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给论。该论是美国学者皮尔逊和哈帕在《世界的饥饿》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类发展史就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相互竞赛的历史，但跑在前面的始终是人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自然规律。进而，皮尔逊和哈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即合理分配食物资源、增加粮食产量以及用战争、饥荒、恶性传染病来消灭人口。
他们认为，最现实的途径是第三条，并且论证说正是由于有了“二战”,才使幸存者享受了高级食品的供给。在某种意义上，该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现代翻版，但走得更远---如果说马尔萨斯只是看到了战争等抑制性力量的存在，那么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皮尔逊和哈帕已经在主张这么做了。
2.全球人口过剩论。这是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的观点。20世纪中叶以后全球性的人口快速增长使赫茨勒确信人口过剩问题已遍布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他认为，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过剩至今仍然是“一种到处存在的威胁”,需要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考察人口过剩的困境。他对人口过剩的定义是，“相对于现有资源和一切能有效利用这种资源的有关生产手段和分配手段而言，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内人口比例过大。”他认为，有关人口过剩的任何一种定义都证明了人口过剩是普遍化的。赫茨勒断言，历史上的战争与人口过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13-14世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南征北伐，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向外扩张，19-20世纪日本的外侵，都与国内人口过剩有关。
3.人口癌细胞扩散论。罗马俱乐部原主席佩奇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人类是一切生物中最残暴、欲望也最大的生物群落，人口爆炸已经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事实上，已把自己推到生命法庭的被告席上。他认为，今天人类面临的局面，一如当年玛雅文化灭亡的前夕，罪责全在人口漫无节制的增长上。“人口爆炸”一定会带来“欲望爆炸”、“消费爆炸”.因而，人口增长是当代一切“衰退综合症”的根源，亦即“堕落的根源”.并且认为，“人口爆炸”就似癌细胞扩散一般正将人类推向前景不妙的危险境地。
4.人口增长极限论。该论是罗马俱乐部旗下的美国学者梅多斯等人为罗马俱乐部撰写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梅多斯等人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用系统动力学的办法建立了一个以增长极限为内容的世界模型。他们认为，人类的种种困境主要取决于五个基本因素的制约，即：人口增长、农业生产、资源消耗、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这五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生产，粮食的增加要求资本投入的增加，更多的资本要求更多的资源，对更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环境被污染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由此建立起的世界模型是用来说明世界体系中增长的原因和极限的，说明按照当时的增长率增长下去，各个因素的增长还可以维持多久。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模型演算的结果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 生 产 双 方 有 相 当 突 然 的 和 不 可 控 制 的衰退。”
③《增长的极限》着者认为，从“指数增长”到“全球均衡”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崩溃局面的出现，梅多斯等主张在1975年就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实现“增长为零”的“全球性均衡”.《增长的极限》的分析试图说明：由于人口按指数增长，引起了对粮食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产量的指数增长，引起了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率的指数增长，这似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环境污染也按指数增长。这样，不出百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在梅多斯等看来，世界体系最终崩溃的根源在于人口和工业产量的指数增长。为了推迟“增长极限”的到来，避免“世界末日”的不期而至，他们提出了“双零增长”的主张，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给人口增长设置极限，努力实现人口零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支持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条件是一定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人口增长条件。尽管这本书被人称为“带着电子计算机的马尔萨斯主义”而频受攻击，但作为人口学说史上悲观主义的代表作还是载入了史册。正如澳大利亚人口学家盖文·琼斯（G·Jones）所指出的，《增长的极限》留下的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这些问题是：经济增长有没有极限？假如有，我们离这一极限有多远？与其他因素相反，人口增长又在促使我们接近这一极限时起多大的作用？
以后的历史经验表明，上述人口悲观学派的理论过于耸人听闻，地球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深不可测，任何国别人口承载力也无法确定上限，人口增长所释放的不完全是负能量。人口悲观论将人类引向了“生育率越低越好、国家干预自由生育”的歧路。在家庭计划的框架里，计划生育和自由生育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人口转变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只是人口转变阶段性的特征和现象，人口无限增长是不可能存在和出现的，而人口缩减的威胁却开始在21世纪蔓延。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除了个别极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人类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永远过去了，一个人口零负增长、人口萎缩老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如果说人口控制理论是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服务的，那么随着高生育率、高出生率和高自然增长率时代的结束，国家出面的出生控制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相反的，适度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所以维护适度生育的文化、促进人口的优化发展是低生育率时代的新选择。中国已经站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重大抉择。
五、亲生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与其说是人口数量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准确说是人口的生态素养---影响着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运作。人口压力的本质是在什么样的生态伦理框架中来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的行为。自古以来，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共存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璀璨多姿的文化理念和生存法则。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地开发生态和重建生态的历史。一旦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和利用超过了对自然的养护和回 馈，人类 的文 明就会出现不可持续的景象。
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来定位和思考人口的角色，笔者认为可以提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即“亲生态人口”和“反生态人口”.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位置，那么亲生态人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反生态人口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既有亲生态人口也有反生态人口，两者的消长和力量平衡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真实图景。促进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长计议的人口转型任务。积极人口力量的培育就是要实现亲生态人口的保有和扩大，以及反生态人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向亲生态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的壮大和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力量的消解。
为培育亲生态人口，需要在生态宣传、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若干关键环节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和协调发展的理念。
首先，要大力开展有效的生态教育，建立起全民终生的生态教育体系。生态教育的宗旨是传播生态知识，树立生态意识，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亲生态人口，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最终则要促进复合生态的平衡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教育所遵循的最高价值是，人类行为要遵循“生态效益高于一切”的普适价值。无论是个体行为、厂商行为还是政府行为都必须服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效益观不仅是综合的---包括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生态效益的重要性要大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必须在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认定经济效益是中心的思想。这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将经济效益凌驾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上的做法都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背道而驰。生态教育要两条腿一起走，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知识教育，目标是青少年人口；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全民生活教育，目标是全体人口。生态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培育亲生态的善念，消灭反生态的恶 念，并且引导人们科学地开发资源和 利用自然。
其次，严格根据法律来进行生态管理，生态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管理投资和人力投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管理其唯一的宗旨是依法规范、约束和引导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取向。生态管理和生态教育不能截然分开。比较来说，生态管理更侧重行为层面的规范，所以其任务应当是将任何反生态的行为消灭或者说转化在初始状态，努力实现反生态人口规模最小化的目标。生态管理必然涉及对人们活动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排污方式的指导和约束。任何反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惩罚和减少的对象，而任何亲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鼓励和发扬的对象。因此，生态管理的真实目的就是引导上述行为朝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
再次，不仅要保护生态，更重要的是建设生态。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浩瀚的自然，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中的，而两者之间能否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的确是休戚相关。生态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亲生态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建立起多层面的、开放式和建设性的互助双赢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生态投资来获得人类的福祉。生态建设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增进生态资本，实现“强持续发展”;另一个是将生态效益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如实现公平正义）和经济效益（如脱贫致富）。具体来说，可以实施天人和合的发展模式、零污染的产业政策、绿色循环的生态经济、绿色环保的消费方式以及尊重自然的活动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推进人类和自然的协同并进和共赢发展。
六、生态文明视角下人口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对于我国重建人口治道具有重要的启迪。直言之，我国需要在生态文明的指引下重建人口生态，转变人口发展方式，这是当下“人口建设”的核心诉求。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意为家或住所。生态就是天地人三才构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舞台和空间。
1869年，海克尔（Haeckel）将其含义扩展到“有机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后来延伸为指生物与其生活环境间所形成的结构及功能关系。当这种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协调时，我们称之为生态平衡。平衡的生态系统具有结构均衡、功能完善、系统稳定等特点，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发展的根本目标。随着可持续理论的发展，生态概念被逐渐引入到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等学科领域，衍生出了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人口生态等概念。生态一词内涵也逐渐与生态平衡的内涵趋近。
人口作为复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不断地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诸系统的平衡发展，即各子系统间的结构功能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是复合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此外，人口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人口内部各要素间实现结构与功能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是实现人口系统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而，均衡的人口系统也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认为，人口生态是指构成人口系统的各个要素如性别、年龄、阶层等亚人口多样性、互补性和共生性状态。人口生态平衡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因素间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均衡，是人口生态的核心内涵；另一层是人口系统与人口系统外的资源、环境、经济等各系统间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平衡、协调发展，是人口生态的扩展内涵。而人口生态失衡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发展出现失衡态势，并影响到人口自身系统的健康、平衡发展，这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核心内涵；另一层是人口系统与其他系统间在结构与功能上出现不协调、不均衡，并影响到复合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发展，这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扩展内涵。人口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出生性别生态失衡。研究表明出生婴儿性别比在103-107（出生婴儿性别比=某时期活产男婴数/同期活产女婴数*100）范围之内能基本上满足人口发展在性别上的需求。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仅有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几个省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略高于正常范围，其中，安徽省最高，为112.5;2000年的普查结果显示，除了贵州、西藏两省处正常范围外，其余省份均超出正常范围，其中，江西省最为严重，达到137.3;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略有下降，但仍高达118,仅有新疆、西藏两省处正常范围之内，其余省份均高于正常范围，其中，安徽省出生婴儿性别比最高，达到128.7.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失衡在短期内扭转的难度很大。
第二，人口年龄生态失衡。我国的少儿人口比重（0-14岁）由1982年的33.6%降至2010年的16.6%,降幅高达17%,已属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徘徊在“超少子化”边缘。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均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TFR<1.5），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广东等省份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不足1.国际经验表明，跌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后反弹乏力，至今无成功反弹案例。当前，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少子化使我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面临生育率反弹乏力、人口亏损甚至人口萎缩的困境。少儿人口比重的降低已逐渐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相反，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10年的8.92%.同时，在顶部老龄化与底部老龄化双重压力下，我国老龄化将异常凶猛，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向倒金字塔逆转的非正常态人口年龄生态增加了人口自身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产生老难所养、老难所依等巨大难题。
第三，人口分布生态失衡。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反映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胡焕庸线”,其基本格局是线的左侧占据64%的国土面积，仅居住了4%的全国总人口；线的右侧占据36%的国土面积，却居住了96%的全国总人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几乎未变。改革开放后，西部“孔雀”不断东南飞。虽然国家出台了系列支持西部发展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西部人才外流问题仍不容乐观。这给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制约。近年来，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的不断上升，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导致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东西部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明显，出现大量撂荒地，甚至出现“村落空心化”现象，这种人口分布生态的失衡给西部农业生产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目前，我国人口生态危机已经逐渐爆发，不利影响扩大：
第一，人口生态失衡破坏了人口发展的协调性。人口要发展，两性要平衡。女性人口的亏损导致应该婚配的男性找不到对象，更谈不上生儿育女、繁衍人口、持续发展。少子老龄化特别是独子老龄化的失衡发展导致老少人口比例失调，年轻人口养老负担不堪重负。这些都有害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我国需要提出“人口生态建设”的重大命题，人口生态是社会生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男女老少人口的比例适度是人口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但毋庸置疑，强制一胎化政策下的人口发展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歧路，中国需要当头棒喝，迷途知返，重建生态，未为迟也。
第二，人口生态失衡破坏了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持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累积了4000多万无适龄女性婚配的男性，这一群体蕴藏了巨大不稳定力量，将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社会稳定的一大隐忧，并可能由此引发更复杂和更大面积的社会生态失衡危机。超低生育率带来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家庭规模逐渐核心化、小型化，在社会无法消化由于家庭独子化而带来的养老功能弱化的风险时，养老问题将可能逐渐成为未来社会不安定因素。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本质上是悲苦家庭。家庭是社会细胞，没有家庭的稳定，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由风险家庭、悲苦家庭组成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危机四伏。
第三，人口生态失衡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严重少子化带来了我国劳动力大军储备不足，从近年来在沿海地带所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中可窥见一斑。在国际产业布局中，中低端产业在我国仍占据主要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我国面临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承载主体，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口与之相适应。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较大提升，但与欧美等世界发达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增加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与风险。养老投入的大幅增加可能压缩投资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亦给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