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观视角对比分析《礼记》和《理想国》(3)

　　《礼记》对小康社会中土地制度的设计是与政治等级相对应的，体现的是一种分封制的特点。如《王制》篇规定，天子制定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不同爵位分享不同数量的土地。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参加天子的朝会，附属于就近的诸侯，叫附庸。天子的三公所拥有的禄田，与公侯相当；天子卿与伯相当，天子的大夫与子男相当，天子之元士与附庸相当。普通百姓一户可授田一百亩，百亩田地以其土质肥瘠与耕者的勤惰分出等级： 上等农夫足以养九口，次等农夫可养八口，三等农夫可养七口，四等农夫可养六口，下等农夫可养五口（ “制： 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 凡安置民众，须根据土地的广狭确定，使得土地广狭、城邑大小、安置民众的多少配合得当，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这基本上是周制井田制的缩影。国家分九个州，每州方圆千里。每一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封国三十个，方圆七十里的封国六十个，方圆五十里的封国一百二十个，共计二百一十个。但每州的名山、大泽不分封给诸侯，属国家所有。八州，每州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还有一州是天子的直辖属地。王城内分配给公卿大夫的土地是禄田，不得买卖和继承； 王城外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可以世袭（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 外诸侯，嗣也”） .
　　
　　《王制》篇对赋役制度也有明确设计，特点是轻徭薄赋： “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 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 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 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 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 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其政策大意是：凡征用民力干活不能太累，伙食标准参照壮劳动力；家有八十岁老人，可有一个儿子不参加公家力役； 九十岁，全家人都可以不参加公家力役，以方便供养老人； 凡有残疾或有疾病如无人照料而无法生活的，可免一人的力役； 居父母之丧，可三年不服公家力役； 遇到亲属去世，可三个月不服公家力役； 迁移他国，可有三个月不征力役； 从其他诸侯国迁移来此居住，可一年不服力役。对农工商也有政策设计，如： “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政策规定： 借农户助耕公田，不再向农户征收赋税； 市场，只收交易场所的地皮税而不征收所得税； 关卡，只稽查货物是否合法而不收税； 山林水泽只要符合季节法规，允许平民进入从事采伐渔猎； 征调百姓从事无偿劳役一年之中不能超过三天。“薄赋敛”的思想在《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的一段短文中有生动的体现：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耳听之，使子路问之曰：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 ‘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 ‘何为不去也？’曰： ‘无苛政。’夫子曰：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残暴苛刻的赋敛政令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可怕！ 《大学》篇则进一步把“薄赋敛”的政策主张进行了理论总结，强调治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聚敛之臣搜刮百姓，失民心而动摇国本，比强盗危害更大。《大学》强调要用正确的理财方法，“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之者众”、“为之者疾”强调增加社会生产，以开其源； “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强调控制开支以节其流，轻徭薄赋，放水养鱼。它发挥有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认为轻徭薄赋即可增加百姓的财富，又能得民心，在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时，百姓才愿意、也有力量支持国家。百姓手中的财富，就像放在国库中的财富一样，“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近人郭嵩焘所说的“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颇得儒家理财理想之精粹。《大学》的理财论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理财问题的，所探讨的不仅是国家的财政问题（ “理国财”） ,也包括了富民的“理民财”,强调理民财是理国财的基础，因为民富了国才能富。它所谓的“财恒足”不仅是指国库的“财恒足”,而是指国民财富和国库财用两方面的“恒足”,即荀况所说的“兼足天下”.这一观点与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提出的通过减税富民、增加税基，最终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总量（ 即“拉弗曲线”） 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其理论意义、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
　　
　　小康社会中也存在市场，但强调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凸现的是政府主导的地位。如《王制》篇中对商业市场管制有详细的设计： “有圭璧、金璋不粥（ 鬻）于市； 命服、命车不粥于市； 宗庙之器不粥于市； 牺牲不粥于市； 戎器不粥于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 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 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 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 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在上述政策中，严禁大璧玉、金饰玉器等贵重物品上市交易； 国君赏赐的衣物、车骑不得买卖； 宗庙祭器，不得买卖； 祭祀用的牲畜，不得买卖； 军用器械，不得买卖； 日常器皿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军用战车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布帛的精粗不合规格的，幅宽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色彩不合规范的服装器具，不得买卖； 用锦纹、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得买卖； 日常必需的衣服、饮食不得买卖。这些禁限规定包括了三种情况： 第一，对于表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物品，不许商人经营，不许市场出售，只能由官府手工业或其他官府机构生产，直接供给贵族使用； 第二，民间日用的布帛、用器可以出售，但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禁止出售，以维护市场的秩序； 第三，对于最基本的消费品如“衣服饮食”也禁止出售，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就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鼓励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简要评论。
　　
　　《理想国》与《礼记》在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就西方而论，产生于 16 世纪的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就是柏拉图“理想国”在近代的延续和深化。在《乌托邦》一书中，作者指出，财产的私有制是造成社会罪恶产生的根源： “在私有制下，既不可能谈到正义，也不可能谈到社会安宁。每个人尽可能把一切攫取为已有，不管社会财富多么充足，这种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们的命运就只有贫困……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就必须铲除私有制。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只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治好社会的疾病。”在对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乌托邦》设计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即财产共有、公共消费； 人人自觉劳动，以劳动带来的快乐为最大的幸福。“乌托邦”中因财产共有、公共消费，也就不需要货币了，货币只有在对外贸易中才使用。到 19 世纪又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财产共有制。
　　
　　《礼记》的大同社会不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现代，同样有深远的影响。道教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财产公有、无盗贼、无战争的理想国，东晋时代鲍敬言的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近代天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浸润着《礼记》大同思想的深厚影响。孙中山在讲民权主义时强调说：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指出：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中国要实现大同社会只有一种可能，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