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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治理探究
【第一章】中国NGO小额信贷发展研究绪论
【第二章】中国NGO小额信贷的发展、绩效与治理现状
【第三章】NGO小额信贷机构监督过程的博弈分析
【第四章】中国NGO小额信贷机构治理与绩效关系实证检验
【第五章】NGO小额信贷机构治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第六章】改进NMFIs治理效果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NGO小额信贷机构治理策略分析参考文献
第 4 章 中国 NGO 小额信贷机构治理与绩效关系实证检验
4.1 研究设计
4.1.1 数据来源
依据 NMFIs 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对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了筛选，在剔除缺乏数据、数据变动异常的机构后，最终得到 41 家 NMFIs（具体见附录 B）作为样本①,并获取其 2010-2012 财务绩效、社会绩效、治理结构等数据。样本数据的主要来源为：（1）国际知名微型金融信息交换机构 MIX（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2）各家 NMFIs 网站；（3）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4.1.2 变量定义
1997 年 2 月，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首届小额信贷高峰会议上，小额信贷的领军人物们为小额信贷设计了一个“双赢”目标：即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其中，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是小额信贷的社会绩效目标，实现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小额信贷的财务绩效目标（张世春，2012）[55].实现社会绩效目标是 NMFIs 的动因和初衷，良好的财务绩效是实现社会绩效目标的保障。基于上述分析，考虑 NMFIs 治理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 NMFIs 治理因素与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②的关系。相应地，确定本文实证分析的变量如下（见表 4-1）：
1.被解释变量从已有研究来看，对小额信贷发展的财务可持续的评价指标基本一致，但社会绩效难以量化，因此其评价指标体系尚未达成共识。Stephens 和 Clark（2002）认为，NMFIs 的财务指标包括调整后的资产回报率（AROA）、调整后的净资产回报率（AROE）、贷款收益率、经营自负盈亏率（OSS）、财务自负盈亏（FSS）③、生产率指标、效率指标等[56];社会绩效通常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 MFIs 的客户覆盖面（Outreach），即服务的客户数量及客户的贫困程度，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使命就是服务穷人；二是 MFIs 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如家庭收入、消费、投资增加，还有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朱建芳，2012[57]）。Zeller 等（2003）[58]
在《社会绩效指数创新》报告中设计了一套四维度共计 15 个指标的社会绩效评估指标体系；2006 年，MIX 平台发布了小额信贷机构社会绩效标准报告，其中设计了 22 个核心指标（杜晓山等，2011）[59],2010 年的报告中将其缩减为 11 个。黄惠春、徐佳（2013）在 Zeller 和杜晓山等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60]（表4.2），本章正是根据此体系分别评估样本 NMFIs 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在明确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衡量指标的基础上，为方便后文进行计量分析，我们需要利用因子分析法①构建更加综合的衡量指标。具体如下：
（1）财务绩效综合指标按照因子分析法的要求，首先构造综合得分函数，即iiiiiiiijFFFF112233jNi =β +β+β++βL （4-1）其中，Ni是第 i 个机构治理效率的综合得分，βij是第 i 个机构第 j 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Fij是第 i 个机构第 j 个因子的得分。
利用 SPSS19.0 软件对样本数据财务绩效进行因子分析，得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4.3），并能够提取出三个因子（表 4.4），这三个因子解释了 75.452%的信息量。0.219PAR30-0.216LR（4 -2）F0.959AR0.835MFR0.773OER0.668FAR-0.315ROA-0.131ROEi1+=?+++0.334LR0.719ROE（4 -3）F-0.325OER0.206FAR0.855ROA0.804PR0.729OSS0.625PAR30i2?+=?+++?0.731LP0.719ROE（ 4-4）F-0.1880.151ROA0.219PR-0.206OSS0.219PAR30i3++= OER+++进一步的，根据上述三个式子可计算出各样本的三组因子得分，结合式（4-1）和表 4.3 可得样本机构的财务绩效综合得分函数为：123Ni0.362850.205000.10678iii= F +F+F（4-6）
（2）社会绩效综合指标同理，构造社会绩效综合指标的分析结果如表 4.5:同理，可得样本机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函数为：12Mi0.396300.34572ii= F +F（4-7）2.解释变量作为 NMFIs 的重要权力机构，理事会和监事会是其治理机制作用的重要载体，因此本节主要探讨理事会和监事会治理与绩效的关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确定本文中反映机构治理机制的解释变量包括：理事会规模、两职分离、理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设置情况、女性客户占比，这些变量分别用 X1、X2、X3、X4、X5表示，具体定义见表 4.1.
此外，还需要将可能对机构业绩和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的外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本文将机构资产规模、年龄、所处地区设为控制变量。
4.1.3 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 NMFIs 的实际情况，为检验 NMFIs 治理与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 5 个研究假设，如表 4.6 所示：
4.1.4 模型设立
在控制机构资产规模、年限和所在地的基础上，本文分别考察理事会规模、两职分离、理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设置情况、女性理事占比等治理结构因素对 NMFIs绩效的影响，分别建立如下两类回归模型：1.为了检验理事会规模与机构财务绩效是否呈倒 U 型关系，分别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4-8）和曲线估计模型（4-9），通过回归分析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而考察理事会规模与机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两个回归模型也检验了另外四个假设.2.为了检验理事会规模与机构社会绩效是否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分别建立多元1进而考察理事会规模与机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两个回归模型也检验了另外四个假设（4）其中，M、N 为被解释变量，Xi（i=1,…，5）为自变量，ASS、Year、D 为控制变量，β0,δ0,φ0,λ0为常数项，βi,δi,φi,λi（i=l,…，9）为非标准化偏回归系数，Ф 为随机变量。
4.2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4.2.1 主要变量的 Person 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对样本 NMFIs 的理事会人数、两职分离、理事会会议次数、是否设立监事会、女性理事所占比例五个解释变量以及机构财务绩效综合指标和社会绩效综合指标两个被解释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7:检验的结果表明，理事会规模与 N、M 均呈现正相关性，理事会规模的平方与 N、M 呈负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 NMFIs 理事会规模越大，机构绩效变得越差，与我们的假设 1 一致；理事会会议次数与 N、M 正相关，可能说明理事会召开会议次数越多，理事会积极参与机构治理的动力越强态度越好，这与假设 3 即随着机构业绩的下降，NMFIs 召开理事会议的次数会增加不符；两职分离、设置监事会、女性董事参与治理与 N、M 均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设置监事会和女性董事参与治理与 N、M 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这也与预期一致。但相关性分析只能提供部分证据，我们在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作进一步考察。
4.2.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4.8 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主要包括财务绩效综合指标 N,社会绩效综合指标 M,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N 和 M:可以看出，M 最大值为 2.08,最小值-0.92;M 最大值为 3.02,最小值为-0.40.两个指标之间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体现了我国 NMFIs 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有些机构已经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有些因治理不佳面临着转型或转制的风险。控制变量 ASS、Age 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理事会：理事会作为全体社员的代表机构，其独立性和有效性、规模、产生办法等方面的问题一直都是监管部门和学界考察 NMFIs 治理机制的核心。中国 NMFIs 也颁布了相关的法规、指引、准则、标准等文件来规范理事会的运作。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 NMFIs 理事会规模最大为 16 人，最小为 2 人，平均规模约为 5 人。整体来看，理事会规模的差异性是合理的，规模大小与会员数量成正比，符合理事会人数不超过会员人数三分之一的规定。理事会次数，一年最多的有 15 次，而最少的为 0 次，也就是说有些 NMFIs 在一年之中没有召开过一次理事会会议，这与多数 NMFIs 章程规定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理事会会议不符，而印证了第二章中所述的 NMFIs 治理特殊性--理事会虚设，无法保证理事会会议次数。
两职分离情况、监事会设置情况：可以看出，有的机构理事长与总经理合二为一，有的则由不同人员担任；有的设置监事会，有的未设。这些都是影响绩效的原因。
女性理事占比：有些机构理事会成员全部为女性，如陕西省佳县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陕西省蒲城县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而一些机构完全没有女性理事，这与机构宗旨有很大关系。
4.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首先，为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计算了检验多重共线性的指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ng Factor,VIF）；其次，利用统计软件 SPSS19.0 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见表 4.9）：从四个模型本身来看，拟合度比较高的是模型 3 和 4,其调整后的 R2值分别为0.574 和 0.778,拟合度较高。同时，各个变量在年度回归中，其系数都具有较高的显着性。因此，模型 3 的结论的有效性稍高。前两个模型中的 R2值都存在 0.5 以下的情况，方程的拟合度稍低。在这三个模型中，模型 4 的变量系数的显着性相对要高一些。结合四个模型实证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1.H1成立：理事会规模与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呈倒 U 型关系。可知，方程 3、4 中，理事会规模平方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理事会规模与机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之间均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因此，假设 Hl成立。换言之，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理事会规模，使 NMFIs 治理效率达到最大。这一结果与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的实证结果相一致，即证实理事会规模的确是理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65].
2.H2成立：两职合一会降低机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模型 1、2、3、4 中，两职合一与 N、M 的相关系数都为负，说明理事长与总经理兼任不利于机构的发展，由此假设 H2成立。但是部分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 Baum 和 Bird（2010）所指出的，作为创始人的董（理）事长在 NMFIs 中拥有独特的、专门的管理能力，拥有广阔的产品渠道、资金来源渠道以及优良的人脉关系[21];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积极参与机构治理，并带来了机构社会绩效的增长；王维（2012）实证研究也表明，他认为在机制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两职合一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自由地进行创新，使机构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18].
3.H3部分成立：理事会会议次数与财务绩效负相关，与社会绩效正相关。可能一方面是因为 NMFIs 业绩越差，会议次数越多，即高频率的理事会会议活动是公司对较差业绩所做出的反应（Jensen,1993[66]），另一方面可能原因是在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下，由于 NMFIs 内部人控制严重，表决权和决策权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理事会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或者，由于理事会会议将大量时间浪费在例行性事项上，导致理事与经理层以及理事之间无法有效地交流，理事们不能有效地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指导、服务，也不能有效监督管理层（谷祺、于东智，2001）[67].
4.H4成立：设置监事会可以改善机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尽管中国 NMFIs监事会制度还不健全，有些监事会形同虚设（刘西川、程恩江等，2006[17]），但是监事会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防止内部人控制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这也是很多学者呼吁 NMFIs 完善治理结构的一个原因。
5.H5成立：女性理事占比与财务绩效、社会绩效正相关。这与国外研究结果是一致的（Mersland 和 Str?M,2008[36];Adams 和 Ferreira,2009[34]）。
6.机构资产规模、机构年龄和所在地区对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各不相同。
4.3 本章小结及不足之处
本文以 2010-2012 年 41 家中国 NGO 小额信贷机构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理事会治理机制与机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曲线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 NGO 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机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 NGO小额信贷机构理事会规模与财务绩效综合指标和社会绩效综合指标呈倒 U 型相关关系；理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与其财务绩效综合指标和社会绩效综合指标正相关；理事会会议次数与财务绩效综合指标负相关，与社会绩效综合指标正相关；设置监事会可以改善机构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女性理事参与治理也能促进机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提升。
但是，本章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章在 NMFIs 治理机制与绩效关系的检验中，着眼于单一治理机制，先验性地把他们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认为二者是一种静态关系①.但是，已有学者提出，治理机制可能存在内生性（Beiner et al,200653[68];Agrawal & Knoeber,1996[69];宁家耀、王蕾，2011[70],等）。也就是说，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多种治理机制的相互影响使得单一治理机制对绩效的回归可能存在偏差。在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研究中，内生性主要在于公司为了提高绩效可能会改善公司治理状况，例如引入外部董事或专家型的独立董事以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因此公司治理机制可能是内生于公司绩效的。
针对内生性问题，国内外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按照“先提出假设--而后验证”的实证分析思路。基于以上文献情形以及本文关注的是治理机制与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关注存在内生性情况下治理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因此忽略了内生性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