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引发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化变迁。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加剧了地区不平衡性，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中部地区逐渐崛起、西部大开发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反哺相对落后地区，带动了以经济因素为主的人口流动趋势。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总量增长迅速，1982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 657 万，2000 年达到 1.44亿，2014 年跃升为 2.45 亿，总规模扩大了 2.38 亿，总量增长了 37.29 倍，截至 2014 年底，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6（段成荣等，200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1999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10%,由此正式进入老龄社会。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 200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 1.30 亿；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 1.78 亿。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了 4800 万，人口总量增长了 36.92%.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推算，2020-205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 16.9%增至 32.8%,除日本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原新，2011）。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的逐渐推进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共同形塑了农村老年人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社会养老资源缺乏的双重困境。姚引妹（2006）通过将浙江省农村空巢老年人与同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比较，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空巢老年人的家庭生活质量低于同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在经济状况、看病就医、日常照料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张原震（2000）通过对河南省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的调研，认为在中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养老经济问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依然固守依靠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等现象普遍存在，并进而指出，发挥村落的积极养老功能，是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路径。
杜鹏等（2004）通过对安徽、河北、河南省农村子女外出务工留守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这些留守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居住方式空巢化和隔代化、家务和农业劳动负担加重、心理孤独感倍增等，都带来了其面临的不同于传统的与子女共同居住家庭的养老问题。孟向京等（2004）通过对流动老年人口的研究认为：个体基本特征、子女的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居住地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是决定老年人是否流动的主要因素，家庭团聚是老年人流动的主要动力；流动老年人面临着原居住地部分福利待遇损失、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接续困难、适应流入地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困难、缺乏朋辈群体的心理支持和社会互动等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子女的居住地是老年人发生流动迁移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老年人在流动过程中面临着制度、环境、生活上的一系列困难（Carlson, et al.,1998）。
人口的流动、迁移、老龄化对养老问题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样化的。人口流动趋势加速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意愿、需求，由此与实际的养老生活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距离，部分行动不便、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更是面临着严重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就医困难。劳动年龄人口是承担老人赡养义务的主要人群，但目前有关人口流动与养老问题的研究，多以老年人自身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较少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角度来对此展开研究。
本文以 2011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承担老人赡养义务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角度，探讨流动特征、个体特征、就业特征的变动对老人赡养困难的影响，分析目前面临着老人赡养困难的流动人口的特征，以期为拓展解决这一困难的可行路径提供新思路。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采用 2011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协调，以在本县（区、市）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县（区、市）户口的 16-59 周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采取多阶段、分层、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相结合的抽样方法，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样本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包括 410 个地、县级单位 3200 个乡 / 镇 / 街道 6400 个村 / 居委会，总样本量为 128,000 人，各省中，样本量最多的为 10,000 人，最少的为 2000 人。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就业状况、居住情况、子女与计划生育服务、社会参与及心理感受等五个部分。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剔除缺失值后，共获得 122,229 个样本，其中农业户口占比 86%,非农业户口占比 14%.
（二）变量选择1. 因变量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教育、居住安排、医疗服务、养老保障状况，不仅影响着流入地经济发展的活力，更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程度。2011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在对于 Q507"目前您老家的困难主要有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老人赡养困难的比例最高，达到 45.8%,子女教育（21.4%）、农活缺人手（24.8%）、住房（0.2%）、医疗（0.04%）等其他困难的比例较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外出时间较长，导致其对留守老人（包括父母和祖父母）的日常照料、医疗帮助都较为有限。为了进一步分析面临着老人赡养困难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具有哪些个体基本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特征，选择老人赡养困难（有 =1,没有 =0）为因变量。
2. 自变量
（1）核心自变量。依据问卷内容，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出区域、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流出区域上，按照流动人口户籍地，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流动范围上，按照跨越的行政区域，分为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和未流动；流动时间上，将外出 5 年以上定义为长期流动，3-5 年定义为中期流动，0.5-3 年定义为短期流动。数据显示：从流动区域来看，中部地区流出人口最多，达到 43.6%,东部地区次之（33.5%），西部地区最少（22.9%）；从流动范围来看，以跨省流动为主，占比 51.6%;从流动时间来看，长期流动比例最高，达到36.4%.综合来看，流动人口以东中部为主要流出区域，以跨省流动、长期流动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解决流动人口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其任务也将更为紧迫。
（2）控制变量。老人赡养困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系统性问题，流动人口的个体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养老保障状况各有不同，其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也差异显着。
将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老人居住安排、家庭平均月收入、回家频率、主要职业、就业行业、单位性质、养老保障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其中，流动人口中男性与女性比例基本持平；农业户口是非农业户口的 6 倍；3/4 的流动人口已婚；小学为流动人口主要受教育程度，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比很低；目前与父母、祖父母共同居住的流动人口比例较低；超过五成流动人口回家频率以一年一次为主，有二成流动人口一年都未回家；平均月收入为 4686.74 元，高于全国最低工资水平；流动人口的就业方面，其行业主要涉及制造业、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集中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中，国家机关集体事业单位比例仅为 7.1%.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这种高流动性、低收入水平的就业状况，不利于其老人赡养困难的解决。
流动人口养老保障参与状况对解决老人赡养困难有积极作用。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总体参保率达到 67.8%,其中，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 4.2%,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45.5%.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积极性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均未进入老年期，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的比例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有限的经济收入很多时候不得不主要用于基本生活开支。
三、主要发现
（一）统计描述
不同流动特征的流动人口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差异显着（见图 1）。从流出区域看，老人赡养困难呈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增的趋势（c2=199.313a,P=0.000<0.05），与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从流动范围看，省内跨市、跨省、市内跨县流动和未流动人口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逐渐递减（c2=29.593a,P=0.000<0.05），行政管理和地区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对流动人口赡养老人的消极作用显着。从流动时间看，流动人口存在老人赡养困难的比例呈短期、中期、长期流动递增趋势（c2=32.427a,P=0.000<0.05），流动时间越长，其面临的老人赡养困难越大。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其在流入地的住房、子女教育困难往往会优先于老人赡养困难得到解决，而在安定之后，其回家频率往往也低于中期和短期流动人口，导致家中老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赡养困难增大；另一方面，长期流动人口年龄通常大于中期和短期流动人口，是老人赡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其已婚比例更高，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