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郑振铎活跃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他倡导我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大量的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凡。而其中，郑振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向远曾指出，在泰戈尔的翻译者中，译介较早、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郑振铎（西谛）。
选译泰戈尔的作品，除了出于自身对诗人以及作品的喜爱，更是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兴白话，废古文”之趋向。“而最能体现 ‘五四’ 文学语言革命实质的便是白话诗的诞生”。
随着郑振铎译《飞鸟集》的出版，掀起了一股白话短诗风潮。 受之影响的就有郭沫若和冰心。 五四的大背景下，急于接受外国文化，以便为中国注入新的血液导致外国作品的流入。可以说，译者自身、外部条件和内部需要造就了泰戈尔在中国的盛行，也成就了郑振铎。
二、译者自身
首先，郑振铎是极其喜爱泰戈尔的作品的，也是非常推崇泰戈尔的。根据他自己在《新月集》的译者自序的说法， 他在 1918 年读到泰戈尔的诗歌并且很喜欢。随后，他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一些小诗并于 1922 年出版了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 书中他引用 S.Rad-hakrishnan 的话称泰戈尔的魅力来自其 “思想中高超的理想主义”和“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和美丽”。
谈及爱泰戈尔的原因，他也引用说，“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这就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
连他自己谈到诗歌“选译”的标准时也说要选译“我所最喜欢读的”（郑振铎 《飞鸟集》例言） 。 除了言语上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喜爱，在行动上，郑振铎更是积极。 1924 年，泰戈尔访华。 4月 12 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乘船抵达上海，郑振铎等人在汇山码头恭候。 而在此之前，郑振铎在由他和沈雁冰等人共同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刊物 《小说月报》中专门开了一个“文学家研究栏”，其实就是专门介绍泰戈尔的。 泰戈尔来华之前，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说道：“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 ”
其次，郑振铎认为文学作品要有“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为人生”之态度。他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 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 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
由此可见，“真挚的情感”是郑振铎选译的标准之一。 1922 年郑振铎在《飞鸟集》序里就称诗人是“人类的儿童”，是“天真的”、“善良的”，说泰戈尔是“孩子的天使”，说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真相爱”。
这种文学观和泰戈尔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不谋而合。 而《飞鸟集》也正是一部写爱的作品。 诗里有对自然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情人的爱。 正是看到了这“真挚的情感”，才有了郑振铎版的《飞鸟集》。此外，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便是“为人生”。 因此，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为人生”服务的。这在《飞鸟集》中具体表现的便是哲理诗，它用数行的文字来讲述人生的道理，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最后是郑振铎明确的翻译目的观。 对郑振铎来说，翻译最好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接触”。正是在这样一种目的观的指导下，郑振铎选择翻译泰戈尔的许多作品，打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指明方向。 而《飞鸟集》所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一股小诗风潮。 打破了传统，引导人们对人生进行思考，对未来思考。
三、外部条件
首先，经受的相似国情，使得泰戈尔在感情上亲近中国。 泰戈尔生于在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 20 世纪初，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剥削，面临着反帝任务。 1905 年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写了大量的爱国诗篇， 以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
这样一种环境下，他的作品饱含爱国主义情怀。 客观上来说，这为他后来不朽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正因为这种经历，他对于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他也深有感触，满怀同情。 他二十岁的时候，写了一篇名为《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的文章，直观而深刻地揭露英国对中国的“强盗暴行”。
他看到我们的遭遇，更鼓舞我们前进。 1916 年路过香港，在码头上看到中国搬运工人时，他热情地写道：“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码头上中国工人们的劳动。 他们只穿一条蓝色的裤子，上身赤裸着。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身体，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劳动。 真是十分健壮的身体，挑不出一点瑕疵来……从这种劳动的力量、 技巧与欢乐的融汇里，使我体会到在这个广大的阶层里蕴藏着整个中国的巨大的力量……在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他向前迈进。”
泰戈尔式的这种鼓舞给了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也为郑振铎的翻译提供正能量。其次，泰戈尔于 19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 泰戈尔凭借 “‘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美的诗歌”《吉檀迦利》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这无疑给时值新文化运动中迷茫的中国文学点亮了一盏灯火。作为“五四文化精神的承接与探索”者，他称《吉檀迦利》一经出版，便“立刻惊诧了全个欧洲的人，那样的崇高而莹洁的情绪，乃是欧洲所不常见的”。
他在《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 一文中说道，“以清新的，活泼的，神秘的诗，投入现代的沉闷于物质生活的人手中，使他们的灵魂另外开辟了一扇极明净极美丽的窗子”。“诺贝尔文学奖”这盏明灯，成为典范的力量，为众多人翻译其作品提供条件。 郑振铎也成为翻译泰戈尔作品最多的一位。
最后，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带来了无产阶级思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郑振铎是最早一批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之一。这个外在条件为郑振铎的文学翻译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正如李何林在谈到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时， 就把郑振铎同鲁迅、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并列一起，中肯地指出：“他们在五四时代假使所接受的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没落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没有在无形之中（他们不自觉的） 被无产阶级思想所感染， 所引导，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五四前后所发表的文章里面，那样激烈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和文学进行斗争。 ”
因此，郑振铎的翻译文学里也多充满自由思想。
四、内部需要
一方面，20 世纪初，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和 “新文化运动”。 利用科技技术这个外壳和试图通过制度革新来改变中国的面貌都没有成功，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 这样的内忧外患，使国家处于迷茫和探索的状态中。 而“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步入暗淡和萎靡境地时，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阂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
正是国内这样一种内需的要求为翻译文学提供了宏观条件。 不仅如此，文学家们也试图通过选择性地翻译文学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 “五四文学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外国文学翻译运动”。而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正是适宜的产物。郑振铎用白话的方式来翻译，开“白话小诗”之风。 “白话小诗”打破了古诗体的僵化模式，不拘泥于形式，能表现古诗体模式所不能表达的，更是对封建的一种反叛和宣告。事实证明，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冰心看了郑振铎译的 《飞鸟集》，不禁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 ”冰心后来的诗集《繁星》和《春水》也是受其影响。譬如，郑振铎翻译《飞鸟集》中的诗时，不少诗的最后一句采用“便……了”的句式。这样的句式在冰心的不少小诗里出现。 如春水第 141 首：
另一方面，探索在新文化道路的“灵魂”需要慰藉。 而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郑振铎认为，泰戈尔“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途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 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乐园”。例如《飞鸟集》第 321 首：“ 在这个黄昏的朦胧里 ， 好 些东西看来都有些幻相———尖塔的底层在黑暗里消失了，树顶像墨水的斑点似得。我将等待着黎明，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光明里您的城市”，这样的文字， 是多么充满希望，给当时人们的灵魂以慰藉和平安。
五、结语
泰戈尔对我国五四新文学具有巨大的、 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他影响了五四时期诸多的作家。 兴起了中国文学领域的新诗体。所有的这些影响和作为与郑振铎先生从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息息相关。郑振铎先生在介绍外国文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振铎译泰戈尔不是偶然的事件，有其客观的动机。 译者动机是翻译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这有利于填补和加深对翻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诫译者， 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不但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外界是不是有这个条件， 内部是不是需要，翻译以后是否有利学术的发展。 要翻译出好的、经久耐读的文学作品，译者自身是一个方面，外在动机和内部需求都占有重要比例。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好的作品呈现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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