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现有搜集的136则青海民间幻想故事口头文本为研究对象，对青海民间幻想故事中数量较多的“狼外婆”故事、“异类婚”故事和“灰姑娘”故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考察分析，将以上三类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分为违禁型女性、完美型女性、斗争型女性、继母型女性和灰姑娘型女性五种类型。同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其中的女性角色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关键词 : 幻想故事，女姓形象:男权社会,女姓主义: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崩溃，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社会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女性被剥夺参与政治、经济等活动的权利，成为被男性圈养的家庭奴仆和生育工具，女性的精神受到极为严重的压迫。男权的文化精神和女性的角色期望延绵数千年，逐步成为社会共同体习以为常的存在。基于提升女性社会各个层面地位的需求，女性主义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的核心即揭示性别秩序中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着力改善女性的地位，追求男女平等与两性和谐。
青海民间幻想故事中主要的女性形象或完美善良、或面目可憎、或可怜可爱，但其角色塑造共同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下青海传统的两性关系以及青海各族人民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趣，展示了青海各族女性对自主权利的渴望，揭露了长期以来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由此折射出青海各族女性反抗悲惨命运、提升自我地位的艰难历程。因此，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青海民间幻想故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阐释。
一、“狼外婆”故事——违禁型女性
“狼外婆”型民间故事是一个极为常见并在幼儿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均有流传。表面上来看，这类故事是家庭教育的体现；但从更深层次进行剖析，故事中包含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禁忌。
（一）故事的概况
青海省各地区流传的是“狼外婆”型故事的亚型——“吃人婆”故事，如《野人婆的故事》《吃人婆的故事》《吃人婆》等。与“狼外婆”型故事主要流传的文本相比，“吃人婆”故事中主要的女性角色是属于违禁型女性的母亲以及吃人婆假扮而成的母亲。这类故事的主要情节是：母亲出门或打柴、或回娘家探亲、或给丈夫送饭，在路途中被吃人婆吃掉。之后，吃人婆扮成这位母亲的样子回到家中。在家门外与三个孩子进行问答，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未上当，辨认出门外的是吃人婆而非母亲，没有给吃人婆开门。但年龄最小的孩子轻信吃人婆的话，打开了门并与其同寝，最后被吃人婆吃掉。剩下的两个年长的孩子机智地发现了这一情况，最终在与吃人婆斗智斗勇的周旋之下爬到一棵树上，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受到路过动物的帮忙活了下来，吃人婆也被制服或杀掉。
（二）违禁的女性
“吃人婆”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真假母亲”，这一成年女性的人物形象也是该类故事的灵魂。同时，女性人物具体的形象和情节设定——母亲走出家门，被吃人婆吃掉而被“妖魔化”，也暗含了男性的话语权力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
“门”是这类故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体。具体来看，“门”既是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男性角色以及社会对女性设下的规则和禁忌，也是男性性别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吃人婆”故事在青海的流传区域主要集中在河湟地区，这一地区是青海省内地势最低的地区，气候宜人，适宜农耕栽培，是传统的农业区。同时，该地区多为汉族，并且位于中原汉族文化圈的边缘，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家庭模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并逐渐建立形成了以男权制为核心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婚姻和性别观念。因此，女性的角色定位是家庭以及男性的附属物，女性要在家庭这一仅有的范围空间内完成抚养和教育孩子、照顾长辈、服务男性的工作。这种社会性别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女性的活动空间仅限于家庭，要与外界保持相对隔离状态的规则；更深层次上来看，也暗含着男性对女性贞洁的要求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限制。故事中的母亲离开家门，其实就是对“门”这一女性禁忌的触犯。走到“门”外的这一行为，既对男性的贞洁观造成了威胁，也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类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违禁型女性，即受到违禁的惩罚而被吃人婆吃掉的真母亲和妖怪假扮而被“妖魔化”的假母亲。这一情节投射到现实社会中，就是女性在违反角色定位或触犯禁忌时，就会失去社会和家庭伦理规则的认同。
二、异类婚故事——完美型女性和斗争型女性
青海各地流传的异类婚故事，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异类妻子”和“异类丈夫”两类。两类故事中占据主角地位的都是女性，但其展现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异类妻子”故事中的女性寄托了底层社会劳苦大众的集体愿望，体现的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而“异类丈夫”故事中的女性往往具有悲惨的命运，展现了女性斗争的残酷现实，折射出女性被压制的文化思维和反抗命运的艰难。
（一）异类妻子——完美型女性
1. 故事的概况。
在青海异类婚故事中，异类变成女性与人婚恋的故事数量更加庞大，情节也更加丰富。这类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黑马下的张三哥》《鸡媳妇》《白搭儿找妻》《羔皮姑娘》《钻石仙女》等。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男主人公得到异类妻子的方式一般是直接得到某物、或是男主人公救了某种动物（通常是女主人公的变形或者女主人公的家人）、或是受到家中老牛的指点和帮助而得到某种植物、动物或器物。根据得到异类妻子的方式不同，之后的情节发展也会稍有不同。相比以其他方式为故事开端的过渡情节，以救助异类妻子家人为故事起因的这类故事，增加了到异类妻子家中挑选不起眼的物件的情节。之后，男主人公通常会偷窥异类妻子做饭从而发现她们的秘密，或是直接偷窥并拿走她们的衣服（一般是兽皮）威胁异类，异类就会永远变成女性并成为她们的妻子。他们结婚之后，通常会有妖魔、统治阶级或是女方的家长出现并带走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则会在妻子的指点下排除万难，战胜恶人，成功救出妻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综上所述，异类妻子是这类故事中的灵魂人物，她们往往是仙女、龙女或是动植物精怪幻化而成的，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和完美的形象。
2. 完美的女性。
不管是“田螺姑娘”故事、“龙女”故事还是“天鹅仙女”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作为女性角色的异类妻子具有一些整体的特征：尽管原型各异，但是她们在民间故事的创作者口中始终是完美的女性。具体来看，异类妻子的形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年轻貌美。纵观青海异类婚故事中的异类妻子，她们几乎都拥有惹人喜爱的容貌。同时，故事对于这类女性的容貌描写恰到好处，能够轻易地让读者了解到她们的美丽。在具体的故事书写中，有些是在异类女性出现的情节中，简单地以“有个十分漂亮的姑娘”点明她们的貌美，也有一些是比较详细地描写异类女性的外貌，如流传在格尔木市蒙古族中的《达兰泰老翁》中对龙女的形象描写：“从蒙古包里走出了一位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像月亮一样皎洁的少女。”曲麻莱县的藏族幻想故事《钻石仙女》中这样写道：“这女子身着金缕绢衣，佩戴珠宝翡翠、珊瑚玛瑙，长得很美丽。”故事中还特别描述了男主角的心理活动来突出钻石仙女的美貌，“啊呀呀，三宝在上！这位姑娘如不是国王的公主，也一定是位仙女。”另外，这则故事中还写到男主角一直躲避着钻石仙女，原因是害怕钻石仙女的美貌将自己彻底迷住。乌兰县的蒙古族故事《巴彦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异文中，对牡丹仙女的容貌描写也较为直观：“她穿的是五彩的花袖衫，颜色就跟昨天从天上降下的那条彩虹一样。她的容貌就像昨天折来的那朵牡丹花一样好看。”
(2）聪明机智。在异类妻子故事中，最为重要和精彩的情节往往是女性智慧的展示——凡间的丈夫在异类妻子的出谋划策下，能够轻易地解决难题或战胜敌人。具有这类情节的故事数不胜数，如互助土族故事《鸡媳妇》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龙女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挡羊娃不受父亲和后母待见，多次受到他们的为难，如一日开垦完山上的荒地、用破木勺灌溉新开垦的土地等等。龙女帮助挡羊娃一一解决了这些难题，并惩罚了挡羊娃的父亲和后母，两人也得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流传在德令哈市蒙古族中的《羔皮姑娘》也是一个聪慧的龙女妻子帮助丈夫应对可汗的刁难，并杀死可汗和他的军队的故事。流布于共和县的故事《白搭儿找妻》中的异类妻子是狐女形象，其与白搭儿成婚三年之后因婚缘已断而离开，白搭儿找到妻子之后，在妻子的指点下成功化解丈人给出的难题，最后在丈人的祝福下重新成婚。《最好的礼物》是流传在互助土族中的一则天鹅仙女型故事，男主人公立木端主立志找到治理风沙、化荒漠为草地的方法，原型为天鹅仙女的妻子指点他杀死风妖，并绣出一幅能够化作青山绿水的风景图，从而实现了立木端主的愿望。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的异类妻子都是富有智慧的女子，此处不再赘述。
(3）善良贤惠。通过对青海的异类妻子故事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善良贤惠是这类女性的又一个比较突出的形象特征。首先，这类故事中的男主人公获得异类妻子最常见的方式是男子偶然得到某物，将它放在家中，干完农活回家后却发现有人替他准备好了饭菜，之后他寻找机会躲藏起来偷看，发现了异类变成女子的秘密，女子从此再也不能恢复原样，从而与他成婚。故事的开端是异类女子为男子准备饭菜，照顾男子的生活。如《黑马下的张三哥》中三位天上的仙女看到黑马张三哥和他的两个兄弟每天打猎、砍柴十分辛苦，便变成三只白鸽下凡为黑马张三哥三兄弟做饭；《枯树开花》中画中女怜惜男主人公丧母之后无人为他做饭，便幻化成人每日为男主人公准备饭菜。《牡丹媳妇》中天宫的仙女怜爱男主人公尕来儿生活艰苦，求得父亲同意后变成牡丹花下凡帮助尕来儿处理家务。其次，异类女子与凡间男子成婚之后，往往会留下来并与丈夫一起侍奉丈夫的家人。如《学艺归来》中的湖神女儿劝慰丈夫原谅并看望三年未见的有矛盾的兄嫂，之后留在人间与丈夫一起照顾其年迈的父母；《达兰泰老翁》中的龙女为丈夫和他的父亲达兰泰老汉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并一直留在人间侍奉丈夫和老人。
3. 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塑造。
异类婚故事中的异类妻子是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形象。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完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展演是男权社会下男性角色的凝视造成的。
一方面，完美型女性形象的展演体现了男权中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意趣，是传统男权社会两性关系的直接反映。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主要为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由于现实生活的艰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下层男性通常会幻想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改善生活。青海是西王母神话主要的流传区域，女性神在当地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此外，母系社会是中国社会最原初的社会形态，即使在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再加上夫妻关系是相对来说比较亲密的社会关系，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帮助男性。因此，在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下，底层社会的男性更倾向于娶到一位美丽贤淑的妻子以摆脱现实的困境。在男性的幻想中，年轻貌美、善良贤惠、富有智慧的完美女性是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然而，这种完美的女性仅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现实中的女性无法同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特质和能力。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从表面来看，完美的异类妻子是男性的理想；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完美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严格要求。
另一方面，女性同样是民间故事的主要创作者，完美型女性形象既是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男权话语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以及严密的社会秩序对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自觉地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在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男性是家庭的统治者，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要对丈夫绝对服从。因此，完美的妻子形象集中体现的是传统社会女性的愿望，即她们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完美的妻子，满足男性和社会对其社会角色的期待，实现社会角色的完美扮演。
（二）异类丈夫——斗争型女性
1. 故事的概况。
青海各地区流传的异类丈夫故事以“蛇郎”故事、“牛犊娶亲”故事、“蛤蟆丈夫”故事为主，其中以女性为真正主角的是“蛇郎”故事和“牛犊娶亲”故事。
(1）“蛇郎”故事。“蛇郎”故事在中国的流传极为广泛，在青海也有较多异文，如《蛇郎哥》《蜜蜂当媒》《蛇郎和仙女》等。这类故事表面上是一个女孩与蛇成婚的故事，实质上是姐妹之间争夺幸福婚姻的故事。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女主与她的姐妹们，大致的情节是：故事的开头一般是老父亲帮女儿们采花或干活时农具丢落、或异类救助女主一家而遇到了蛇郎；其他姐妹不愿嫁给蛇郎，便由最小的姑娘嫁过去；之后姐姐们嫉妒妹妹婚姻幸福，企图取而代之便将妹妹推入河中；妹妹死后经历小鸟、某种植物、金钱砣等多次变身，最后被蛇郎丈夫认出，恶毒的姐姐们以死亡为结局。其中《蛇郎和仙女》略有不同，故事的开端是女主采花遇到蛇郎，女主为后母所害。
(2）“牛犊娶亲”故事。青海幻想故事中的《牛犊儿子》就是一则典型的能够反映女性的激烈斗争和悲惨命运的异类丈夫故事。这则故事的主要人物角色有主角牛犊、反角大奶奶和二奶奶、主角的父亲王员外、主角的母亲三奶奶、在绣楼绣花的张小姐（牛犊的妻子）。大致情节是：王员外出门前询问三位妻子用什么迎接他回家，大奶奶回答用头顶着香盘、二奶奶说做鞋帽袜子、三奶奶则说拿新生的儿子迎接员外。两位奶奶担心自已的利益受损，便合谋杀害三奶奶的儿子，并用死猫代替死去的孩子经历多次变形，最后变成漂亮的花牛犊儿，在两位奶奶企图杀掉他时，成功逃出，并在途中被善良的张小姐带回家中。之后被张小姐发现真身，两人成婚后，回到牛犊家中与父母相认，两位奶奶也羞愤死去。
2. 斗争的女性。
通过对以上两类故事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两类故事反映的都是女性斗争的社会现实，展示的是斗争型的女性形象。与之有类似情节的幻想故事还有姐妹型故事，此处不再赘述。首先，两类故事体现了女主人公与其他两位女性的善与恶、强与弱的两组二元对立组合。女主人公是善良的，其他两位女性是恶毒的；女主人公最初处于弱势，后来是另外两位女性处于弱势。两组不同性格的女性得到了不同的结局，彰显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次，虽然两类故事体现女性斗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以及自身权利的争夺。蛇郎故事中的女性一直处在对于不幸婚姻的自主抗争中，暗含了女性只能通过幸福的婚姻改变悲惨命运的意义；牛犊娶亲故事中的女性斗争是一夫多妻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对于家庭话语权的争夺，只有取得男性大家长的认可和青睐，女性才能获得家庭话语权，提高其所属一系社会关系的地位，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权利。究其根本，异类丈夫故事中斗争型女性产生的原因是男权社会下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处于劣势，更甚是悲惨的处境，只有获得以男性为代表的家庭主导者的认可，才有可能真正地成为人，而非可抛弃的“物”。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女性之间的斗争也是男权压迫下女性面对自主权利的渴望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反映了女性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性失败。
三、“灰姑娘”故事——灰姑娘型女性和继母型女性
“灰姑娘”故事是世界性的民间故事，流传范围广，异文种类多。在中国，“灰姑娘”故事的历史非常悠久，拥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灰姑娘故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青海流传的灰姑娘故事也有不少，由于区域、民族文化的不同，其故事风格和情节设置也较为独特。青海灰姑娘故事中的女性形象为处于对立状态的灰姑娘和继母，集体反映了男性角色凝视下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女性的历史性失败。
（一）故事的介绍
青海各地流传的灰姑娘故事略有不同，较多的故事是灰小子型，以两兄弟为主要角色，如《牡丹媳妇》《人心》《想长和想短》《树梢上盘场》《金来和金柱》等，重点着墨于男主人公通过解决诸多难题娶得良妻，并突出对比男主人公与继母、继兄弟。而“灰姑娘”故事文本较少，最典型的是湟中县的回族故事《川草花和马莲花》。这则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主角川草花、反角后母和后母带过来的同岁姐妹马莲花。主要情节是：后母虐待丈夫的亲生女儿川草花，经常安排她干农活。浪会前，又给川草花布置了繁重的家务，如将和沙子混合在一起的粮食拣出来等等。在川草花为难痛哭之际，已经去世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帮助女儿完成了家务，给女儿准备了新衣服、坐骑、珠宝，并让女儿去浪会场。川草花将珠宝撒给众人，引起后母的嫉妒和怀疑。之后后母设计让川草花生吃蛇蛋，嘱咐丈夫杀掉川草花，丈夫不忍并将川草花扮成挡羊娃的样子送到她的婆家。后母又设计将自己的女儿马莲花嫁给了川草花的婆家，在婆家的帮助下，后母和其女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川草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悲惨的女性
通过对上述两类灰小子故事和灰姑娘故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两类比较典型的女性：灰姑娘和继母。即使这两类女性通常是作为善恶两种不同形象出现，但她们之间有共同的特征——悲惨的命运和弱势的地位。
1. 继母型女性。
在青海，不仅是幻想故事，几乎所有类型民间故事中的继母形象都是恶母。不难发现，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及大众百姓对继母存在长久的偏见，并建立起了口耳相传的刻板印象，为继母贴上了恶毒的标签。究其根本，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有二。
一是封建传统女性观对改嫁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在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视女性的贞节，极其推崇节妇。自隋唐起，正史中设《列女传》的共有十三史，并多取女性杀身殉义之事。宋朝时，贞节标准正式确立。欧阳修和宋祁在编纂《新唐书》时所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列女入选的首要标准是贞节；同时期的理学家们也纷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至元朝，不仅是在正史撰写中着重记录死守贞节的女性，而且在现实中朝廷会通过立牌坊、写碑文、建祠堂等方式嘉奖守节女性，百姓也会自发地赞扬贞妇。明清的贞节观念更是深刻，认为女性一旦失节，便是做多少善事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朝廷和普通民众都极度推崇女性以死殉夫、誓死不二嫁的行为。仅是《明史》和《清史稿》中收录的列女就有820余名之多，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为列女，实为烈女。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精神控制和社会压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在这种大背景下，继母作为改嫁的女性是被社会歧视和区别对待的，社会也会更倾向于将一些不好的属性附会到继母身上。同时，长时期的社会暴力和心理压迫也增加了继母心理不健康和迫害非亲生子女的可能性。
二是传统的财产继承制给继母带来的不安感。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享有继承权的继母及其子女只能选择依附男性家长获取安全感。根据传统社会的财产继承制，首先是嫡长子继承制，继室子不享有财产继承权；其次是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继母作为女性只能依靠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因此对于丈夫的亲生子女非常排斥，通常会采取一些恶劣的手段虐待非血亲子女或将其赶出家门。对于继母来说，这样就能够保障自身和亲生子女的权利，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总之，社会的偏见加上个人的恶劣行为，使得民间故事中的继母具有类型化的倾向，从而塑造出这种不易改变的、深入人心的恶毒的女性形象。
2. 灰姑娘型女性。
灰姑娘型女性的形成，表面上看是血亲子女与继母和非血亲子女斗争的结果，实质上根源于男权对女性的压迫。
首先，灰姑娘在家庭中的悲惨生活是由于男性角色的缺失。纵观灰姑娘型故事，可以发现父亲这一角色通常处于缺席的状态，即使出现，也不曾表现过对亲生子女的偏爱。父亲作为家庭的统治者，不重视亲生子女的态度以及家庭生活中的缺席状态，易于造成临时掌握家庭权力的继母滥用权力。而继母由于亲生子女不享有优先继承财产权的不安感以及与非血亲子女的矛盾冲突，就会虐待她们，导致灰姑娘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幸。
其次，灰姑娘获得解放是由于男性的回归。故事的结局往往是灰姑娘觅得一桩美好的婚姻，从而摆脱之前困苦的生活状态。这种故事结局的设置，实质是男权社会下女性寻求改变社会地位的努力和不得已的选择。贫苦的民间女性在社会的压迫下，希望改变生活状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由于长久以来的封建礼教以及男权对女性的精神控制，女性的活动范围和思想被局限在家庭中，她们无法冲破男权的桎梏，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做出的努力也只能从男性出发。因此，灰姑娘最后选择通过婚姻取悦新的男性，改变无所依靠的生活状态。即使是在女性话语权不断提升、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男权对于女性长久以来的压制也使得一些现代女性仍然习惯性地试图通过依靠男性获得社会地位的改变。
四、结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就是女性，是在后天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角色定位是由社会强加上去的。在青海民间幻想故事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正反映了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展演：违禁型女性违反了男性的性别伦理观念和男性为女性设下的禁忌；完美型女性体现了男性的审美意趣和不健康的两性关系；斗争型女性反映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而继母型女性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女性观以及财产继承制度压迫的结果；灰姑娘型女性同样也折射出男权话语下女性的历史性失败。此外，英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曾指出父权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女性难以摆脱屈从男性的命运。因此，虽然斗争型女性、继母型女性、灰姑娘型女性是早期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代表性人物，其为自主权利做出的抗争是勇敢无畏的，但因始终没有脱离男性，仍然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轶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刘晓春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1995(03):29-38.
[5]杨宝康佤族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S1):225-227.
[6]孙云凤韦小明.论“灰姑娘故事类型的性别秩序J]电影文学200(15)110-111.
[7]马丽娅回族民间故事中女性形象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8]党彩娟.中国民间幻想故事中的异类婚故事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9]王琨浅论"狼外婆型故事中的伦理规范[J]文化学刊,2013(03):37-41.
[10]马丽君.中国民间文学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研究[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12(04)-:82-85.
[11]冯娟漫谈中国古代异类妻子童话中的“箭垛式人物[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01):76-79.
[12]梁凤娥壮族民间故事中的多元化女性形象[J].民族艺林,2017(02);60-66.
[13]杨俊光东北民间故事中的继母形象分析[A].《东北亚外语论坛)编辑部东北亚外语论坛(2018NO 5总第9期) [C]沈阳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