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渊源
任何事物都不是无缘无故而出现，从产生到发展有其一定的渊源关系，北宋院体画也是如此，前文已经论述了院体画的发展经历，然而正是透过院体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院体画在北宋已经达到顶峰阶段，此时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不言而喻伴随北宋院体画如影相随。中国绘画艺术渊源流长，“吾故谓吾国绘画，成立于黄帝时代，较为简概。”
这是我国现代着名绘画艺术家潘天寿先生对我国绘画起源的看法，是否定论，存在争议；但是我们这里不去具体讨论，而只是借此事实说明我国绘画艺术起源较早，在那个原始部落时代，就有此绘画艺术，当然那时的艺术家也并不是为绘画而绘画，他们的绘画艺术自然包涵着相应的艺术精神，或是对自然的崇拜，或是对战胜敌人场面的记录等等。后来各个时代的艺术也同样体现出相应的艺术精神，因此我们对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的把握必须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并且把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两方面相结合来审视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之渊源。如果说上面关于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学理基础的分析是从哲学角度去审视的话，那么本章关于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渊源则是从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从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来看北宋院体画艺术精神的。
第一节 从艺术理论角度看其艺术精神渊源
中国艺术自古以来就体现出一些自然崇拜和原始图腾精神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古代墓室壁画尤其是在汉代达到高峰的墓室壁画艺术方面，这些受自然崇拜、原始图腾精神影响的墓室壁画一直延续到近代，这是中国绘画不同于西方绘画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通过墓室壁画这种特殊绘画方式表达了中国古人对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寄托与向往之情。虽然西方艺术史中古罗马庞贝城也有墓室壁画被发掘出来，但其后没有象中国古代墓室壁画这样延续下来。中国古代墓室壁画这些原始图腾以及宗教崇拜对后来的道教艺术中有所继承，而道教又是体现道家精神的宗教，同时中国古代墓室壁画中体现出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尊卑关系又对后来的儒家精神强调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定影响。（如图 3-1）中国艺术精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了两大传统，分别是受儒家精神影响的偏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以及受道家精神影响的偏于浪漫主义的艺术；儒家艺术精神偏重于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道家艺术精神则偏重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图 3-2 图 3-3）“孔子从礼和仁的高度来看待艺术的作用，他最重视的是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艺术有助于使人达到仁的境界；庄子则重视超越功利的、摆脱束缚的自由的活动，这种活动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孔子不反对艺术表现情感，但是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要限定在礼所限制的范围之内；庄子则主张情感的自由表现，’逍遥乎无限之中‘,孔子主张人工美和中和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庄子则强调’无法之法‘,隐含对天然美的推崇。”
当然中国艺术到后来特别是在唐代以后还深受禅宗精神的影响，禅宗精神重在强调人的心灵的作用，在中国绘画领域也渊源流长并达到极致。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是受到这样多种思想的综合影响，其所体现出的艺术精神也是多方面的；而西方国家的艺术或者说绘画艺术从古希腊到近代以来基本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至于西方艺术史中形成了关于艺术本质的主要学说之一的模仿说。
北宋时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兴起，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因而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就必然决定了北宋特定时期的艺术精神，因为理学就是儒、道思想兼而有之。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前者作为儒家精神的宗旨，后者即是道家精神的体现，正是北宋理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艺术精神的复杂性，北宋院体画艺术作品就是这些艺术精神的载体，也就是说，北宋院体画作品中必然有理学的灵魂体现于其中，即北宋院体画 艺术精神。如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对画工的要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画孔雀还是牡丹，都要求他们仔细观察，这就在强调艺术家对自然的细心观察，这同时也是对艺术家的一种理性精神的要求，要他们理性地观察自然然后做出准确的思考再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节 从艺术创作角度看其艺术精神渊源
受儒家艺术精神影响比较早的中国绘画，我们可以从西汉后期墓室壁画《二桃杀三士》中见出，这是一幅历史故事画，讲诉齐景公将两个桃子赐给三个壮士论功而食，结果三人弃桃自杀。除了它的叙事情节生动外，三壮士舍生取义的悲壮举动，孔子不是讲仁义吗？这幅画就充分体现了孔子“仁”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它体现的儒家艺术精神；还有西汉晚期洛阳八里台出土的墓室壁画《迎宾拜谒图》，那栩栩如生的人物之彬彬有礼，不正是孔子“礼”的精神之展现吗？
到了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充分体现了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的故事，这里面有他的治国理政精神，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以“和亲”的方式搞好民族关系，体现出了儒家“礼”的精神。如果说儒家伦理色彩浓烈，功利倾向明显，那么道家自然色彩强烈，强调生命存在，超功利倾向明显。孔子认为，艺术的功能在于政治教化，其目的在于道德人格的完成。就如上面所举绘画作品都表现出以善为美并在艺术作品中寄寓人格内涵的儒家艺术精神。（如图 3-3）在绘画领域，从我们的艺术史中可以知道：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绘画作品，最早的可见于战国时代的帛画中表现升仙主题的《人物龙凤帛画》（如图 3-4）以及《人物御龙帛画》，受庄子“逍遥游”思想影响寄托了艺术家自由超脱的道家艺术精神；特别是后来从宗炳到郭熙再到石涛的作品，我们可以说这是道家艺术精神贯穿于其中的一根红线。宗炳在他的画论《画山水序》中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悟虚无之道，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想象活动。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的作品《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关山春雪图》等都透露出道家艺术精神的气息，正如他的画论《林泉高致》开篇所阐明山水画要表现林泉之意，使位居朝堂的士大夫通过对山水画的欣赏能“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满足他们“泉石啸傲”的精神追求。
郭熙的山水画作品以及这些理论论述标志着山水画的成熟。这些山水画家，他们归隐山林、崇尚自然并且经典作品辈出，岂不正是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③思想的最好诠释？从这些绘画美学史中可以了解到，儒家和道家艺术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影响。到了北宋时期，中国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包括以北宋院体画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也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绘画基础上使这种绘画艺术样式达到成熟阶段。北宋院体画所体现出的艺术精神自然就不可能那么单一，也是在综合前面的儒家以及道家的相关精神的基础上，在绘画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
从思想渊源上看，北宋书画美学不仅继续受到先秦美学（尤其是老庄美学）和隋唐五代美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当时宋代理学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北宋院体画中也是存在的。作为北宋院体画主要画科的花鸟画、山水画或者风俗画中都体现出这样的影响，正是这样，北宋院体画的艺术精神也就可以隐约可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