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观视角对比分析《礼记》和《理想国》(2)

　　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提出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的“天下”指人间社会，“公”可理解为公正、公平。《礼运》是《礼记》第九篇，孙希旦注曰： “言礼之运行也。”该篇开头就借用孔子之口说道：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郑玄注“大道之行也”曰： “谓五帝之时也。”“五帝之时”是指夏以前的原始部落时期，即儒家所称的尧舜时代，此时的社会特点是“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由公众选举产生，政治事务由有德有才的人来担任，群体内部讲究忠信和睦，把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它要达到的社会理想是： 价值观念上人们把财富（ “货”） 视作公共财物来使用，“恶其弃于地”但不必“藏于己”; 人们歌颂劳动，以力“不出于身”为可恶，但出力不是为了自己； 劳动不是个人谋生或谋利的手段，而是人们为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社会则保障每个人“壮有所用”,即保障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就业并充分发挥其才能。在“大同”社会里人们之间相互关爱，社会承担了对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和矜、寡、孤、独、废、疾者以赡养照顾，对幼小未成年人抚养的公共事务。孔子盛赞“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大同”是一个社会风俗美善与百姓安居乐业的世界，社会公道、公平，群体内部忠信和睦，人际关系上呈现仁爱之心。这是儒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思想的发挥。
　　
　　《礼记》强调“大同”社会只存在于远古的“五帝之时”,与现实无缘，它更推崇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体利益的“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三代之英”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统治的时期：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致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礼运》虽首称大同，但讲大同的只有一小段文字，绝大篇幅讲的都是小康，阐述小康之世制礼作乐的意义。在“小康”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据着支配地位，价值观念上强调“货力为己”的个人本位，家庭是占有私有财产的单位，社会特征则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实行宗法世袭制，人“各亲其子，各子其子”,重家庭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界线明显。这种家庭宗法关系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则是“大人世及”的君主及贵族世袭制。“货力为己”反映了财产的私有状况。在私有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出现矛盾和斗争，因而社会管理需要通过礼制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礼就成了治世之本。孔子通过“大同”、“小康”将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确概括出这两个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以及道德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货力为己”不但在社会内部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外部也必然会引发掠夺战争，于是“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国家也就成了对外进行侵伐或防御的暴力工具。“小康”社会因为存在着私利、争夺、冲突和战争，国家就必须实行一套有效的控制、调节制度，这就是“礼”.在《礼运》的作者看来，“大同”社会虽然尽善尽美但已远离，“小康”虽不够十分完美但却使人感到亲切、现实。这就与《理想国》推崇经济上财产共有、政治上的共治和社会福利的共享的制度设计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理想国》与《礼记》中经济形态与经济观念的不同。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比较活跃的时期，故《理想国》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与交换，重视对商业贸易和货币的讨论。柏拉图认为一人而为多数之事不如专心于一事，形成合作分工。他借助苏格拉底的口说： 城邦之所以产生，“依我看，是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相反，每一个人（ 生来） 需要很多东西； ……正因为如此，当某人为了某事招呼另一人，而另一人为另一事又有求于第三人，因为大家需要很多的东西，于是就把许多人集中在一个居住地，作为社会成员和帮手，我们命名这种集体居住点为城邦”.柏拉图把城邦的起源归因于专业化和分工，他像亚当·斯密一样阐述分工的理由： “一个人与另一人进行交换，如果他换出或换进某一东西，他肯定认为这东西比自己的好。”是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把各自的工作贡献给公众？ “例如某人是农夫，他为四个人准备粮食，在准备粮食的这份工作上消耗四倍的时间和劳力，让其他的人共享自己的劳动果实； 或者，丢下这种工作不管，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为自己生产四分之一的粮食，至于其他四分之三的时间，他把一份花在准备房屋上，一份准备衣服，一份准备鞋子，和其他人没有任何相干之处，而是只靠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得出结论： 分工可使每人精专一业，产量可增加，物品也精美。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无非是吃、住、穿等，这都需要由专门的生产者来生产和提供，但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出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东西，这就需要分工，有了诸如农夫、瓦匠和织工的存在。柏拉图还论证分工需要建立在人不同禀赋的基础上： “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并非完全相像，本质上，的确各不相同，事业上，这人擅长做这种工作，那人擅长做那种工作。”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每个人在城邦里应该从事与自己的性格禀赋相适合的或自己的能力最擅长的工作。
　　
　　“理想国”有商业贸易存在。由于人需求的多样性，一国之内缺少某一产品，需要进口，这就要有专司海外贸易的商人，而海上贸易必须用船，因此造船工和驾驶商船的舵手、船员便是不可缺少的了。不仅如此，“如果这个使者空手出发，随身不带点对方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从他们那里把这里的人所需要的东西运来，他就算空手而去”.因此，“居住在这里，人不仅有必要为自己生产出足够的物品，而且有必要为那里的人生产出种类上、数量上都为对方所需的物品。”“我们这个城邦就需要更多的农夫和其他手工业者。……还进一步需要一批经营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使者。这些人就是商人，……如果商人的生意发展到海上，我们将需要另有一批数量很多、精通海上事务的人。”柏拉图认为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既然存在着分工，就必须有专司输入和输出、从事购买和售卖的商业贸易和商人了，这就肯定了商业贸易存在的合理性。有了市场，就有交换和货币： “为了进行这样的交换，市场和钱币将由此产生。……一方面和那些需要出售某样东西的人用钱做交换，另一方面和那些需要购买某样东西的人做生意，把钱换回来。……这一需要就会为我们在这个城里造就一批商贩。”专业化和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为保证分工的有效实施，就必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由货币充当货物交换的媒介。市场交易，互通有无，可以更好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柏拉图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提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是“为了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他反对使用金银，他认为国内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依照这个理论，货币价值原则上与制造货币的材料无关”,熊彼特据此把柏拉图作为货币名目论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
　　
　　“理想国”中的分工也包括社会职业的分工，城邦需要“有许多人专搞音乐，还有诗人和他们的助手、史诗歌手、戏剧演员、舞蹈家”,社会职业的分工可以使“理想国”中的人生活得更美好。柏拉图强调建立城邦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在这里，人们不仅要穿得好，还要吃得好，他们会有各种调味品，住得也好，还有很好的精神生活，如“喝着葡萄酒，头戴花冠，并唱起颂扬天神的歌曲”.城邦内部也需要进行很好的管理。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需要制定许多法律契约。这些法律契约内容包括： “关于手艺人的合同、诽谤、人身攻击、呈文上诉、召集审判官，或者，如果市场上或港口有什么税金必须征收或确定，以及一般性的市场管理、城区治安、海港税务制度以及其他所有这样的领域。”国家管理和社会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
　　
　　先秦时期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故《礼记》中讨论最多的是土地和赋役问题，对诸如分工、交换、商业贸易以及货币问题的讨论很少见到，彰显了东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重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