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特征对其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的影响，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 ,是系列自变量为 时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概率；x 是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流动特征、个体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社会保障状况等五个方面；k 为变量个数，a 为常量，bk代表偏回归系数。表 1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整体检验显着（P=0.000<0.5）。
在模型 1 中，仅考虑流动特征对老人赡养困难的影响，流出地区、流动范围、流动时间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流出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 21.4%,中部地区要低 14.6%,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流出人口老人赡养困难逐渐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与流出区域相关，在这两个方面的数据，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流出人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就医帮助，较东、中部地区要更为弱势一些。另一方面，从社会养老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养老产业的发展程度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呈逐渐降低的特征。东部和中部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养老资源丰富和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相对成熟的老年人社区照料体系，为其解决老人赡养困难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支持。
与未流动人口相比，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分别提高 3.43 倍、3.74 倍、3.15 倍。流动人口跨越行政区域远距离流动对老人日常生活照料和就医帮助的消极作用明显。中国传统的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以及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家庭养老模式，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同时，由于现阶段社区和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养老模式仍然缺乏文化认同和行为养成，对缓解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积极作用还非常有限：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老年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心理安慰等方面，全都依赖家庭供给，无形中也增加了流动在外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老人赡养困难和压力。
与长期流动人口相比，短期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 8.5%,中期流动人口要低7%.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子女等较年轻的家庭成员要满足老人的晚年生活在经济、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全部养老需求。流动人口除了通常能在经济上对老人实现较好的赡养外，在日常照料和精神赡养等方面，都面临着很明显的困难。而且，流动时间越长，其对老人传统养老需求的满足程度越低。另外，其流动在外对于家中老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赡养方面的消极影响，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在模型 2 中，综合考虑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个体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养老保障状况对老人赡养困难的影响，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流动特征中流出区域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流动范围和流动时间的影响不显着。流出区域对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影响较流动范围和流动时间更深刻。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流出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 23.8%,中部地区要低 16.5%.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其流出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越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动人口家庭收入水平、养老保障水平呈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流出地能部分满足老年人的经济、医疗、日常照料需求，从而减轻流出人口的老人赡养困难。
第二，个体基本特征中，户口特征、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性别的影响不显着。与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10.1%.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相对弱势的就业和收入地位，减弱了其赡养老人的经济能力，也减少了其陪伴老人的空闲时间。与未婚等流动人口相比，已婚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 79.1%.这主要是因为，已婚流动人口承担的老人赡养责任要重于未婚、丧偶、离婚流动人口，其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及其空间地理分布，都增加了老人赡养的困难。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相比，小学文化水平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 19%,初中文化水平的要高20%,高中文化水平的要高15%,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要高13.1%（p<0.1）。
流出地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外出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实现传统家庭养老也就越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流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要好于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流动人口，其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于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流动人口。
第三，家庭特征中，家庭居住安排、平均月收入、回家频率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
与父母、祖父母共同居住的流动人口，比不与老人共同居住的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 48%.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能获得更为全面、及时、有效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就医帮助，其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也显着降低。平均月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老人赡养困难。与一年内从未回家的流动人口相比，回家频率在 1 次 / 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 23.4%.流动人口回家的部分原因与家中老人的日常照料需求相关。流动人口的居住安排、就业收入和回家频率是满足老年人传统家庭养老需求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第四，就业特征中，就业行业、单位性质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与制造业相比，社会服务业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 8.9%,其他行业要高 7.3 %,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的影响不显着。制造业对就业人员的技术和熟练程度要求较高，其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社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这也为其就业人员赡养老人提供了更稳定的经济支持和实现共同居住的条件。与私营企业的流动人口相比，从事土地承包的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高 34.1%,机关集体事业单位、港澳台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单位的影响不显着。私营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为流动人口赡养老人提供了更有力的经济保障。而对于土地承包者而言，一方面，有些土地承包者的经济收益可能要低于私营企业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部分土地承包者可能正是因为其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差，必须要共同居住照料，才选择了不离开土地。
第五，就养老保障状况而言，社会保障参保状况对老人赡养困难影响显着。与没有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相比，有城镇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12.1%.与没有参加"新农合"的流动人口相比，参加了"新农合"的流动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要低 13.3%.积极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其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参保人群。经济收入能够更好地满足赡养老人的物质需求，受教育程度能够更好地满足老人的精神赡养需求。
四、进一步讨论
伴随流动人口流出区域、流动范围的扩大以及流动时间的延长，户籍制度、养老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因素对流动人口赡养老人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流动人口跨越的行政区域越多、流动时间越长，其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越大，实现养老保障、利用医疗服务、享有社区养老资源的制度障碍越大。
第一，经济政策的地区导向拉大了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先后实行东南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中部地区不断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等逐渐推进的鲜明地区导向，各地区在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发达、中部强劲、西部落后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与此相对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呈递减的特征，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人口进入东部地区就业，在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同时，对流入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同时，他们为满足流入地基本生活需求的支出通常也占去了其月收入的大部分，导致其可用于赡养老人的资金十分有限。相比较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出人口面临老人赡养困难的发生比明显低于西部地区流出人口。这主要是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养老保障、日常照料越全面、水平越高，从而减轻了流出人口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
第二，制度统筹的缓慢推进增加了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解决难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对于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解决意义重大。养老政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都与户籍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龄老人补贴、养老保险的领取标准、医疗费用的报销、居住的安排分配等，都以本地户籍人口为服务对象，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服务范围之外。此外，目前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极大地限制了老年人离开户籍地与子女共同居住、实现家庭养老的愿望。尤其是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报销困难，对于医疗支出有可能逐年增长的老年人而言，其消极影响更为显着。伴随人口流动家庭化和居留长期化的趋势，统筹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亟待完善。
第三，养老文化的模式渐变凸显了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家庭需求。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养老产业发展缓慢并存，从而加大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向现代社会养老模式转变的难度。虽然，人口流动的常态化、社会养老文化的渐变、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目前社会化养老服务仍然以供给和需求的"双低"为主要特征--一方面，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种类、价格、质量、及时性等，均不能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主要是身体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不同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根深蒂固，很多老年人对社区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知晓率较低，接受度也较低。
五、实践探索
人口流动和老龄化是不可扭转、不可避免的常态人口过程，城镇化发展和老龄化的成功推进，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流动人口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将长期存在。
综合个体、家庭、社区 / 村落和社会 / 政府的力量，对其加以妥善解决是必然之路。
首先，促进就业，提升流动人口经济收入水平是关键。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收入是其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前提。农业户口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其经济收入局限于土地收益，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逐渐退出土地生产后，其日常生活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主要来源于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同时，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推进，老年贫困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解决老人赡养困难的重要经济基础。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其就业的收入稳定性和技术收益，是减轻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重要经济前提。
其次，促进公平，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是重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体现了老年人强烈的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养老需求。客观上，与子女共同居住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心理和精神养老需求。而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资源系统和市场还在发育阶段，从依赖家庭和子女的传统养老模式到依赖社会资源的现代养老模式的转变还未完全开启。因此，积极推动家庭养老模式的延续和传承，为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迁移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融入途径，是解决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境的重要文化条件。
最后，统筹协调，构建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体系是动力。流动人口的跨地区、广范围、长时间特征，凸显了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政策和制度设计的有限张力。利益保障下的本地城乡户籍有别、本地和非本地户籍有别，形塑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地位。尤其是当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参保条件和统筹层次，还不能满足流动人口异地就医、异地报销的需求。统筹层次更高的政策制定和完善，更好地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参保、报销难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推动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现，提高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是实现流动人口老人赡养困难的有效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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