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们一直倡言，以汉语新文学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因为以汉语承载的新文学是围绕着现代汉语构建的一个文化整体，体现的是一个以五四新文化为宏大背景和精神内涵的伟大传统，无论这样的文学产生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港澳地区，抑或是施展影响于海外世界。
中国文学回归中国的讨论，是从国族文化的角度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而这种自主意识的具体落实，则应归结到国族文化的基本载体以及基本思维手段：语言———汉语方面。因此，中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回归到中国，实际上可以在学术逻辑上被演绎为：汉语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必然回归到汉语自身，回归到汉语自身的魅力和优势，回归到汉语自身的内在逻辑、演变规律和发展前景。
讨论中国文学研究回归中国，或者说让汉语文学研究回归汉语文化，这并不意味着“关门整风”，从此割断了与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联系。我的理解恰好相反：新文学从其传统上来说就与世界文学产生了割舍不断的联系，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学倡导者所欲急切地建构的文学范式，正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汉民族语言文学。
但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实践，我们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果和教训：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批评上，中国文学或者汉语文学总是习惯瞠乎于先进的外国文学或外语文学其后，其结果终究会导致汉语文学创作力的萎缩，相关理论自信的委顿，导致我们的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梦”与其实现的距离越来越远。只有充分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学，只有在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方面建构起自身的文化构架，汉语新文学乃至整个汉语文学的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在这样的话题上，新文学倡导者的自觉意识同样值得重视和尊重。尽管他们的言论确曾带有某种历史的偏激，包括“全盘西化”“废灭汉字”这样的过激言论，但经过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其中都蕴含着建构汉语文化自身的合法性、先进性的内容，并非真的要“化”掉民族文化的所有能量，更不是要废灭汉语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学和艺术形态。
也许是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弯子，但他们的思维立意和理论指向其实都在于如何探索出并建设好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的规范，使得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拥有一个能够与其他语种的文学与文化同样优越的地位和价值。新文学倡导者在某些偏激意义上进行的废灭汉字的表层反思，体现着对于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顶层设计，并同时实践着汉语文学表述的“全”与“美”的深层架构，这一切都精彩地呈现着在世界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使得建设中的汉语新文学回到汉语、回到文学自身的一种艰辛努力。
一、废灭汉字：关于新文学世界性的表层反思
先驱者对于汉字的不满甚至憎恶，完全不能成为后人在情感上和态度上离弃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理论上和学术实践上以外来文化规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借口，因为质之于他们自己，包括“废灭汉字”这样不无偏激的言论，并非出于对整个汉语和汉语文化与文学的否定情绪，而是在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现代性、世界性的意义上深恨汉字作为器具的繁难、累赘，以及作为载体的腐朽、落后。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越是偏激地倡导“废灭汉字”，越是想急切地建构汉语文化和文学自身的现代规范。先驱者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使得汉语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建设取得他们所期盼的进步，就必须从汉字的批判开始，必须向作为器具的汉字之繁难开刀。这是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愈益迫切的民族文化改革心理催生出的强烈乃至极端的现代化思维的必然结果。从器具方面检讨中国文化，李鸿章可谓开辟了传统。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与他持有相似见解的有薛福成，他在《筹洋刍议·变法篇》中认定中国的伦常道德远在西方之上，西方只是器艺超过中国，故应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这时候，近代改良主义者还保持着一种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制度自信甚至道德自信，只是认为所使用的器具，具体到兵器或技艺，不如别人而已。这样的思想衍生出对于汉字这一工具的检讨，导致新文化运动人士继承改良主义的器具反思思潮，顺理成章地展开对于汉字这样一种特殊工具和技艺的反省和批判。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化现实主义认知显然比近代改良主义者更深刻，更彻底，他们透过器具落后说，更清晰地看到了旧有文化较为普遍的落后情形：“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的这种反思带有普遍性，当然比起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也更清醒，更为深刻，虽然也不免偏激与夸张。
他们意识到所有的文化优越感，包括政治制度的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在内，都是虚幻的感性，“百事不如人”才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样的反思并不能简单地归入所谓民族xuwuzhuyi的泥淖，因为其立意正是促进一种文化自救的危机感和文化向上的动力。
梁启超对此有着明确无误的认知：“吾以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只有不忌讳这些不如人之处，才可能积极寻找弥补之法和救治之方。胡适的认知则更为清晰：“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发宏愿努力学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种反省与仟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
在这样的心态下，承认汉字的缺失，甚至主张“废灭汉字”，显然不会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种文化伦理的冒险感。更重要的是，所有自我检讨的不如人之处，所有自我“愧耻”的发现，都只不过是自我革新、自我救赎和自我更张的必要手续，自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始终是这种自我检讨甚至自我批判行为的终极目标。反映在汉字的检讨与批判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其同构性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汉语文化的自赎与发展。
回到“废灭汉字”的讨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反思改良主义者极不彻底的文化反省成果时，并没有将汉字仅仅归入中国文化或汉语文化的器艺或工具之属，而是认为汉字的意义更深刻得多，更潜在得多：它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承载者，特殊的体现者，甚至是难以解析的参与者；要阻隔旧有文化的谬种流传，就必须“废灭汉字”。最有代表性的是钱玄同的相关议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这番话综合了汉字之于传统文化的工具意义和承载功能。接着，从载体功能的意义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废灭汉字”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而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其中的“汉文”即为“汉字”之谓。显然，这样的断言过于绝对，偏激之弊不言自明。且不说孔教之学是否应该得而废之，道教之害是否尽如所言，即使是当时都很值得探讨，便是汉字是否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记载儒道之言的部分占到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毫无疑问属于一种极端的夸张。
不过这样的偏激之论，绝对之言，其目标仍然是建构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自身辉煌，让我们的民族语言，也就是汉语，能够摆脱固有文字的缧绁，能够更方便、更纯粹地使用，并且在传载新理、新事、新物等方面显示自身的能量和优势。因而这样的偏激和绝对，既是一种历史文化判断上的失误，又体现出积极地建构现代的、健康的，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有竞争力的汉语文化的民族热忱。
将传统文化中的不认同因素全都归结为载体的祸端，不仅是偏执和错误的观察，也是相当表面性的理解。由于是表层面的观察和理解，认同和响应也就无须大费周章。于是，在新文化倡导运动中，许多倾向于绝对化地对待儒道文化，偏激地对待汉字文化的新文化人士便较多地倾向于“废灭汉字”。当钱玄同以通信的方式向《新青年》的编辑者陈独秀历数汉字的“罪恶”，诸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之类，提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这也就是所谓“废灭汉字”论的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更顺畅更简便地使用汉语。
围绕着钱玄同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4 期上的“废灭”论，陈独秀、胡适等均表达了对此论的理解与支持。陈独秀完全认同了钱玄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胡适则将钱玄同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说法合二为一，表示“极赞成”独秀先生主张的“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鲁迅直到 10 多年之后还在明确赞同类似的观点：“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只不过，鲁迅并不认同繁琐的罗马字拼音取代方块汉字，而寄希望于更简便实用的“新文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新文学的缔造者之所以如此偏激地清算和声讨汉字，是因为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观察。
第一，汉字过于繁难，难识难写，不方便劳苦大众学习和掌握，不利于现代启蒙运作，这实际上是回复到了近代改良主义者的思路，希望在器具意义上改良文字，将现有的繁难汉字取消。
第二，汉字不利于新理、新事、新物的传达，也就是说从信息传播的意义上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第三，汉字是旧有文化的承载体，一切文化原罪和毒素都由汉字而始，于是最偏激的言论竟然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所有这些观察不仅非常片面，而且过于表面。
其中出现的问题在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观察，呈现出逐层递进的关系，但几乎每一步递进，都增加了许多更其谬误的成分。如果说从器具方面质疑汉字的繁难，以及行之于教育的困难，则还说得过去，可再进一步，由此断定汉字难以表达和传播新理、新事、新物，则理论上缺乏依据，实践上也早已归入无稽。即便是到了高度信息化的当代，汉字承担信息传播的功能越来越得到优异的彰显。至于将旧有文化中腐朽落后的内容全都归结为汉字的祸害，从而将汉字宣布为十恶不赦的文化载体，这不仅于理论上破绽百出，与历史实际情形更是相距甚远。汉字自身当然包含有许多文化信息，但它本质上是语言表达的工具，什么样的思想都可以借助它这个工具完成自己的表述与传播，思想的优劣、文化的善恶，首先须推究其表达的主体，进而须考究这种思想、文化自身的倾向与内涵，其中包含的许多负面能量，其实不应该由文字这样的工具来负责。历史文化的真实情形是，固然许多糟粕是通过汉字承载和传播的，但更多的文化精华，同样是通过这些汉字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的。
这样的逻辑推论足以说明，“废灭汉字”不过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先驱者所表明的对于新文化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某种急切心理，带着只有在先驱者那里才得到许可甚至鼓励的某种偏激和粗暴。“废灭汉字”是一种相当浅表层的理论表述和主张，越是处在其最表层的思想越是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越是深入进去，则其内在的谬误就越得到彰显。
二、拼音化：关于汉语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由于“废灭汉字”代表着对于汉字文化及其局限性表层面的观察和理解，诸如此类的论点即便具有相当的冲击力，有相当的认同度，而且甚至代表着相当普遍的一种思潮，但它的时代影响也非常有限。事实上，即便是最激烈的“废灭汉字”倡导者，在文字改革设计的文化实践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废除”汉字。
更多的情形下，他们对汉字的缺陷甚至罪恶的检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汉语文化的理想形态的设计。历史不能容忍凭借历史人物的偏激之论随意装扮，同样，历史人物也不能凭借他们自己的某种偏激之论随意褒贬。所有的偏激之论都可能是有效的历史呈现，却是无效的评价依据，即便是用来评价偏激之论的主体也是如此。
新文化倡导者偏激地否定汉字，号召“废灭汉字”，乃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于旧有文化中落后、腐朽成分的激愤情绪，为了表达天下工农商贾皆通文字之用的急切心情，而不是为了否定汉语文化并且让位于外来文化。事实上，最偏激的新文化倡导者也从未提出过废灭汉语，进而废灭汉语文化。正好相反，废灭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的汉字，正是为了在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时代语境下设计或者创造出能够体现汉语在信息表意、文化传承和文学创作等方面优越性的理想类型。这是关于汉语和汉语文化、汉语文学现代品质的一种顶层设计。
“废灭汉字”的偏激之论不过是这种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和先行口号。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积极同时也最为持重的倡导者，对“废灭汉字”的理论运作把握得也特别精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且废灭汉字，正是为了光大汉语的作用力和表现力。为了使得汉语的文字记载和文字表述更能够跟上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时代步伐，新文学家们展开了有秩序有步骤同时还是相当有分寸的文字改革。激烈主张“废灭汉字”的钱玄同知道其基本的程序应该先“减省现行汉字笔画”，这虽然是治标的办法，但是通往拼音文字的第一步。
对于汉字持批评态度的新文化人士，其政治社会背景各不相同，文化倾向和价值观念也颇多差异，不可能组成统一的联合阵线，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步调。
但与偏激地鼓吹“废灭汉字”的时代情绪想对比，历史竟然就是这样理性地展开了：他们在对汉字改造的问题上从未按照激进的思维试图奏一蹴而就之功，而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汉语文化的顶层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汉语语言的改革试验。既然偏激地鼓噪“废灭汉字”的钱玄同也希望从减省汉字笔画开始治理汉字，新文化人士便将汉字的简化列为汉语改革的基本步骤。
早在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从学术角度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3 年后，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继续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提议将笔画繁多的汉字列入简化计划。同是在 1922 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与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简化汉字的第一个方案。此后，1928 年，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该书收录流行的和可行的简体字 300 多个。1930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从历史的角度整理了一千年来简体字发展情况。1935 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录简体字 2400 多个。同年 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成为后来汉语简化字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据。
差不多在从汉字字形和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新文化建设者逐步思考着如何在“治本”的意义上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即如何走上拼音化的道路。1920 年代中期，国语统一筹备会罗马字母拼音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围绕着汉字改革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出笼，1928 年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蔡元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
问题是在直接使用拉丁字母之前，还必须经过注音罗马字的阶段。新文学家一方面非常急于“废灭汉字”，另一方面则本着对汉字和汉语文化负责任的态度，循序渐进地设计着逐步提高汉语表述力和传载力的最佳方案与最佳途径。1920 年代后期到 1930 年代初期，由瞿秋白、萧三等联合苏联专家精心设计的以拉丁字母直接拼写汉语的所谓“新文字”出炉，这标志着推进和实现蔡元培主张的“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文字拉丁化运动的直接成果。
鲁迅之所以在 1934年还大力呼应“废灭汉字”论，正是因为他需要表示对于这种新文字的赞赏和支持。
他将注音罗马字与拼音拉丁字做了比较：先前也曾有过学者，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其实，正因为需要推进新文字，才演绎了瞿秋白、胡适、鲁迅、郭沫若、蔡元培、吴玉章、林伯渠等六百多位学者共同签署“废灭汉字”宣言的历史事件。宣言者清楚地意识到：“汉字如独轮车，罗马字母如汽车，新文字如飞机。”这虽然仍带有偏见，但他们的着眼点非常清楚：就是要从文字表现的快捷度设计和营造汉语的改革方案与路径。
时代的激情和历史的使命感，使得新文学家付出了相当的耐心与努力为汉语的理想表达和理想载体进行负责任的、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这样的设计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今天仍然为后人所继承、所重视，并付诸审慎而持续的实践。当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文化消费者以苛刻的语言指责先驱者的偏颇和失误时，理性的批评家和严谨的历史学者应该清楚地知道，新文化先驱者那么激烈地否定汉字，完全不是从他们本己出发，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某种便利，而恰恰相反，他们几乎带着勇士断臂的毅力和气概清算他们最为了解最为擅长的汉字，这是一种大勇者的行为；他们那么激烈地否定汉字，体现出的是一批启蒙主义者的焦虑，所瞩目的是人民大众的文字运用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无私的胸襟。更重要的是，他们否定汉字，扬言“废灭汉字”，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汉语文化，正好相反，是试图在世界化、现代化的巨大浪潮中更好地保存我们的汉语文化，让汉语文学的自身魅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与张扬。
他们天真地认为，汉字作为旧有文化表现的利器，完全不适合现代汉语文化和文学的表达，须借助拉丁化等等的拼音方式，才能使得汉语的表现力和传载力得到强化，才能使汉语文化和文学跟上世界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这样的学术立意和文化立意完全是以汉语文化和文学建设为本位，其中的偏颇和激烈所体现的彷佛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快速巨轮上难以把捉速度之际的瞬时眩晕。
三、全与美：汉语文学表现的深层构架
新文化倡导者和新文学建设者非常重视汉语新文化设计和汉语新文学创作中的汉语问题，不惜冒历史之大不韪，呼叫出“废灭汉字”之类的偏激口号，其实是特别关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汉语形态。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其实是汉语问题，研究新文化和新文学，也必须回到汉语本身，连同曾经面临被废灭的汉字。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乃是从白话开始，从大众语开始。胡适等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是他总是强调白话文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包括他从文学学术本体的角度反复论证白话文学的历史，包括他再三鼓吹“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一般认为，他是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语言作用夸大了。殊不知这其实正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和实践的一大关键。若干新潮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可以来自先进的西方世界甚至西方历史，但文化和文学中的汉语问题，包括汉语形态和汉语表达、传载的能力等等，当然包括汉语所面临的改革与发展，这只能由汉语语言主体，也就是中国人自己进行探索和解决。因此，包括“废灭汉字”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汉语语言操作，乃是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中最为本质的学术内容；要研究新文化和新文学，必须回归到汉语本身，必须运用汉语理论，借助于汉语知识的基本范畴和汉语文化的自身规律，而不是依赖于非汉语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文化生搬硬套。
新文学家和新文化倡导者在给现代汉语的理想类型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还对以白话为基础语言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表述进行深层的探索、实验，取得了既可谓石破天惊，又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贡献。当我们不知道白话如何写诗的时候，胡适告诉我们，作诗须得如作文，而作文也不过是一种说话。将平日的语言稍加修整，按上一点诗的韵脚，附上一些诗的蕴味，就可以成为一首新诗。且看被认为胡适第一首白话诗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备受质疑甚至备受讥笑的白话诗，在汉语的现代运用方面做出了至少三个惊人的创举。其一，用现代语言写诗，不再考虑平仄格律，只需要循着简单顺口的原则尾押粗韵即可。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诗体大解放，让汉语诗歌在创作和阅读这两个环节上都进入了无比自由的世界。这是一种成本很小的离经叛道，却是前途无限的文体开拓。包括胡适在内，没有一个新诗人会固执地以为这将是唯一的诗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习惯于创作格律体诗歌，但将口语和白话入诗，先从破解格律的禁锢入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智慧的策划，也是十分有效的突破口选择。其二，汉语新诗之所以是白话诗，就是任何口语、白话在一定条件下皆可入诗，再无忌讳与忌惮。《蝴蝶》中的“为什么”“怪可怜”之类的口语已经直接入诗，甚至《乐观》一诗中还有“哈哈”这样的叹词，《赠朱经农》一诗中还将“辟克匿克”这样的外语词用于有些仿古意味的七言诗，这无异于宣布，那种将诗文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严格区分为两个不相交叉的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汉语不仅可以做到言文一致，而且在选词用语方面也可以做到言诗相通。对于汉语诗歌甚至对于整个汉语语言格局来说，这真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
其三，胡适将这样的诗称为“白话诗”，难道这些诗真的皆由自然的口语化的白话简单构成？显然不是。诗人在设计口语、白话入诗的时候，从未忘记诗所应具的文体意识，对语言材料进行必要的打磨、处理，使之适应于诗歌表现的要求，使之体现出诗意表现的力度与柔韧度。“忽飞还”显然是口语“忽然飞回来了”
的打磨、处理的结果，既为了粗粗押韵，也为了在结构的整饬上符合这首诗的体例，更重要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白话诗并不是由平常的白话所简单堆砌而成的，它需要经过加工、打磨过的口语诗料，缀上一定的诗性内涵，适合一定的诗体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诗歌语言表现出超越日常口语的某种诗性蕴味或智性内涵。白话诗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新诗，是以洗脱口语化为基本素质的语言凝练而成的新诗。
上述三方面的突破，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足以在文坛上涌起壮阔波澜。
但由于整个文化界都在酝酿巨大的浪潮，便是“废灭汉字”这样的离经叛道的倡言也未引起波及整个文坛的大震动，因而胡适等人石破天惊般的诗语设计与实验基本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下被历史所一笔带过。
新文化倡导者和新文学缔造者在汉语之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表达和承载方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筚路蓝缕的努力。像胡适一样，他们一方面强调书面表述与口语的接近，所谓言文一致，另一方面则从不同的诗文文体设计合适的语言策略，尽可能使得脱离了古代文言的现代汉语获得适应于现代生活的表现力。除了胡适在白话诗方面做出诗体语言设计和实验而外，陈独秀、鲁迅等在《新青年》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现代议论文体的语言实验，周作人、沈尹默等在现代散文文体方面的语言设计和实验也相当成功。鲁迅的《狂人日记》将现代小说的语言定格在现代书面语而非现代口语的层面，使得所谓白话小说始终沿着健康的现代书面语轨道前行。几乎所有的现代文体语言都在那个时代被定格为现代书面语体，尽管白话文的呼声很高，黄遵宪有“我手写吾口”的倡言在前，胡适有大力推进白话的声势在后，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设者就是没有选取简单白话和日常口语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传导的主打语言体式，他们全面地、自觉地并且成功地设计了、淬炼了现代汉语书面语，这是新文化先驱者进行顶层设计和深层实验的结果。设计和淬炼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道路颇不平坦，鲁迅书面语所带的某种翻译腔即便到了今天还为诸如李敖这样的文人所耻笑，而三十年代文艺中流行的所谓“新文艺腔”甚至成为说相声的人取料的对象。但这样的取笑除了暴露取笑者的浅薄无知而外，还能凸显先驱者的伟大与孤独：谁不知道按照日常的白话进行文学表述更加省力，也更为自然？但他们深深知道文章千古事，文学绝不是一朝一夕的趣谈，即时消耗的消费品，而是要体现整个时代文化趣尚、整个民族文化尊严的精神产品，它需要在语言上建立某种力与美的规范。
他们那种不甚自然的有时甚至会拿腔拿调的表述，正是在传统文言和日常白话之间寻找一种体面的文化的语言规范，哪怕在这种艰难的寻找之中丢掉了方便与自然。在文体语言的设计与寻觅中，先驱者有时候丢掉了方便与自然，但他们往往更热衷于追寻汉语现代表述的优美与魅力，在这方面为后人也为汉语的现代发展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语言遗产。
沈尹默的《三弦》创造了散文文体审美地使用现代汉语的成功范例，那么富有力度，那么富有内涵，又是那么饱孕着情感的深湛。连《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样的批评文字中也包含着此种文体不常见的语言的灵动与优美。这是一群为了汉语适应于现代表达，为了这种表达的美与魅而矢志不渝，坚持不懈的设计者和实验者，他们对于汉语的热忱和一定意义上的献身精神，显示着他们在做出诸如“废灭汉字”之类偏激之论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一颗为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而热烈跳动的火热之心。这是我们准确认识和正确评价“废灭汉字”风波时应有的知识。
即使是解析“废灭汉字”这样的偏激之论都需要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则与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相关的任何话题，都需要而且应该回归到汉语本身，回归到中国话题本身，回归到汉语与中国所组构的语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