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杜威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

　　摘要 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访华以来，杜威研究先后出现诸多意义不一的范式，这些范式多是围绕杜威教育理论本身展开分析，忽视了杜威这个人及其理论形成方式。这个人曾长期考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剧烈社会变迁，探索美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如果像杜威这个人学习，便应考察当代中国近三十年剧烈社会变迁，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急需何种“新教育”,进而生产中国教育学。
　　
　　关键词 杜威研究； 社会变迁； 中国教育学。
　　
　　一。
　　
　　很难说清，研究杜威何以仍会被当代中国教育学界诸多学者视为大事，只知道源头需追溯到 1919 年 3 月。其时，胡适、陶行知得知杜威在日本访问，于是四处联络将乃师请到了中国。[1]然而胡、陶请乃师来，本意并不是鼓励大家投身杜威研究。胡适真正要做的乃是在派系林立的北大继续积累势力，以在学术教育界造成一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陶行知尚有打算“勉力去做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但此举意在向“老兄”胡适为壮大新文化事业而创办的新刊《新中国》送去“厚意”,且陶先生实在忙碌，自知难以按时赶上创刊号，所以请胡适同意他放在第二期[2].
　　
　　杜威于 1919 年 4 月 30 日抵达上海，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蔡先生辞职，一时风传北大要解散。蒋梦麟、黄炎培等“同人”皆希望胡适能替蔡先生稳住北大，等他们在南方办成大学时，“将北京新派移南，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十年二十年后再比比优劣。”[3]可见，在教育界拥有自己说了算的基地，向国人传播“民主”“、科学”等新思想、新文化，才是胡适及其同仁的要务。与这件大事比，杜威研究只是件小事。
　　
　　陶行知这边也受五四运动影响甚大，时任南京高师教务长的他“不怕政府压力，以（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的名义领导各校学生进行爱国运动”.接着，5 月下旬，杜威来南京高师演讲，陶行知任翻译。暑假里，陶先生埋头做起了教育研究，但却不是研究杜威，而是带领 20 几个留校学生，“调查研究失学成人补习教育问题”.为此，陶先生“率领学生跑遍南京旅馆、茶馆，访问车夫、小贩，调查了解，寻求推行平民教育途径”[4].
　　
　　由此也能看出陶行知在教育学史上的伟大之处，“教育学本土化”尚未提出之时，陶先生便已创造出一种中国现代教育学，即通过调查平民失学，发展平民教育。与之比，杜威研究亦是一件小事。那他和胡适为何重视杜威，甚至竭尽全力联络南北同仁，为杜威筹来一年万元的讲课费呢？文史界有学者说，在当时极度崇西的氛围中，胡适力请杜威来是为了“挟洋自重”,即利用“外国关系”抬高个人威望，扩大自家派系在学术教育界乃至整个民初社会的影响力。[5 ]此说不无道理，况且胡适本人对“挟洋”也异常敏感。1921 年 7 月，杜威走后，另一位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北高师表现十分活跃。胡适见状，暗讽北高师“极力垄断孟禄，想借他大出风头”.有趣的是，孟禄也很识相，知道哪一方势力更大，所以托郭秉文牵线要主动结交胡适与北大[6].
　　
　　胡适不会从纯学术的角度考虑杜威，但胡适及其同仁重视杜威，也绝非仅是为了争夺权势。更合理的说法或许是，杜威的言论符合胡适一系的需要，借其力有利于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尤其陶行知更是淡泊名利，其借力于杜威，更是为了发展当时中国社会急需的“新教育”（如平民教育）。而无论是陶行知的新教育事业，还是胡适的新思想与新文化运动，也都因杜威的到来得以扩大。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各地创办新刊的边缘“新青年”皆在创刊号上推崇杜威宣传的“实验主义”、乃至说“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实验主义’”.[7]虽然后来这些“新青年”意识到“实验主义”仅是一种方法，不像马克思主义既是方法，又有经济社会观点（能解释、改造中国经济社会现实），但也能说明杜威曾经有过的广泛影响。
　　
　　至此该交代一下，之所以提及上述至今仍未被教育学界注意的细微史像，意在说明杜威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教育学者放在心上的一回事，最初源于胡适、陶行知等前辈将杜威请到中国待了两年多，可这些与杜威打交道最多、最有资格研究杜威的中国教育界前辈当初都未从教育学或其他学术角度发展杜威研究，所以很难从这些前辈那找到具体启示，以解答今天为何还要研究杜威。当然，这也与剧烈体制变革和“教育人”几经调整之后发生的角色变化有关。作为“教育人”之一，今天的教育学者已很难再像胡适、陶行知等前辈“教育人”那样，依靠自己及同仁力量自由出没于在大学、政府、社会之间，在其中开拓各自心仪的新思想、新文化及新教育事业，进而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及社会变革。
　　
　　在今天，许多教育学者甚至只能在狭小的教育学二级学科之内从事理论生产，最多不过是在思想层面还能到人文社会学科里自由游荡找些新角度或新理论。此类教育学者或许可以依靠引入新角度、新理论或新思想，发明新的杜威研究，但却不可能像胡适、陶行知那样对待杜威，即让杜威效力于自己的文化、教育及社会变革实践。即如以下的探讨便是只能在学术或教育学层面分析为何还要研究杜威，所以即使把这个学术问题弄清楚了，也无法使杜威研究变成胡适或陶行知式的文化、教育及社会变革实践。
　　
　　二。
　　
　　就从学术层面分析杜威研究的意义而言，蔡元培先生在杜威访华期间说过的一些话颇值得留意。时为 1919 年 10 月 20 日，杜威迎来 60 岁生日。北京大学、教育部及梁启超领导的尚志学会、新学会联合为杜威举办生日贺宴。蔡先生代表北大在致辞中先提请杜威注意“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希望杜威能为“东西文明作媒人”.接着，蔡元培评论杜威的思想，认为其哲学系“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做根据。由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堪称“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最后蔡先生强调“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之点”,比如“平民教育”、“经验与思想并重”、“试验”,所以国内学界应像“胡适君”那样，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的旧学说”,使之“发生新义”[8].
　　
　　杜威和孔子同一天生，其哲学在当时能否代表“西洋新文明”,都存在疑问，但蔡先生点出杜威主要用 19 世纪流行的新思想在思考问题，实属知者之见。到底是曾经留德多年的一流学者，杜威的思想方式的确是十九世纪典型的思想方式。他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一样习惯于跳出“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真理”等旧思想体系，坚持“科学”地探索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的现实。[9]只不过马克思的“科学”分析将人类社会的变化最终定格为“共产主义”,杜威虽然同样不愿看到人类社会无休止地变下去，但他的“科学”思想却未能想出（或想出了但不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杜威所期望的人类社会终点是“民主社会”.这些发挥已超出蔡先生的评论，却能进一步证明蔡先生所见很有启示意义。言外之意，如果一个人不像杜威那样推崇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实验主义，便很难理解杜威，或者理解了，也会觉得没什么意义。
　　
　　蔡先生的讲话还提醒人们，研究杜威可以让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新义”,使中国传统文化能像杜威哲学那样强劲地活在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产生影响。这是蔡先生的心得，更是其对本国后辈学人的期许，希望后辈学人先研究杜威，然后将本国文化中的杜威思想传播于世。为此他还特别表彰了 1917 年入职北大以来一直不忘从国故中挖掘“哲学”的胡适。一贯八面玲珑的胡适自然能领会蔡先生的厚意，然而从随后几年的踪迹看，胡适并未下功夫先研究杜威思想，然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种种与杜威思想或其他西方现代思想相似的东西挖掘出来。他从 1922 年起领衔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本人也花力气考证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然而他并没有整理出多少现代思想，他甚至不愿涉及思想生产，只想考证版本流变及背后史实，弄得后世那些重视思想的学人如李敖为其感到可惜。
　　
　　这里无意苛责胡适未按蔡先生的意思做杜威研究，毕竟胡适从未以教育学者自诩，杜威研究及教育理论皆不是其兴趣所在，这里只是说蔡先生给后世教育学者研究杜威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理由，研究杜威可以重新认识孔子及本国教育传统的价值与生命力，所以杜威研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就国内教育学界二三十年代有影响的杜威研究来看，虽然未看到谁曾自觉响应蔡先生在杜威生日宴上的理论倡义，但确实有人研究杜威时尝试由西入中、返本开新的研究框架。如陶行知便曾从杜威《学校与社会》中的重要概念“自动”入手，并以戴震的思想为支撑，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中的“天理”与“人欲”命题，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修正为“生活即教育”.
　　
　　然而上述杜威研究，陶行知只是偶尔为之，其更想做的仍是以平民教育实践来改造中国社会，并为此于 1926 年辞去了教育学教授，致力于以创办乡村师范的方式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之后，学院里再难看到陶行知式的杜威研究，多是深入解读杜威教育理论本身的种种内涵，或褒或贬，难有定论，直到 1948 年诸多理论纷争才暂告停歇。是年，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杜威研究领域，认为杜威为追求“社会理想”发展“新教育”固然不错，但“杜威的社会理想归根结底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理想”,立志要变革社会的教育界同仁“决不要做杜威主义者”.如青年教育学者涂诗万所注意的那样，此类言论已“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对杜威的大批判埋下了伏笔。”[10].
　　
　　那上世纪 80 年代初教育学界的杜威研究是何种情形呢？答案是，赵祥麟在教育学界率先重建杜威研究时，蔡先生的意思似乎早已被忘却。赵先生的基本考虑是“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将继续起作用。”[11]由此杜威研究又回到了三十年代的路数，即深入解读杜威教育理论本身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并将其运用到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最新的研究甚至开始将杜威的审美教育理论引入体育，进而发展“体育美学”理论与实践。[12]这就是赵先生重建杜威研究以来至今，教育学者从事杜威研究最常见的理由，研究杜威可以建构出更好、更值得追求（相比于学校教育机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形式。
　　
　　类似考虑在当代美国教育理论界的杜威研究中，同样经常可以看到。直到近年，美国教育理论界的杜威学者仍在探讨“《民主主义与教育》到底有何用意”、“实用主义、学习与民主”、“机会均等与教育民主”、“道德教育、公正与惩罚”等经典杜威教育话题。[13]只不过美国教育理论界的杜威学者还要承担另一项学术使命，即根据当代社会的剧烈变迁，“重建杜威教育哲学”,使之可以跟上时代。[14]相比于美国同行，中国教育学界的杜威学者或许不会有这一重压力，尽管“重建杜威教育哲学”是项极具诱惑力的学术事业，真正做好了，足以赢得美国同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