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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发展

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 作者:徐巧云
发布于:2018-10-24 共5904字

  摘要:我国民族教育学从孕育到形成独立的学科以及当今的快速发展, 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的进步。未来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应重视民族教育学的本土化研究、民族教育学的田野工作、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以及民族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平衡。

  关键词:少数民族; 民族教育学; 学科发展; 双语教育;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edagog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ethnic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pedagog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greatatten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the field work,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the balance of research fields.

  Keyword:ethnic minorities; national pedagogy; disciplinedevelopment; bilingual education;

  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 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边缘学科。[1]民族教育与民族自身的发展相联系, 与民族具有共存性。[2]因此, 民族教育学必然是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
 

教育学

 

  一、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发展脉络梳理

  民族教育学以民族学与教育学为学科基础, 并从中分化组合而出,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 各种不同的科学, 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3]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 都是在“事实”与“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的, 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具体而言,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 孕育阶段: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

  20世纪初, 受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 各类交叉学科不断兴起, 当时的民国政府肆意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监管与同化, 民族教育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下出了一些成果。如:创办了《蒙藏月刊》《中华教育界》《回教青年》等期刊, 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回族教育促进会”“蒙藏教育研究会”等;同时, 还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 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 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以及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4]此外, 国民党政府还出台了《教育部边疆教育报告》和《边疆教育概况》等民族教育政策, 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同化政策,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历史时期, 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 民族教育处于动荡年代, 其相关研究发展缓慢, 缺乏成熟先进的理论支撑, 只能停留在简单地介绍与描述层面, 但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研究孕育了民族教育学的进一步“生长”。

  (二) 奠基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 是我国民族教育学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 为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政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951年首届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地位。1956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讨论并确定了今后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 研究了1956年全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此外, 中央政府还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 在北京、武汉、兰州、成都等地相继建立了七所民族院校, 很快成立了中央到各地方的民族教育机构。据统计, 到1965年, 全国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已达21870人, 少数民族教师3311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已达20所, 有学生19436人, 教师4375人。[5]“文化大革命”期间, 整个教育领域处于停滞、瘫痪状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再次迎来了新生。1980年, 国家民委出台了《关于加快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 强调发展民族教育。1981年2月, 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 进一步强调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确立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 为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独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983年, 首次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 并逐渐形成了从中央到各省、自治区再到自治州乃至自治县的较为完备的分会体系, 有效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的快速发展。198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民族教育研究期刊创办———《民族教育》。1988年, 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的《民族教育研究》期刊创办, 随后各地民族院校创办了多个期刊, 并刊发了众多研究成果, 一些民族教育研究成果还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992年, 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不仅总结了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 强调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1993年, 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中日跨文化教育国际研讨会”, 对民族教育学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这一系列成果推进了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跨越式发展。

  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建立与发展乃至形成独特的学科体系, 都要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在这一时期, 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并不断走向成熟。这十余年里, 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民族教育期刊也陆续创办, 刊载的民族教育研究硕果累累,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滕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 书中明确提出了“民族教育学”的概念, 并系统论述了民族教育学的相关内容, 被公认为民族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此外, 还有景时春的《民族教育学》, 哈经雄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以及王鉴的《民族教育学》等著作均体现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独立与基本成熟。

  (四) 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 我国的民族教育学正式进入了起跑阶段。2002年举办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明确指出了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同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强调推进民族教育事业全面健康发展。2007年,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推进民族教育的发展。2014年,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强调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社会公平。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明方向, ***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 是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理论导向。

  除了各项重大会议的召开和相关政策的出台, 这一阶段, 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机构也得到了扩展。如2000年, 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首个民族院校的教育系, 民族教育学专业得到了正规化、科学化的建设, 2003年, 民族教育学还增设了博士点。目前国家民委部署的六所院校均设立了民族教育专业的博士点, 民族教育学的师资队伍也日益壮大。随着“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推进, 民族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而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断与国际接轨, 融合了民族教育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二、我国民族教育学发展取得的成绩

  (一)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大体可分为理论分支学科和应用分支学科两大部分。[6]民族教育学建立以来,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分支来看, 主要包括民族教育哲学、民族教育生态学、民族教育文化学、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宗教学、民族教育法学等;从其应用分支来看, 可以分为民族师范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学前教育等 (详见图1) 。此外, 在宏观方面, 民族教育学研究了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在微观方面, 研究了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民族教育学还开辟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双语教育研究, 双语教育的研究是民族教育学领域非常重要的内容。

  (二) 组织力量不断加强

  民族教育学不仅在研究领域有很大的拓宽, 同时在组织机构和师资力量、科研队伍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成立以来, 逐渐形成了“中央—省、自治区—自治州、地市—县”的民族教育研究四级机构。此外, 还创办了许多民族院校和民族教育专门管理机构、新疆和西藏的内地办学、民族院校的民族干部培训培养机构等。民族院校的扩建和相关、学科专业的建立, 也促进了民族教育师资的扩充, 各级各类民族院校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的发展。据统计, 截至2006年底,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为2197.57万人, 比2002年增长13.4%;少数民族专职教师数已达109.73万人, 比2002年增长11.95%。[7]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 民族教育学在组织机构和师资队伍、学生数额方面的发展不仅是量的变化, 更是质的飞跃,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图1 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与研究领域示意图

 

  (三) 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民族教育学从民族学与教育学中高度分化统合而出, 其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研究民族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研究方法。随着民族教育学的发展, 其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结合了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教育人类学的方法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所出的成果更具现实和操作意义。民族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与国外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更为密切, 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趋势之一, 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统计分析法、实验法、问卷调查以及因素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族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四) 双语教育研究不断完善

  我国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 其中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有25个。许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了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共同授课, 采取了类型多样的语言教学模式。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但其早于民族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 双语教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发展, 凭借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双语教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显示, 2000年以前关于双语教育的研究每年不超过50篇, 而随后的发展速度惊人, 近十年均维持在800篇左右, 2016年多达941篇, 达到了研究的顶峰。可见,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民族教育、双语教育的研究, 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绩。目前, 在新疆、西藏、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双语教育模式, 较好地推进了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从而有力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对我国民族教育学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 重视民族教育学研究的本土化

  “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互沟通、融合的过程;是外来文化及传统文化改变自己的初始形态, 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8]在全球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潮中, 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与多元化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 民族教育学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一挑战, 如何立足本土, 联系国际是当今乃至未来民族教育学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提出, 要坚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虽然西方的民族教育研究走在前列, 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其理论研究和经验, 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历史背景, 以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 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与模式, 使之本土化, 体现出“中国特色”。

  (二) 重视民族教育学田野知识的获取

  民族教育学具有民族学学科的基本属性, 在研究过程中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便是田野研究。著名人类学家古塔·弗格森认为人类学独特价值鲜明体现在方法论, 而扎实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9]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决定了其必然要以田野研究为途径, 获取真实的一手文献, 才能将民族教育研究做的更扎实更稳固。目前, 学界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缺乏田野调查, 或者说做田野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很难获取真实可信的资料, 必然造成研究成果的空洞与失真, 所以, 民族教育学研究应重视田野工作, 深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场, 了解并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 不断提高民族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三) 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一个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志之一便是研究方法的进步, 民族教育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要想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采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当前, 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适用性, 并不断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上世纪,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就提出人类学在今日影响日甚, 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 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10]不仅是人类学的方法, 民族教育学研究还可以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避免囿于定性研究的经验描述和思辨分析, 可将实验法、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甚至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提高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可读性和严谨性。

  (四) 重视民族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平衡

  当前, 我国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 同样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民族教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显示, 民族教育研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主要是中等教育、成人与特殊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 而民族学前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民族音乐舞蹈教育等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研究成果总量相当于民族中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四分之一。从横向领域看, 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集中在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教学与课程、民族教育史等方面, 但在民族教育创新、民族教育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此外, 民族教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问题, 关于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宁夏回族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多, 而中东部、东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的民族教育学应意识到民族教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与特征, 平衡民族教育研究的不同领域和方向, 促进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从而实现我国民族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哈经雄, 滕星.民族教育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J].民族教育研究, 1996, (4) :13.
  [2]孟立军.论民族教育的历史性[J].民族教育研究, 1996, (3) :3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 1971:228.
  [4]王鉴.关于民族教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 :14.
  [5]刘国华, 于海洪.论中国民族教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1, (2) :157.
  [6]滕星.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J].民族教育研究, 1997, (4) :6, 9.
  [7]艾比布拉·胡贾.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事业[J].民族教育研究, 2008, (4) :5.
  [8]郑金洲.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1997, (3) :3.
  [9]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华夏出版社, 2005:1-15.
  [10]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 等译.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8:35.

原文出处:徐巧云.试论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发展[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10(05):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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