一6卷时能够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