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理论研究

　　摘 要：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重庆市和河南省某两所大学 800 名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建立结构方程，考察性格优势、优势运用、压力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 （ 1） 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性格优势既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2） 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即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着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加而提升； 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起着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性格优势； 优势运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 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
　　
　　1 问题提出。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哈佛大学塔尔博士坚定地认为： 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Ben-Shahar,2007） .无独有偶，2012 年国庆长假期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记者对全国各地3500 多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进行街头调查，而调查的问题正是“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一时间，“幸福”一词从学术名词成为媒体热词，从研究者走向大众。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包含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 Diener,1984） .从个体层面来看，主观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方面（ 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 ; 从社会层面来看，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社会和谐的心理指标，关注和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艳艳，2015） .然而，已有调查表明，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主观幸福感，但其现状并不乐观（ 刘洋，2015; 黄毅，2014） .因此，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心理学致力于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众多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基于人格的模型，比如自上而下模型（ Diener,1984） 、动力平衡模型 （ Headey & Wearing,1989 ）等。这些理论模型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并指出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 （ Diener,1984） .“性格优势”（ Character Strengths） 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另一核心研究领域，是指反映在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 Peterson & Seligman,2004）。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性格优势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 系 （ Martínez-Martí & Ruch,2014; Buschor,Proyer, & Ruch, 2013; Leontopoulou & Triliva,2012） .Harzer （ 2016） 在总结以往性格优势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性格优势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并且，一项追踪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性格优势（ 比如超越、节制、他人导向以及智慧优势） 能够预测其两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Gillham et al. ,2011） .我国学者探讨了大学生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希望乐观、爱与被爱、宽容宽恕、谨慎审慎、社交智慧、洞察悟性、创造才能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 周雅，刘翔平，2011） .此外，大量干预研究也表明基于性格优势的干预措施可以持续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并降低其抑郁水平（ Suldo et al. ,2015;Proyer,Gander,Wellenzohn,& Ruch,2014,2015;Gander, Proyer, Ruch, & Wyss, 2013; Proctor,Tsukayama,Wood,& Maltby,2011） .综上所述，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积极心理学家赛里格曼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优势，既然如此，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 性格优势理论指出，如果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优势，将会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体的幸福体验（ Seligman,2002） .该理论表明，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性格优势和优势运用都反映了个体对自身优势的知觉，但是性格优势是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优势的知觉，而优势运用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对自身整体优势的运用情况（ Govindji & Linley,2007） .了解自身性格优势的个体运用优势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大，而运用优势得到的正向反馈结果反过来加深了个体对其性格优势的认识和思考，这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已有研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证据（ Takahashi & Mori-moto,2015; Govindji & Linley,2007） .另外，大量研究显示，优势运用能够有效地预测幸福感（ Forest,Mageau, Crevier-Braud, Bergeron, Dubreuil, &Lavigne,2012; Proctor,Maltby,& Linley,2011; Lin-ley,Nielsen,Gillett,& Biswas-Diener,2010） .在工作中运用优势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Littman-Ovadia & Steger,2010） ,对于工作拥有更多的积极体验（ Harzer & Ruch,2012,2013） .并且，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优势运用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纵向预测因子（ Wood,Linley,Maltby,Kashdan,&Hurling,2011） .综上所述，性格优势、优势运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具体来说，虽然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性格优势如果不加以运用并不能完全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优势运用可能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 H1: 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虽然性格优势可能会通过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一中介过程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梳理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从单一的个体或者环境方面探讨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很少从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探讨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认为，个体与环境系统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发展（ Bronfenbrenner,1989） ; 并且，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对个体情绪的影响会被情境增强或削弱，即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Emmons,Diener,& Larsen,1986） .也就是说，个体之所以体验到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不仅与个体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作为个体特征的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作用时，其中介作用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学习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而这些压力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着不良的影响（ Huebner,Ash,& Laugh-lin,2001; 傅俏俏，叶宝娟，温忠麟，2012） .那么，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会因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呢？
　　
　　一方面，压力易损假说（ stress-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认为积极因素在高压环境下往往失去了保护作用（ Li,Zhang,Li,Li,& Ye,2012; 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 .李董平（ 2012） 提出的“杯水车薪”模型为此提供了支持，该模型认为风险因素对资源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风险因素会削弱资源因素的有利影响。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或者较严重时，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不显着（ 杨强，叶宝娟，2014） ,换言之，压力性生活事件削弱了领悟社会支持这一资源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有利影响。根据压力易损假说，对于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会减弱。另一方面，Hobfoll （ 1989） 提出的“资源保护”模型（ the model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同样认为，风险因素对资源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是，风险因素不会削弱资源因素的有利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如何，资源因素对社会适应都具有有利的影响（ 叶宝娟，胡笑羽，杨强，胡竹菁，2014） .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还是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其应对效能以及日常学业复原力等资源因素对学业成就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叶宝娟等，2014; 叶宝娟，杨强，胡竹菁，2013） .根据“资源保护”模型，无论是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还是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其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促进作用，即高优势运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低优势运用个体。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压力易损假说还是“资源保护”模型，压力性生活事件都可能会调节优势运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 H2: 压力性生活事件在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性格优势理论和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我们尝试提出假设 H1 和 H2,并整合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见图1） ,即“性格优势→优势运用→主观幸福感”,且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受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旨在从理论上深入理解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同时为主观幸福感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提供实证依据； 从实践上为有效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干预和指导，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2 方法。
　　
　　2. 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重庆市某综合类大学和河南省某师范类大学选取 800 名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共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 729 份，回收率为 91. 13%,剔除有规律作答、部分不完整作答以及各变量 3 个标准差以外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73 份。其中，大一 230 人，大二 236 人，大三 207人； 男生 108 人，女生 565 人； 被试年龄在 17 ~24 岁之间，平均 20. 26 ±1. 32 岁。
　　
　　2. 2 工具。
　　
　　2. 2. 1 性格优势问卷（ CVQ-96）。
　　
　　采用段文杰等（ 2012） 根据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的优势行动价值问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A-IS） 修订的中文版性格优势问卷（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96,CVQ-96） ,使其适合中国大学生群体。该量表包括亲和力（ Relation-ship） 、生命力（ Vitality） 、意志力（ Conscientiousness） 三个维度，涉及24 种性格优势，共 96 个项目，采取 Lik-ert 5 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像我，“5”表示非常像我） ,分数越高表示所拥有的性格优势水平越高。研究表明，总问卷和3 个分问卷的 α 系数在0. 83 ~0. 92之间，重测信度在 0. 70 ~0. 76 之间； 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χ2/ df 为 3. 33,RMSEA 等于 0. 08,GFI、AG-FI、IFI 和 CFI 值都大于 0. 80） 发现，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0. 95.
　　
　　2. 2. 2 优势运用量表（ SUS）。
　　
　　采用 Govindji 和 Linley（ 2007） 编制的优势运用量表（ Strengths Use Scale,SUS） .该量表旨在测量个体的优势运用情况，为单维量表，共 14 个项目，采取 Likert 7 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分数越高表示优势运用情况越好。研究表明，总问卷的 α 系数在 0. 94 ~0. 97 之间，重测信度为 0. 84.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92.
　　
　　2. 2. 3 主观幸福感（ SWB）。
　　
　　已有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分别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将个体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上的得分标准化，然后用生活满意度加上积极情感减去消极情感，以此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并指出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成分（ Linley et al. ,2010; Govindji & Linley,2007; Sheldon & Elliot,1999） .据此，本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
　　
　　生活满意度量表 （ SWLS） 采用 Diener,Em-mons,Larsen 和 Griffin（ 1985） 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该量表旨在评价整体生活满意度，衡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SWLS 是单维量表，共5 个项目，采取 Likert 7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 ,分数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研究表明，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87,重测信度为 0. 82.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79.
　　
　　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 PANAS） 采用黄丽、杨廷忠和季忠民（ 2003） 翻译的 Watson,Clark 和 Tellegen（ 1988） 编制的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 The Positive and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人群，并且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广泛的应用（ 张斌，蔡太生，罗兴伟，朱虹，2013; 刘思斯，甘怡群，2010） .该量表旨在测量评价者在过去一周体验到的情感程度，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PANAS包含积极情感（ PA） 和消极情感（ NA） 两个分量表，共20 个项目，采取 Likert 5 点记分（ “1”表示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 .研究表明，总问卷和2 个分问卷的 α 系数在 0. 82 ~ 0. 85 之间，重测信度为0. 47.积极情感各项目的负荷在 0. 40 ~ 0. 76 之间，平均负荷为 0. 65; 消极情感各项目的负荷在 0. 45 ~0. 75 之间，平均负荷为 0. 62.将个体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上的得分标准化，然后用积极情感减去消极情感，以此作为个体的情感得分（ Linley et al. ,2010;Govindji & Linley,2007; Sheldon & Elliot,1999）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0. 83.
　　
　　2. 2. 4 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 ASLEC）。
　　
　　采用高越明（ 2006） 修订的刘贤臣（ 1997） 编制的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Adolescent Self-rating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 .该量表旨在测量评价者在过去的九个月所体验到的生活事件以及对其影响的程度，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六个维度，共 27 个项目。若事件未发生过则记为 0,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采取 5 点记分（ “1”表示无影响，“5”表示极重度） ,得分越高表明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越大。研究表明，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89,分半信度为 0. 91; 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χ2/ df 为 2. 73,RMSEA 等于 0. 06,GFI、AGFI、IFI 和 CFI 值都大于0. 90） 发现，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90.
　　
　　2. 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由研究者本人和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试前先说明问卷的保密性、注意事项以及填写方法，在理解后单独作答，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并致谢。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需要 20 分钟。剔 除 无 效 问 卷，录 入 有 效 数 据，然 后 用SPSS17. 0 和 AMOS17. 0 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