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所着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旧上海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书中对曼桢、曼璐、翠芝等几位女性的描写是细腻生动的，以女性视角深入解读作品，从女性悲剧形象的探究再分析导致其悲剧的原因及其中体现的文化价值，以深化对《半生缘》这部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具有现实启迪意义。
关键词 : 《半生缘》 ; 女性;悲剧;
20世纪80年代起，女性主义思潮在我国涌现，文学领域也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出现了许多关注女性行为、形象的讨论和研究。《半生缘》这部文学作品以深刻、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不同女性的悲剧人生，如独立坚强的曼桢、沉溺于爱情的曼璐、因循守旧的翠芝等，这些女性形象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真实生活状况的细致观察与关怀，也体现出对社会生活的真切感悟。从女性视角反观其中的人物悲剧形象及其内在的原因，会从悲剧中得到心灵的触动与力量。
一、小说《半生缘》创作概况
《半生缘》是经过张爱玲更改的版本，原名为《十八春》。最早发表的时候，是1951年，正是祖国刚成立不久，亟须建设的一个时期。《十八春》与《半生缘》的区别在第十八章显得分外明显。在《十八春》中主人公曼桢与世钧因为“支援东北”的契机又重新遇见，以喜剧结局为小说画上了句号。那个时期，无数的作家都得对文学与政治保持高度的警觉，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后来饱经风霜的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了新一轮审视，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于1968年出版。改写后的版本充满了悲剧情调，在种种误会、隔阂及伤害下，男女主人公曼桢与世钧都有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由于机缘巧合，阔别14年他们迎来了见面，在所有的错过与误会被理清后，这场见面已经是充满懊悔、痛彻心扉的告别。虽然改写后的版本充斥着种种爱而不得的遗憾，但这也更加真实并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半生缘》将曾经美好的爱情毁灭给人看，让读者不禁反思其中的原因，感受到旧时代女性的渺小与反抗，无奈与妥协，从中获得启迪。
二、《半生缘》女性悲剧形象解读
（一）具有独立精神的反抗者：顾曼桢
在《半生缘》中，女主人公曼桢接受了良好教育，是一个独立自主、有自我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女性。在家庭层面，当姐姐嫁给祝鸿才后，曼桢坚持一个人打两份工肩负起家庭的责任，供弟弟们读书上学，用独立与尊严撑起了贫弱家庭的一片天。在爱情层面，她的贞操观不同于旧时代的其他女性，虽然在姐姐陷害下被祝鸿才夺去了清白，但她并不觉得有愧对世钧的地方，她对世钧的爱仍是浓烈的，即使被关在小房间中还想尽一切办法给世钧通信。她的爱隐秘而深沉，具有极强的个人意识。
当她终于有机会逃离“魔宫”般的世界时，她忍痛抛下刚出生的孩子，不顾虚弱的身体想方设法地逃出姐姐的控制，最终在隔壁床金芳夫妇的帮助下获得了人身自由。身为一个独立的反抗者，曼桢总认为自己的内心是强大的，但那些自以为钝化了的痛苦是极具生命力的。在现实的羁绊下，她对周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信念，任由世界的处置[1]。她的反抗失败了，最终选择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祝鸿才。但在曼桢这样的女性身上，她摆脱精神桎梏、永远在混浊困境中呐喊的精神永远触动人心[2]。
（二）人格精神的背弃者：顾曼璐
为了扶持孱弱的家庭，长女顾曼璐在年轻时一个人便肩负起了家庭重任，她将身体当作商品，选择了当舞女这一条出路。舞女的身份迫使顾曼璐与年少结识的豫谨缘分消散，当年老色衰，她选择嫁给了有钱人祝鸿才。其实选择走上“舞女”这条路时，她便背弃了自我，她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舞女”职业之外的选择。“自我”的缺失使她屈服于男权，不断地在祝鸿才身上寻找心理认同。因此曼璐愿意为了挽回丈夫的心牺牲妹妹的幸福。而当事情真的发生，已经顾不得懊悔与思考。曼璐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因背弃了人格精神而“失声”的女性。
（三）封建礼教的牺牲者：石翠芝
为自己的爱情努力争取的翠芝，最终不得不在封建礼教面前祭奠自己的爱情。翠芝对叔惠的情感是热烈的。娇生惯养的富家大小姐愿意为了叔惠只身奔赴上海，甚至为了叔惠在婚期将近之时提出和未婚夫一鹏解约。她对叔惠的喜欢是藏不住的，在与世钧交谈时话题总是不自禁地落到叔惠身上，而家庭的封建门第观念也是难以抹去的，石太太一开始就看不起贫富差距如此之悬殊的叔惠。
在封建礼教观的压迫下，翠芝已经不敢在直面自己的感情，像“一个茫茫无主的孩子”，走进了家庭满意却苍白的婚姻[1]。她与世钧婚姻的结合，是感情失败者婚姻的结合，石翠芝追逐爱情的勇敢和对自由的向往被封建礼教一一无情地碾碎，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者。
三、《半生缘》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软弱封闭心理对女性发展的桎梏
曼桢和曼璐这对亲生姐妹间有一种“本能的羞涩”，有许多感恩的话曼桢一直无法说出口，这让曼璐误会曼桢看不起自己[1]。隔阂在沉默之下持续发酵，最终酿成了曼璐以“危在旦夕”为借口陷害曼桢的悲剧。而贞操观本就与其他人不同的曼桢，在姐姐去世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做出了嫁给祝鸿才如此荒谬的决定，这何尝不是软弱封闭心理对女性发展的层层羁绊呢？曼桢的母亲顾太太的软弱封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在曼桢遭受如此不幸后，母亲在金钱的诱使和曼璐的要求下选择了背弃曼桢，不顾女儿曼桢被暗无天日的“魔宫”囚禁人身自由[5]，默许了悲剧的发生。
（二）复杂漠然家庭对女性情感的羁绊
从外在因素来看，复杂漠然的家庭是推动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顾太太一开始就隐约感觉到曼桢和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就连对“和曼桢合影的漂亮青年”之询问都要思忖良久；顾太太与曼璐的关系亦是如此，曼璐要嫁给祝鸿才的消息都是从佣人阿宝处得知的。顾太太与曼桢、曼璐间总是隔着一层沟通的屏障。
从女性批判的角度看，曼璐为了自己的家庭牺牲掉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家庭的复杂默然或许是从曼璐选择牺牲自己幸福做舞女的“死亡”开始的。婚后的她为了守护岌岌可危的家庭又不惜牺牲掉妹妹曼桢的幸福，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下，曼璐不仅是感情中的受害者，也是感情的施暴者。
（三）封建伦理观念对女性独立的约束
封建社会长久以来的封建伦理观念，深刻影响着女性的生活，阻碍着女性独立。曼璐、曼桢、顾太太和翠芝都被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禁锢着。曼璐实际上对“借腹生子”的手段来挽回婚姻的方式有着深深的认同感，而顾太太在得知曼桢被姐夫强暴后，第一想法竟是撮合曼桢与祝鸿才结婚以保全脸面，在接受了曼璐的“金钱资助”后对曼桢被关押的事不闻不问。而在姐姐曼璐和母亲封建伦理观的轮番洗脑后，曼桢自愿嫁给了祝鸿才，这其实是封建伦理观对女性自由独立精神的消解[7]。这种守旧风气也逐渐消解了翠芝追逐爱情的勇气，翠芝的母亲石太太一开始便看不起叔惠，认为翠芝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伴侣，故而当翠芝和叔惠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会悄悄派女佣探视，当发现翠芝留下的“出走信”后，迅速出门拦截。在封建门第观念的侵蚀下，翠芝迷茫、仓皇地与世钧结婚了，像个“闯了祸的孩子”草草交付了自己的爱情[1]。
四、《半生缘》女性悲剧体现的文化价值
（一）呼吁女性走向觉醒
生活其实并不需要文学过度的歌颂，直面生活中的斑驳，反而更容易让人从本真中找到信仰，得到力量。《半生缘》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因为纯粹的相爱而结婚，曼璐因年老色衰嫁给了祝鸿才，曼桢因孩子与祝鸿才结婚，翠芝因害怕舆论不敢再拒婚，张爱玲将女性所面对的无奈与羁绊不加掩饰地展现了出来。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及“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的不是此在在地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地向终存在”[8]。在这个意义上，曼璐、曼桢、翠芝爱情的“死亡”也意味着新生，在无所希望的浑浊世界中，那些自由、爱情与勇气的被消解也提醒着未来更多女性探索着个人觉醒之意识，向死而生，从中获得永不枯竭的独立人格精神。
（二）苍凉的结局更具力量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苍凉，更是一种启示。”[9]张爱玲所刻画的这种苍凉的美使《半生缘》这部作品极具悲剧式的力量。张爱玲的《半生缘》展示了女性视角下对人生、爱情婚姻的选择，体现了女性在困境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意志，以苍凉悲剧式的结局结尾，从而引发读者怜悯、恐惧等情感，使读者在悲剧中完成自我的净化，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细腻生动的描写，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深切的关照，让人不禁对其中女性形象的无奈与悲凉进行反复品位与探究。无论如何，这为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点亮了前行的灯塔，现在及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起，寻找到个人的价值和存在的自我，掌握自己的爱情与人生。
参考文献
[1] [3][4][6]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北京十脑艺出版社,2012.
[2]刘成宝论女性主义视角下《倾城之恋》的爱情悲剧[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05):32-33.
[5]常乐.浅析张爱玲《半生缘》中爱情与人性的悲剧[J].青年文学家,2018,(26):49.
[7]龙子佩.论《半生缘》悲剧的必然性[J].青年文学家,2018.(17):19+21.
[8]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9]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