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 12 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多边进程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时刻：《巴黎协定》历经四年的谈判，最终获得196个缔约方认可并得以通过。协定正式对 2020 年后各方减排行动做出了整体性安排，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1.5℃以内”作为各方努力的方向，开启了“自主贡献 +5 年盘点”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新模式。在此之前，很多人寄希望在巴黎能够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方案，而在《巴黎协定》通过之后，也有很多环保组织和部分国家认为通过“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将不利于全球温控2℃甚至1.5℃目标的达成；还有国家认为，新协定既未赋予具体减排承诺足够的法律约束力，也未充分要求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国情能力相符的责任，对协定的“雄心”和“力度”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气候变化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无论是刚刚通过的《巴黎协定》，抑或是协定后再继续细化和落实协定的具体规则，目的都应是为这场“马拉松”设计好规章制度，让每个国家都可以加入其中，并在参赛过程中相互鼓励、相互帮扶，最大限度地发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一同走向“低碳”甚至“零碳”的终点。
一、气候变化科学的复杂性
从气候变化成因上看，人类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已超过数百年，这些温室气体往往还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由自然界本身的代谢作用来消除。以对全球升温贡献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碳（CO2）为例，65%~80% 排到大气中的CO2需要 20~200 年时间被海洋溶解，剩余部分则需要耗费数百到数千年，通过化学风化和岩石形成等过程缓慢固化。也就是说，CO2一旦被排放到大气中，就有可能在千年尺度上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因此，即便现在人类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行动突然“刹车”,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仍将延续几十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明确指出，即使在最严格的减排情景下，海平面都会在本世纪内持续上升。据观察，海洋酸化、冰川消融、生态圈变化等现象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洪涝和风暴潮、内陆洪水、农业生产力降低、极端天气等一系列问题，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缺水、缺粮，甚至健康风险。这种影响可达几十年至上百年。
此外，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人类开发的气候模型与气候系统的真实情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难考虑到所有影响气候系统的因素。以衡量温室气体浓度对气候系统升温影响的“辐射强迫”参数为例，辐射强迫与升温之间还需要考虑气候敏感参数，云、水汽、冰雪等反照率都会对气候敏感参数产生影响，而现在的气候模型对云反馈、大气-海洋的能量交换过程、海冰、对流等问题的处理仍有较大缺陷。虽然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与地表温度的关系，至今未形成共识。
国际社会公认温升不超过 2℃的目标，也是依据人为挑选模型测算的结果，并非精确的科学事实，而此次《巴黎协定》中确定的 1.5℃“努力”目标也主要是显示未来协议雄心和力度的政治决定，很多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基础性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我们只能作出有限的理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在气候变化观测和研究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二、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难以一蹴而就
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1840年的工业革命正式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有史以来创造的财富总和。与急剧增长的财富总和相比，过去 200 年的快速发展仅使世界 20% 的人口脱贫致富。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到 2050 年，全球约有 40% ~ 50% 的人口能基本实现现代化。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据相关研究，从目前中印两国的 GDP、识字率、预期寿命、出口、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印度发展程度比中国落后 10~25 年。按 20 年计算，印度将在 2070 年左右完成现代化建设，全球范围内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人口基本达到彼时全球人口的70%~80%.乐观估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才能够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
气候变化的本质，与人类生产方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没有工业现代化，也就不存在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根本上要转变发展方式。人类现代化进程将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生产力的提高促使人类社会转向更低碳、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的经验可以看出，温室气体排放往往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选择低碳发展路径可逐渐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
低碳化是人类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种发展方式。能源低碳化不仅需要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还需要从观念上接受并拥抱绿色和低碳观念。以北欧为首的一些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进程后，转而追求低能耗、零排放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以全球风力发电量占比最高的丹麦为例，丹麦在 2009 年正式宣布，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将实现 100% 的宏伟目标，并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目前，丹麦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除风电外，50% 以上的电力来自热电联产，生物质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也达到 18%.丹麦之所以能做到，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在上世纪 90 年代业已形成的绿色增长发展理念。
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根据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测算，为实现2100年将温室气体控制在430~530ppm水平的目标，未来 20 年（2010-2029）需要在低碳能源发展领域，每年多投入 1470 亿美元，也即在 2010 年基础上翻番，并在提高能效方面，每年多投入 3360 亿美元。在适应方面，根据 2014 年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即使能实现 2℃温控目标，2025-2030 年适应成本也将上升到每年 1500 亿美元。到 2050 年，适应成本将会增至每年 2500 亿~ 5000 亿美元。越是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往往更依赖气候敏感型行业，加之预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资金和人才能力都不完善，越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