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5)

　　事实上，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确实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气候变化领域已经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新支柱”,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确立了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合作领域，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良性发展奠定新的可持续基础。相较两国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存在更多共识、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更大，能够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和动力。此外，它对中美关系全局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中美在该领域确立的良好政治互信，将发挥中美关系缓冲带和助推器的作用。
　　
　　总之，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它们是中美参与联合国多边气候谈判与寻求双边关系良性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示，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的联合国谈判中的分歧也非常明显。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从直接原因上看，是因为它们对于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责任和能力的评估和判断存在差异。美国认为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于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能力已经发生了足够巨大还将发生更加巨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通过重新解读和适用“共区”原则来推动制定新的规则和建立一个全新的气候机制，改变原有机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但它一方面强调新兴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增长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忽视或者有意地贬低发达国家自身的历史排放责任。因此在2013年的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当中国和印度表示支持巴西提出的讨论历史责任的参考方法问题时，美、欧盟等发达国家反对讨论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相信，伴随着中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的能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它强调中国已经 完 全 不 同 于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不 应 该 继 续 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认定，中国作为一个 新 兴 国 家，已 经 具 有 更 高 的 能 力 来 做 出 更 多的承诺。尽管中国已经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制定、执行了相关政策，但是美国认为，伴随着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责任和能力的提升，中国应该在国际层次上承担更加雄心勃勃的、与发达国家具有可比性的减缓义务，并且应该在一个 新 的 气 候 机 制 下 接 受 相 关 的 透 明 度规则的约束。[33]
　　
　　相比之下，中国强调发达国家在排放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因为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累计过程，而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事实。中国科学家借助最新一代“地球系统模式”,在超级计算机上模拟了1850年至2005年因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后发现：从碳排放总量上看，发达国家的责任是发展中国家的3倍，但从对气候变暖的贡献上考察，前者责任是后者的两倍。[34]根据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美当前的排放水平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中国的排放仍然处在“倒U曲线”的上升阶段（伴随着经济增长和自身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排放处在该曲线的下降阶段。[35]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在全世界得到复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36]
　　
　　从能力方面看，中国认为，自身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包括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37]
　　
　　从根本目标上来看，中美的分歧表明，双方都希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生变迁。美国实际上是试图对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那部分现存国际机制的安排进行改造，使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减排义务，为自身创造更有利的竞争环境。而中国的立场反映了它试图延续这种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的安排，并且担心按照美国偏好进行变迁的国际气候机制会遏制自身的发展空间和损害自身的发展权利。[38]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美之间的合作大于分歧。本文主要从中美政府层面对这种合作与分歧做了归纳，并分析了其原因，但今后仍需更多关照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力量发展对两国气候政策转变的影响。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虽然2015年气候协议最终的谈判结果取决于190多个国家的大多边进程，但是中美的双边关系和谈判策略仍然至关重要。中美在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中应该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确认各自和对方的政策立场和底线，避免公开指责对方，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推进创造良好氛围。这是最低层次的目标。同时中美应该在多边外交场合相互尊重各自的立场，并努力做到合作共赢，对2015年全球气候协议具体规则要素加强协调，找到“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都能接受的”立场集合，共同推动2015年全球气候协议的达成。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协调好中美之间已有的各层次气候合作机制，形成各机制之间协调互补的局面。中美还应该继续加强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合作。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发展国，实际上已经从众多的清洁能源相互投资和伙伴关系中获益匪浅，但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洁净煤技术、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工业和建筑节能与能效等领域仍需扎实推动以取得实际成果，在页岩气、核电、可再生能源、低碳环保技术等方面仍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鉴于当前的大多边气候谈判背景以及中美在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美应进一步强化双边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交流各自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的有关信息。此外，中美还可以通过合作研究，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雾霾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各自、共同实行有益于健康的气候计划来减少排放，来赢取各自国内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