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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人口红利对城乡收入的作用探析
【第一章】人口红利下城乡收入问题探究绪论
【第二章】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及人口红利影响
【第三章】人口红利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第四章】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基于人口红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2 相关基本概念、理论及研究假设
2.1 相关基本概念
2.1.1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结构是指按照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根据人口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研究人口的内部比例关系。根据这些不同标志，一般将人口结构分为三类：人口的自然结构、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的地域结构。其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自然结构，是指在特定区域和时间段内，现有的各个年龄段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数量的各比例部分。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划分标准，人口年龄结构的组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4岁及以下的少儿人口；第二类是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三类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比例和指标，不仅可以指出在现阶段的各人口比重及差异，并且可以说明未来时期人口的变动趋势。其中，少年儿童比重、劳动力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都能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很好的对人口年龄结构做出说明。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不仅有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而且社会经济因素等都会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战争和重大自然灾害等还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突然发生巨大变化。下表2.1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
根据上表的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中的年轻型又被称为扩张型，处于该类型的人口结构中，该国家或地区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老年人口比重较小。
在未来时间段内，该地区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代表国家有朝鲜、印度等。成年型也被称做稳定型或静止型，由于存在该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结构在未来的发展阶段内会一直持续稳定的状态，代表国家有瑞士。老年型又被称为衰退型，属于该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特征为：少年儿童人口占的比重较小，老年人口比重很大。处于该状态类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会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等。
2.1.2 人口抚养比
为了更好的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一般选用人口抚养比作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指标，具体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人口抚养比按照抚养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
按照国际上对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少儿抚养比指的是少儿年龄在 14 岁及以下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在 15 岁至 64 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之比，老年抚养比指的是老年人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在15 岁至 64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之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和即为总抚养比，总抚养比也被称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比。
人口总抚养比形象揭示了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情况。当人口总抚养比越小，劳动力对需要非劳动年龄组别的抚养压力就越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划分，更直观的看出各类年龄组需要抚养的数量和比例，形象揭示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人抚养负担。
2.1.3 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期
人口年龄结构不断的变化，因此人口再生产类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中一般经历以下三个过程：第一阶段是高少儿人口比例和较低的老年人口比例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较高；第二阶段是少儿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很低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非常低；第三阶段是低少儿人口比例和较高老年人口比例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较高。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不断变化中，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使得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学者们对现有人口红利本质“期限论”的界定，第二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在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第二阶段中，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处于的期限即为人口红利期。该时期作为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时期内，人口红利从三个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占到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人口参与工作的比率特别高，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价格比较便宜。如果这些适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提高就业率，伴随着就业率的增长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带动经济增长。
第二，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参与率高，并且需要抚养的人口比率比较低。该人口结构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能够使储蓄率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老年抚养比较低，社会保障支出轻，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变多，财富积累的速度会很快。在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都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储蓄会大量的转变成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
第三，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配置效率比较高。在人口红利期，我国的劳动力剩余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不仅让城市能够享受到大量有效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这些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还可以将城市中的先进方法和优秀经验带回家乡，有效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发展。
2.2 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
在人口红利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何变化，必须根据特定的数据和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指的是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城乡之间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测算：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其中关于绝对收入差距指标的统计一般用收入所得的货币单位的绝对差距来衡量，相对收入差距指标的统计一般用收入的相对份额差距来计量。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用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恩格尔系数。除此之外，少数研究中运用到了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衡量，甚至还有构建比较完善的指标来对城乡收入差距来进行测度。纵观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中，国际上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有贡献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差和泰尔系数等，而我国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常用的指标有以下四种：
（1）城乡居民收入差。城乡居民收入差是绝对收入差距计算维度中最常见的方法，其计算方法为：
（2）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收入比是相对收入差距维度中最常见的方法，是比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指标。为了便于比较，一般将这两种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大的作为分子，小的作为分母。
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计算公式为：
（3）基尼系数。基尼系数首次提出是在 1912 年，由经济学家基尼依据劳伦茨曲线的定义其计算方法的。该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现实状况，能够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基尼系数的数值大小从 0 到 1,是按照比例所得出的数值。按照联合国有关规定，基尼系数用来反映居民内部收入的分配差异性，根据不同的数值设定不同的区分段。当基尼系数小于 0.2 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 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0.5 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越小则表示收入分配的越平均，该数值等于 0.4 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标尺。因此，基尼系数最好保持在 0.4 以下。基尼系数的特点是客观、直观、易计算、易理解，能够广泛的得到认同。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在该计算公式中，G 表示基尼系数，Ri 表示第 i 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Si 表示第 i 组人口的总收入占所有人总收入的比例，（ΣRi）‘表示第 i 组之前所有组别的人口总数之合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
（4）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是根据信息理论中的概念，泰尔用其来计算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泰尔指数可以很好的衡量收入不平等，因为熵指数不仅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并且还可以分解出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影响程度。该数值越小说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性就越小，越大则区域间收入差距就越大。泰尔指数的特点和基尼系数一样，结果很直观，能够得到各国的采用和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该式中，i=1 表示城市地区，i=2 表示农村地区。dift 表示 t 时期的泰尔指数。当 i=1 时，Rit 表示 t 时期城市的人口数量；i=2 时，Rit 表示农村的人口数量，Rt 表示 t 时期城市和农村的总人口。当 i=1 时，Sit 表示城市居民的总收入；当i=2 时，Sit 表示农村居民的总收入，St 表示 t 时期城市和农村的总收入。
2.3 人口红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
人口红利时期有着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最显着的两个特征是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工作参与率越高和社会抚养负担越小共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被提出的时间还不长，在这个时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产生影响。本文将通过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下降这两个人口红利时期显着的特征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
2.3.1 高劳动参与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口红利期，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逐渐变多，劳动力资源变得特别充足。我国作为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中，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曾经指出，这些二元经济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
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出的结果是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会变为零甚至是负数。而在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者得到了充分的就业，故工资率水平会高于农村劳动力收入。基于对工资的预期差异，农村的劳动力为了追求相对更高的工资，便会向城市工业部门实现转移。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非农业部门，导致了完成工业部门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素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一现象有效的抑制了为了满足工业扩张中工业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当城市工业部门实现了工业扩张，会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供给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进一步实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并且收入也越来越高，直至和城市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和收入达到均衡。在这一过程中，当农业部门里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就会达到“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结构便会实现一元化。
在人口红利期，高劳动参与率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的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产业结构的重心会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一途径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农村劳动力进入到的只是城市低层次产业。从产业梯度转移角度来看，认为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虽然不断的流向非农业部门，但是这些劳动力很多转移进入城市低层次产业，使得这些本来应该随着城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被迫进行转移城市低层次产业可以继续维持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不断的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农业研究投入不足，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有效提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研究投入不够，使农业的边际生产力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可是农业研究投入不足会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并没有实现农业部门的有效收入的增长，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即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做相同的工作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提高了城镇的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主要被城镇居民分享，那么这样一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人口红利期存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现实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向城市发生转移。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在转移的过程中，带动产业结构重点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倾斜，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一途径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3.2 总抚养比下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口的年龄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逐渐上升。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说明总抚养比的降低。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应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经济个体会利用一切信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中，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个体对信息的挖掘和最优利用和经济个体能运用适当的理论和模型对未来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期分析。当老年抚养比下降之后，直接导致社会保障支出的减少，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变多；少年抚养比下降会使得需要付出用于少儿的抚养资金也会变少。那么总的说来，由于总的抚养比下降会使人们手中有着更多的资金去用于储蓄和投资。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个体便会增加养老预期和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基于养老预期，经济个体会采取下列的调整：调整工作和退休时间、调整退休前后的消费水平和调整养老保险自我储蓄比例；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会调整人力资本的投入。在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数据中，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已经扣除了个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且养老预期是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所以，在两种预期中，只考虑人力资本积累预期。
在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的下降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预期这一途径进行改变。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存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第一，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量少于城市人力资本投入量。因为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关于人力资本公共投资方面，城乡两个不同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政府现阶段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资略显不足；除了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单个家庭作为投资者也可以进行投资。自人口红利期以来，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小于城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那么用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也同样不会高于城市。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于城市。城乡二元体制引起城乡经济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比农村享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经济资源配置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城市也是高于农村的；农村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降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农村劳动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很大一部分人会进入城市去工作，这部分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被称为农村外溢劳动力。但是这部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外溢农村劳动力所进入的很多是城市劳动者不愿意从事的脏、累和工作条件差的体力型、低收入和低层次行业，这些行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报酬也不高，尽管农民工获得劳动报酬水平高于务农收入，但却低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的边际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城市中存在农村外溢人力资本浪费的现象。农村外溢人力资本得不到相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人口红利期，适龄劳动力需要承担的抚养压力比较小，总抚养比的下降会引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当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存在，经济个体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和人力迁移投资。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存在，这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