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征
目前，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为了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出口和投资，通过鼓励出口增长来拉动投资增长，或者直接推动投资增长；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长，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在政策组合中往往以非市场化的、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定位更倾向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同于传统理论与国际经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经济增长导向比短期经济导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设定了一系列发展目标，总量扩张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见，政治层面的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长期增长导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必须服务于结构调整、产业变迁和制度变化等长期战略规划，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定位于供给层面的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不断加大，调控方式不断转变，但产出缺口却不断加大，实际GDP增速的下滑领先于潜在GDP增速的下滑。此后，政策刺激力度加码，在产出缺口迅速下降、各类物价指数和贸易失衡规模均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局面后，政策效果依然没有显现出来（见图 1和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长期增长导向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需求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
（二）宏观经济政策首要任务是配合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战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高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相伴而行。 1991年~1997年和2002年~2007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两个主要时期。前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与此对应，两个阶段的年均GDP增长分别是11.5%和11.2%,明显高于其他时期（见图 3）。以工业化推动整体经济增长，不仅是世界各国经济腾飞经验的启示，也是我国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与突破手段之后的必然选择。首先，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出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来源，而工业部门的扩张也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其次，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突破国内技术约束和资本约束提供了条件。第三，工业制成品作为典型的可贸易品，产出的市场可依赖于国际市场，从而突破国内的收入约束和市场约束。
工业部门的扩张主要倚重资本积累的加速，即国内的高投资（高储蓄的支撑）。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具备利用本币进行大规模国际融资的能力，储蓄主要来自国内。这就抑制了国内消费对国内工业制成品供给的吸收能力。由此，在总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和外部净需求必然占据过高的比重。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最终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我国传统增长模式下，供给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过高；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和净出口所占比重过高。可见，供求两个方面的特征界定了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非均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