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人口学界内外流行着“人口环境”的说法。但深思之余，却发现人口环境论实际上是将人口边缘化为客体的因素了。根据时下流行的说法，“良好的人口环境”包括了适度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结构和较高的人口素质。“人口环境”算得上是本土独创的概念。也许是笔者寡闻，据我所知，国外有“生态环境”一词却无“人口环境”一说。
如果“人口环境”说成立，那么与“生态环境”该如何区分呢？人口的规模、结构可否看成“拟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否人口中的人构成了人口的主体性而人口中的口构成了人口的环境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
如果没有理解错，人口环境说实际上是将人口定位在一组生态因子中的其中一个。但如果说社会总体的现代化存在着一个“人口环境”,那么“人口环境”的主体是什么？是经济还是社会？但没有“社群”的经济能是能动、有活力的经济吗？没有“社群”的社会能是积极、有机的社会吗？
同时需要提醒的是，近年来，国内流传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断：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人口因素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的确发挥着“非人口因素”不能相提并论的重要作用。
现象不等于问题，问题大多有负面的表现。而且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譬如谈到人口素质就几乎会涉及很多领域，谈到传染病就会涉及“病染人口”、“桥梁人口”.我们需要大人口的视野，需要深层人口学的认知。
二、人口与人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一“人”一“口”,是一个结合的概念。一个具体的人口总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人口的英文原意是“Human population”.现在我们大多理解为“population”,那是简称的需要。但无论修饰词有无“Human”,“人口”之人类的含义是决不能丢掉的。“population”的含义实际上是生态学所讲的种群。所以“人口”的确切含义是指人类的群体，是可简称“人群”或“社群”.人口最简单的含义当然是指数量，但这数量的概念只是人口的一个表征，却不是“人口”本身最实质的含义。除了数量外，人口还有结构、变化（出生、死亡、迁移）等特征。
人口变化都是指“群人”观念和行为的结果。
我们既不能只看到“人”,也不能只看到“口”.人口并不是只能做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总体的概念，也可以做社会学意义上的抽象---群体的概念。“人口”与“社群”、“人群”、“群众”、“群人”等本土化的说法并无本质的区别。但“社群”、“群人”的说法更好地体现了人口的社会性。将人口仅仅理解为统计学总体的概念，这是一种表象之见。从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出发，“人口”是一个更接近“社群”的概念，有数量、有结构、有变化。
人口与人的区别在一个“口”字，但这个“口”字却不仅仅是数量的概念。“口”只是人群的数量特征，“人”则体现了人群的社会特征。过分强调人口的“环境性”不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口问题的实质，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多少的问题、结构轻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活力、人口行为的问题。
譬如老年人口迁移，我们不能只看到数量方面的表现，我们更需要看到老年人口迁移主体的感受。老年人口迁移的主体就是老年人群自身。我们忽视这个主体性，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工具人口”的泥潭。工具理性中的人口实际上是数理化的一个概念。人口好似一个被作用、被安排的对象，其实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人口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工具理性不可避免，但人文关怀更为重要。如果工具理性不能建筑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之上，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陷阱。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所以还应当包括结构的概念。人口有其生物性和数理性，更有其社会性和结构性。所以，将“人类人口”另名“社会群体”是完全不错的。
对人口的误解不利于我们积极看待和发挥人口的作用。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很突出的历史性和体制性。譬如，新中国成立后过剩人口的积累就与二元城乡格局这种长期的制度安排有关。人口问题只能逐步消解，而且只能借力于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这就是我们主张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的基本理由。
当我们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时候，自然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应关系。人口是作为主体因素出现的，人口是能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即便从规范 人 口 学 或 本 体 人 口 学 （Formal demogra-phy）的角度说也因其行为的变化而呈现出能动的特征，如出生、死亡、迁移，最后均导致人口的量变。
三、人口的主体性和规模性：孰轻孰重？
人口是人的集合，是对人群的一个数量抽象，但这个抽象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并不能抹杀掉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人口当然是人的“口”,而不是任何其他动植物的“口”.这个前提条件是不能忽视的。
在生态学中，人口被理解为种群的数量，譬如虎口、狼口、鼠口等等。无论是什么口，都是“物口”更具体的分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物口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物口都是规模性和主体性的统一。
当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物口的种种行为时，就必须注意到“口”背后主体性的存在，譬如人、虎、狼、鼠等的存在。同样是100个单位的物口，由于物口主体性的巨大差异，物口规模性所产生的效应也有巨大的差异。考虑到事物是无限可分的，所以同样是100个单位的统一主体的物口，也存在着不同的效应。譬如，同样是1000万人口，由于其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由于不同的国情区情，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是截然不同的。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在一望便知“口”字上，而是在“口”字背后的主体上。只有全面考虑人口的规模性（数量）和主体性（人类），我们才 能完 整把握人 口 问 题 的 实 质 和出路。
人口的主体性和规模性这两大方面须臾不可分离，前者决定了人文关怀，后者决定了工具理性。
考虑到这双重的特征，如果我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性甚于规模性的话，也可以将人口理解为“群人”,这里人与口前后顺序的颠倒只是强调了人作为主体性的重要性。当我们从人口数量的层面深入到人口的行为和观念的层面，我们就能逐渐认同主体性更为重要的判定。
在中国的文字中，“口”大致有二个含义：一是数量，二是嘴巴。当我们问：“你们家有几口人”时是取前面那重含义；当我们说到“虎口余生”时，是在说后面那重含义。这样，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人口既是指数量的存在，也是指消费力的存在。但应该指出，这只是指出了人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这只是人口学起步发展阶段的粗浅认知。
现在，“人口”一词已成学界内外通用的术语，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全面理解人口实质的障碍。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有如下的结论：
首先，人口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生活主体。这一点说明了人口中的“人”这一主体存在的重要性，突出了人口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里特别要提到 毛泽东人 口思想的宝贵遗产，那就是1949年毛泽东提出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一着名论断。①历史或许会证明，毛泽东最重要的人口思想就是“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一超越时代局限的观点。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因为是世界的主人，是创造性的主体。邓小平也讲过：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人学观点。重温毛泽东“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一人口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地认识人口问题、更好地解决人口问题有重要意义。“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一人口思想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对“人口投资”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数”或者说“口”只是人口的表面特征，“人”才是人口内在的核心要素。所以，中国人口问题要治本就必须关注人的问题，而不能仅仅在数上做文章。人口，一人一口，这启示我们人口的主体性是“人”的存在，而“口”只是人口的数量性存在罢了。
确立人口的主体性思想，也就等于将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体”.这样，人力资源问题和人力资本问题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现在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人力资本（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体能、智能、技能）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在人口适度增长的框架里，我们没有必要为人口的必要增长而担心，倒有必要为人口的质量投资不足而忧虑。
人口是资源而不仅仅是负担。但这种宝贵的资源开发利用之前却需要一段时期的投资，正是对人的优生投资、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生态环境投资等才促成了最后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出生人口素质问题和生殖健康问题。生育质量构成了生命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基础，出生素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加强生育质量投资、千方百计提高生育质量，就能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人口推力。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计划生育，而且要优化生育，要使生育的效用最大化，使生育的风险最小化。优化生育包括了适龄生育、适时生育和适量生育，这也是适度生育的三个维度。优化生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加强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优化生育需要知识、技术的支持。所以，生育决策和过程的优化离不开宏观社会环境的支持。②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推算，我国每年实际增加出生缺陷人口大约有50-60万。如此逐年积累，后果十分惊人。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有义务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口资源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我国已经开始积极实施以防止、减少和治疗三级预防为核心的出生缺陷干预工程。
从结构的角度看，人口含人力和人才，这是一逐层深入递进的关系。我们不能停留在数量的层面上而忽视对人口实质的深度开掘。
---人口是需求主体：包括了消费需求、教育需求、就业需求、婚姻需求、生育需求、养老需求、医疗需求、交通需求、安全需求、尊严需求，等等。
---人口是行为主体：包括了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交易行为、生育行为、养老行为、死亡行为、流迁行为、战争行为、和平行为，等等。
---人口是价值主体：由于人脑、人权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人口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取向，包括了知识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市场价值取向、民权价值取向。只有亲知识、亲生态、亲道德、亲民权、亲市场的人口才会成为积极的价值主体。
对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再次支持了这个观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当然也是文化的载体。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既不能实现人口的持续发展，也不能传承和光大自己的文化。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对这样的少数民族应该鼓励人口增加，保护人口的生机和生态。
适当的人口政策要注意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对一些人口过少的民族应该适当鼓励生育，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否则一旦人口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就会导致文化的消亡。
---人口是能力主体：人口是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对立统一，这是社会人口学的基本观点。人口并不可能是处在发展系统以外的变量，与其说人口是“环境”,不如说人口是“主体”.“环境”是相对静态的、被动的因素，“主体”则是富有活力和能动的因素。如果我们认可人口是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对立统一这一经典命题，自然可以推演出另外相似的命题：除了前述的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对立统一之外，人口还有建设力与破坏力的对立统一、战斗力与威慑力的对立统一。这些命题说明人口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力量形态和力量性质。
其次，人口具有规模、结构、分布和量变（出生、死亡、迁移）四个群体性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了人口中的“口”,是指数量特征或者说量变特征。
真正确立人口的主体性之后，我们才可能在关注人口的规模效应（权数效应）之后，看到更深层面的人口的需求效应和行为效应。也就是说，人口问题带来的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而且是需求问题和行为问题，更深一层的则是人类的观念和价值问题。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际上点出了人口的需求效应和行为效应。马尔萨斯《人口原理》200年来之所以赢得声誉实际上也是因为牵住了人口问题的“牛鼻子”,即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
多层次的人口问题观引出了一个多层次的人口控制观。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在“人口主体性原理”的指引下，将人口调控理解成三级的社会调控模式，这种重要性的排序再次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环节。人的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在根本上决定着人口的行为倾向和数量表达。所以，主要体现在观念和价值层面变迁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产生或者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心所在。再次，社会人口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能够相提并论吗？我们以为不能也不该。人口的主体性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人口虽然是环境的产物，但也是自觉改造环境、影响环境的巨大因素。此为不能。所谓不该，是指如果我们将人口等同于一般的环境因素，将自觉不自觉地减少对人口作为能力主体的投资和开发，将忽视对人口潜能的开掘。
四、以数为本的负人口论将人类引向歧路
从国外传入的负人口论至今在国内仍然很有市场，错误地引导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最有代表性的人口悲观论就是人口爆炸论（Theory on population explosion），该理论是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现象及其负面影响的种种悲观描述和理论总括。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人口开始了转变的增长，引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三次人口增长浪潮。据联合国的数据，在1950年至1975年间，全球人口从25.04亿增加到40.76亿，其中发达地区的人口从8.32亿增加到10.95亿人，发展中地区人口从16.72亿增加到29.81亿人。在这一期间，83%的人口增长发生在欠发达地区。针对这种全球性特别是亚、非、拉美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态势，西方学者提出了形象生动中带着悲观色彩的“人口爆炸论”.早在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在《世界人口危机》一书中就写道：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加了若干引信。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年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一书，他警告说：千百年来，地球没有任何其他的重大事件对人类生活的威胁能比得上过剩人口的威胁，“正如同各种各样的热核武器一样，如此大量的人口现在正威胁着要毁灭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世界人口暴增的势头如果得不到有力的遏止，那么人类将面临犹如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灾难。从此，“人口爆炸”一说风靡全球。除了这两本书以外，代表作还有1945年美国学者皮尔逊和哈帕所着的《世界的饥饿》，1948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70年英国学者泰勒 的 《世界末日》，1972年罗马俱乐部组织撰写的《增长的极限》，等等。在人口学说史上，人口增长悲观论大概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