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杜威探究理论质疑与批评(2)

　　三、教育与社会。
　　
　　对杜威来来说，教育主要是一件社会事业，并且主要在社会机构中产生，因此他对探究寄托社会厚望。“当科学是从所研究的课题方面来解说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或有希望变成一个科学家，这是可笑的，但同时，民主的未来却是同这种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紧密联系着的。这种科学态度是防止受宣传笼统迷信的唯一保证。而尤其重要的，它是可能形成一种足够明智的舆论以对付目前社会问题的唯一保证。”[31]“在教学内容和讲授方法都能随着科学态度的形成而得以解决以前，所谓学校的教育工作，从实现民主的角度讲来，还是一件十分侥幸碰巧的事情。”[32]这些论述表明，科学、科学探究与技术，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最好方法，科学给社会带来无限光明的前景。杜威的确把民主、学校与社会的民主发展，与培养公众的科学态度直接联系起来。学者担心，在实际需要的影响下，实用主义将变成满足个人和社会欲望的工具，导致各种不良社会后果。
　　
　　（一）理性主义。
　　
　　罗素认为对人的理性力量的相信，对“顽固事实”的忽视，与机器生产和科学地控制物理环境所带来的无限希望有关，认为杜威的探究观与工业主义和集体企业相符。在指出杜威带有工业主义倾向后，罗素认为哲学家不应该介入社会建设的事情中，把满足欲望作为探究的目的，忽视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因而对杜威作强烈的指责。“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感到一种严重的危险，一种不妨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诚‘的危险。把真理看作取决于事实的东西，事实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这个真理概念向来是哲学迄今教导谦卑的必要要素的一个方法，这个对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种病狂的道路上便更进一步，那种病狂随着费希特而侵入哲学领域的权能陶醉，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学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种陶醉。我相信这种陶醉是当代最大的危险，任何一种哲学不管多么无意地助长这种陶醉，就等于增大社会巨祸的危险。”[33].
　　
　　（二）贬低权威。
　　
　　美国历史学家狄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认为杜威的探究理论贬低了权威的社会作用，体现出对“历史知识”的轻视。“杜威从詹姆斯、皮尔士那里获得零碎的关于认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洞见，并用这些闪光的碎片建立整个哲学宇宙，一种系统的、统一的不必尊重历史知识与信念的人和社会的理论。在杜威的着作中，权威发现了它的根本的、一贯的敌手。”[34]狄金斯指责杜威没有把历史知识融合进他的理论中，认为不适当关注过去政治的成功与失败，就不能很好处理当前的困境。在他看来，现时代的政治有许多明显的矛盾，只能用非自然主义的方法解决，需要从历史寻求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办法。杜威把社会希望寄于问题解决活动而非历史前提，无异于拒绝接受权威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经典作家求助卓越观念或历史获取真知，杜威把可能性的假设和当前问题看作有用知识自生之地……杜威的实用自然主义把观念的来源和有效定位在人类经验中，结果把经典思想的假设颠倒过来：权威、真理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由理论智慧揭示的，而是人类活动产生的。”[35]狄金斯认为杜威主张的权威合法化存在于促使人在混乱世界中发现自己方位的反思或探究活动中，而不是从历史中去寻找，这种反思转向使权威与探究结合，结果令人担心。狄金斯通过说明传统权威能提供什么来辩驳杜威的探究理论。“从传统来看，权威能增加判断的信度，对道德和政治问题作出声明，宣称前提和断言的合法性、正义性和真理性。”然而杜威的探究理论却不依赖这些，杜威的探究“必须悬置判断直到证明过程结束……权威性的知识理论提供与将来有关的’行动计划‘,知识确实是在过去获得的，在事件之后，当经验作出判断时。”因此，当一个早期的权威能够作出关于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声明时，杜威的权威理论却不能。它不能是因为方法论有缺陷。“如果实用知识总是事后产生，它在行动前指导我们思想到底有什么价值？”[36]狄金斯自问自答地认为几乎没什么价值。这导致他作结论说，杜威太喜欢科学能够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这一观念。“民主可以与科学联姻，两种事业都涉及到探究，这种观念被当成一种信念来接受，现在是质疑它的时候了……杜威认为民主与和科学如此协调一致，以致它们彼此只相互强化……将民主等同于科学意味着政治只能在专门化、常规化和官僚化中产生。科学不能解决正义、意义和价值问题，政治也不能避开强权。”[37]问题在于对民主制度方面的盲从：科学不能帮助我们保证通过面对面交往而推动民主前进，反而增加它的官僚机构。“他的着作似乎没有理解，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多的政治，随着更多的政治参与，结果美国人建立更多的制度与机构，更多的结构与系统，特别是导致这些机构与同意创立它们的人的异化。”[38].
　　
　　（三）公众被边缘化。
　　
　　教育学者考瑞尔（Clarence Karier）认为杜威的科学探究从属于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体现了科学和技术崇拜。“对杜威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而言，科学和技术是新神学。所有人类都束缚于寻求伟大的社区，那里人们最终学习运用科学知识控制社会关系。”[39]这种控制社会关系的冲动反映出非民主的任务，“抛弃冲突政治，杜威转向科学和他所说的智力方法。他的理想是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对杜威来说，新神学变成科学和技术，某种意义上说变成新价值与目的的创造者。”[40]但这种目的不是人的目的，而是大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目的。因此，探究只是将大众教化成求同思维的工具。通过探究建立起的某种东西超越了本属于组成部分的社会，他打趣说：“柏拉图有它的逻辑，杜威有它的方法。”[41 ]探究的建立等于技术的建立，被受管制的国家现成使用。“方法成为手段，技术的完善而非人的完善成为标准。随着生命的日益客体化、非人性化和系统化，随着技术系统被越来越多用来不仅创造方法，而且创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的，在开明进步观念的指导下美国进入关键状态。”[42]杜威对探究的所有讨论是目的-手段工具主义的组成部分，它不是把社会问题作为目的，而是把美国民族的生存价值作为目的。这种目的寄生在社会的组成部分上。所以，当实用主义“剥去了它的有限的人道主义伦理，简化成冰冷、僵硬的操作主义，它危险地接近法西斯主义对思想与行动的看法。”[43].
　　
　　总之，在考瑞尔看来，在进步主义教育时代，美国社会转向科学，坚信社会效率，导致许多社会弊病与失败。他争论说，在进步主义时代，开明的乐观主义盛行。美国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民族，这种乐观主义由 19 世纪开拓边疆所带来的财富和机会得以维持。这种乐观主义极大地体现在用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上。这导致垄断资本主义大厦的建立，伴随着官僚机构的产生，以及公众被边缘化或被压制，杜威作为进步主义教育的旗手，部分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杜威的探究理论影响巨大，学者对其评价众多，本文只是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做出的初步整理，难免会有遗漏和不妥之处。过去我们谈到杜威的探究思想时，主要是介绍他的一般探究模式，很少把它放在科学、经验、社会这些背景上进行分析，更少从评价的角度进行质疑与批判。所以，尽管寻章摘句容易忽视写作的背景与目的，不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杜威的批评者们往往是抓住杜威的某些言论展开评论，可能有断章取义之嫌，并且杜威本人及其支持者也进行了相应的辩护，但了解这些批评无疑有助于关心探究教学的读者深入甚至重新认识杜威的探究理论，进而反思自己的探究教学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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