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首先，人口环境说需要纠正，人口主体性值得重视。人口环境说是对人口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复合发展系统中的一个消极定位。人口作为“环境”因素无疑是被动的、静态的、消极的。但人口主体说却将人口视为复合发展系统中积极、能动的主体因素。人口主体说才真正揭示了人口问题的本质，即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与人口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抑制大有关系。在具象的层面上，即人口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正当的行为得不到伸展。确立人口主体，就是还人口以社会本质。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如果说人口是一种环境因素，那无疑是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门外。如果人口是“环境因素”,就是在无意中凸现出人口的“非社会性”,人口就成了一堆数字的符号，缺乏深长的社会人文意蕴。将人口与环境结合成“人口环境”的新概念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知识增量），相反的，倒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误解和混乱（知识减量）。人口的主体性原理为科学乐观的可持续人口观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其次，强调人口的主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观对应，并提醒我们人口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支持。人口与发展相互依存。我们既要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用“人口条件”代替“人口环境”更好），也要为人口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构造出一个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含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就业环境等），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也更能迅速有效地解决好人口问题，更能积极有效地发挥好人口的作用。凸现人口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功能，我们才能更好克服人口的挑战。这些挑战更多来自制度安排和环境约束。营造公平、公正、有效的制度环境，努力推进人口现代化，才能真实不虚地体现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宗旨。“人口活力”的激发只能来自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
虽然国内对人口现代化的研究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人口现代化命题还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人口现代化不仅是社会总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主体部分。过去我们对物的现代化过于看重，而对人的现代化却严重忽视。其实，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化最要害的地方。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是对英格尔斯所说的“人的现代化”一种结构的解说。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人口类型包括了年轻型人口、年老型人口，乡村型人口、城市型人口，贫困型人口、富裕型人口，增长型人口、缩减型人口，等等。人口现代化包括了人口转变现代化、人口分布现代化和人口结构现代化三个基本的方面。这里的人口结构现代化不仅包括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且包括了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这从不同受教育程度亚人口的构成可以得到说明）。人口转变的现代化属于数量层面最易实现的。
再次，对人口问题的解决既要有工具理性，也要有人文关怀。既然人口是一种主体性力量，那么我们在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强调工具理性，而且要有人文关怀。在宣传导向上要强调人口的主体地位。人口问题上的工具学派向人文学派的变迁，实质上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人口领域的落实。
最后，在生态文明的指引下，我国的人口发展方式需要实现战略转变：
第一，由数量控制型的人口发展转变为生态优化型的人口发展。结构问题是根本问题，人口结构失衡是人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少子化”甚至“超级少子化”,劳动力缺乏，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将日渐显现，长期困扰中国。以人口生态建设指导人口发展，统筹大局，以期解决长期困扰人口发展的结构顽疾，确保人口自身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必须早日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第二，生态为本高于以人为本，建构人口优化和家庭优化的政策体系。十八大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指出：“要逐步完善政策。”为了统筹解决我国过低的总和生育率以及 “严重少子化”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婚姻挤压问题，独生子女以及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需要我们对原有的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和家庭政策进行不断的完善，以期更好适应当前和未来我国人口优化发展的需要。全面开放生育、重点鼓励二胎已经迫在眉睫。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伤病残缺家庭是悲苦家庭，更是脆弱家庭。这些不争的事实要求我们努力树立建设健康家庭、和谐家庭和幸福家庭的新家庭观，关心、关注伤病残缺的独生子女特殊困难家庭，使这些悲苦家庭能得到社会的充分关爱。以生态为本，以人民为贵，关怀弱势群体，稳定社会和谐发展大局。此外，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自身生态的均衡发展，亦要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生态大系统内，协调人口与其他子系统间的发展关系，从而推动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三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