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历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以“诗言志”、“文以载道”为核心的诗教传统，已根深蒂固地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独特的审美范式。《诗大序》论述得更为详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学已成为政治的晴雨表。但是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也不是政治加文学亦或把政治当作文学背景的关系，而主要是研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研究二者之间能动的多边关系。
关于唐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相对可喜的成就，还出现了分阶段研究此论题的著作，如袁行霈、丁放的《盛唐诗坛研究》、胡可先的《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肖瑞峰等的《晚唐政治与文学》。它们分别是研究中唐和晚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力作，而初唐独无这方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能弥补学术之不足。本文力图厘清近三十年初唐政治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系统研究奠定基础。
一、整体研究方面
目前学界对初唐政治与文学的研究往往是在对唐代政治与文学的整体描绘中笼统地一带而过，并未将其作为独立的历史分期来进行考察，因此相关的专门性研究尚处于薄弱状态，多以专著单章或单篇论文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缺乏系统的论述。
八十年代葛晓音《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主要侧重诗风革新方面，论述较为深入透彻。此文认为“促使唐初诗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他们提倡典正富丽的雅音，而是他们在‘相携欣颂平’中所讴歌的功业本身对中下层文人精神风貌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了贞观君臣开创的政治基业对诗风革新的无形影响。
黄泽梁的《初唐前五十年的社会心理与诗歌创作》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初唐诗歌进行阐释。他认为：“初唐前五十年诗风的出现形成，乃是基于下述两种社会心理模式：一是稳定型社会心理，二是享乐型社会心理。”前者表现在审美理想上对雅正平和艺术风格的追求；后者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是以描写现实感性生活享乐为题材的诗歌。两篇文章都涉及诗风革新，阐释角度一个是政治功业，一个是社会心理，实则都是从政治层面来研究诗歌的。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以一个外国学者特有的眼光把初唐诗置于宫廷时代的历史背景中给予关照，对宫廷诗的时尚风格、程式惯例和修辞技巧等进行系统概括，新颖独特。他在《导言》中说：“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
准确地把握了初唐宫廷诗风的特点。九十年代对初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的角度，出现了几部以初唐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即尚定的《走向盛唐》、葛晓音的《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等，其中有辟单章单篇对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进行论述。尚定的《走向盛唐》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初唐诗风的演变。在“龙朔文场变体”一章中指出龙朔前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纷争最终“以文人集团的初步胜利而告终，成为结束太宗政治文化的先导。文人集团如此大规模地卷入政治斗争，并最终对诗风产生影响，这在唐诗演变过程中尚属首次。”
明确指出政治斗争与诗风演变的关系，持论深刻，发人深思。葛晓音是主要致力于初唐文学研究的专家，她的论文集《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从文化的某些角度探索盛唐诗繁荣被忽视的若干原因。其中《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初唐宫廷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出由箴规型到颂美型再到娱乐型这三个阶段”，分别阐释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类型，并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三种不同类型与政治风貌息息相关。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侧重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示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中文化转变的轨迹，并揭示诗歌艺术发展中受文化转型影响而产生的诗风特点，其中文人心态是转变中的关键。作者认为“政局的变动、文士地位的上升、文化思潮的变迁，也是导致诗人心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文人心态的变化引起诗风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深层影响可见一斑。新世纪之后，对初唐诗歌的研究逐渐深入，关于初唐政治与文学论题的研究也相对增多。
初唐文学主要还是宫廷的，探讨政治的舞台——宫廷文学的发展流变成果相对较多。聂永华的专著《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从宫廷诗的角度研究初唐诗风与诗史的演进，从治国思想、文化氛围、科举取士以及政治风云等方面阐释不同阶段不同政治内容对文学的影响。此外，政治人物对文学也有重大影响，如“龙朔时期上官、许、李三人均以朝廷重臣、宫廷诗人与诗坛主持者的多重身份影响一代诗风。”
吴功正《初唐：变革六朝、铸造唐音》（《扬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7 期）认为唐初文学存在着理论和实际创作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理论上批判六朝的绮靡之音，倡导雅音，而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仍延续着齐梁文风。《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是从五言律诗的形成和诗人心态两个方面深入研究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嬗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文人心态直接导致诗歌风格的嬗变。同时还指出“政局的变动、文士地位的上升、文化思潮的变迁,也是导致诗人心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政治特征与文人品格、政治观念与文学观念总是相伴而生。陈忻《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认为初唐政治导致文人有两种文化心态：一种是重文政策导致文人的浮躁心性；一种是宫廷政变导致文人的阿谀奉承。陈飞的《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实现——以早期史学为中心》（《文学遗产》，2005 年第一期）一文探讨史学建设中的文学建设：在全面扬弃“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完成了唐代文学“概念”系统的建构与确立，此“概念”所表达和要实现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新文学”。
孙琴安《唐诗与政治》是一部专门探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力作，对政治影响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研究范围虽然是整个唐代，但也论及初唐，特别是辟 “陈子昂及初唐诗中的政治含量” 一节来论述初唐政治影响诗歌的风貌。他认为：“在初唐诗人群中，政治意思比较浓厚而又较多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中的，还得数陈子昂”“陈子昂不仅是唐代诗文的革新者，‘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而且也是初唐最注重政治抒怀的诗人。”
此外，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从唐代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著作，他认为唐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事件对于文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恐怖的事件往往会扭曲文人的心态。”本书还专门辟 “武周革命与初唐文学进程” 一章来阐释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变革对文学的影响，从政治背景、武则天身世、武周革命等维度来论述武周政治对文学群体、文学新体、京洛文学等的影响。罗时进《唐诗演进论》一书设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来阐释初唐诗坛的馆阁特征。文馆学士主持诗坛后，形成了“以御用性、游豫化和应制体为特征的学士诗”。
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从馆阁制度与宫廷斗争、馆阁学士与文化建设、文馆活动与诗学建设、馆阁学士与文学等维度来论述初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另吴夏平《唐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研究》也论及初唐，认为贞观文坛文人的御用性源于其体制。以上研究是从政治体制方面阐释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马立克 2010 年的硕士论文《初唐边战与边塞诗》是从初唐边塞战争与边塞诗的角度，从历史背景、诗人的边塞经历等探讨、分析并揭露边战历史对边塞诗创作的历史意义的专题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边战就没有边塞诗，边战历史对边塞诗的创作起到了催生作用。
综上所述，学界对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尚未有系统的论著，上述这些成果仅仅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侧面来渗透初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从宫廷诗风嬗变、政治历史背景、馆阁制度、政治文化、边塞战争等角度对二者关系进行解读与阐释。
二、分阶段研究方面
初唐文学在分阶段研究方面相对于整体研究而言成果颇丰，关于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题的成果也相对较多，下面分阶段论之。
(一)武德、贞观时期
唐太宗以帝王身份染指文学，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对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其巨大。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成果是最丰厚的，其心的《贞观诗风及其演变》（载《光明日报》1983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认为贞观诗风的特点是倡导中和雅正，理论上要求继承风雅传统，对贞观诗风给予充分肯定。王启兴、唐典伟的《贞观诗坛的再评价》（《江汉论坛》，1988 年第 4 期）是从唐初文化背景、贞观君臣的礼乐观、文化观以及他们的创作实际等方面考察诗坛的总体风貌，认为贞观君臣有反对南朝宫体绮靡诗风、希望重新建立大雅正声的倾向。王玉梅的《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1 期）对唐太宗的文艺主张、诗歌创作进行详尽分析后证明：“唐太宗并不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初唐文学创作的主流是清新、积极、刚毅的。”封野《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1 期》）认为贞观时期的诗歌正逐渐从六朝的靡靡之音中走出，在吟咏风月之余表现出新的特色，开拓出新的领域。以上文章对唐太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正确评价唐太宗及其宫廷诗坛具有普遍意义。
关于唐太宗的文学思想，倡导雅正之风、强调文质并用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陈顺智的《论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及其对贞观诗坛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4 期）指出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是 “以‘雅正’为中心，在文学思想上‘师古’，在文学主体上‘尚德’，在文学内容上‘求雅’，在文学风格上要求‘切直’，在文学作用上则强调‘裨政’。”“由于唐太宗及其大臣的共同提倡和实践，形成了一个以雅志为中心、以酬唱奉和与展现个性、抒发情怀为两翼的雅正诗歌范式。”郝明、邹进先的《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文学遗产》，2004 年第 01 期）认为：“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赵小华的《雅正：唐太宗礼乐文化观和文学思想的核心》（《文史哲》2007 年第02 期）认为帝王的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文化政策，进而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她结合唐太宗的礼乐文化观来考察文学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礼乐文化作为政治控制和政权巩固的软手段，文学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和反映，皆贯穿了共同的价值目标：雅正。
从政治事件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只有一篇即鲁华峰《玄武门之变与贞观诗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诛兄逼父，取得了帝位继承权，为了使其继承合法化。一方面极力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把自己粉饰成大唐基业的实际开创人和奠基者；另一方面引导和参与诗歌创作，贞观前期诗坛上君臣唱和盛极一时，歌功颂德之风弥漫，给初唐诗歌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鲁华峰的见解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对研究初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有很大启发。
关于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动对文学影响的成果有：罗时进、梁尔涛的《唐初弘文馆整合与文学建设》（《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5 期）从政治文化制度的角度谈弘文馆的建设和整合对文学带来的双重影响：在宫廷宴集酬唱作答的过程中宫廷文人的作诗技巧得以提高和成熟，这是其得，但同时也剥离了宫廷作家的主体情感，御用性增强，这是其失。在诗史演进过程中面临新的挑战。苏州大学梁尔涛 2007 年硕士论文《弘文馆与贞观朝诗学建设》也是从政治文化机构的角度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馆学士一方面来自不同的地域集团，有整合各方文学观念，确立“唐代文学”观念之功，另一方面他们修撰的《氏族志》与初唐五史几乎同时完成，印证了初唐氏族秩序整合与文学观念整合之间具有密切的一致性。以上文章侧重探究弘文馆在影响文人的特质、文学观念的整合和文学创作上所起的作用。
如果说政治制度是文化的硬手段，那么政治文化政策是文化的软手段，其对文学的影响是渐变的和有效的，但是也是长期的。曹丽芳的《贞观时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理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究文学理论和文学风貌。探讨了贞观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理论，指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并提出了“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理论构想。
傅璇琮《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文学遗产》1998年第 5 期）用编年体的形式主要介绍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时期的作家集团，把他们放在同一文化环境中考查，阐释文学指导思想的形成，进而“深远地影响着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辟单独《<翰林学士集>与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一章阐释宫廷诗人群的文化活动——集会唱和对诗坛的影响。厦门大学林欣欣 2006 年的硕士论文《贞观朝宫廷文化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想考论》主要从文学馆、弘文馆宫廷文化文学活动的角度阐释政治文化活动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馆阁学士对于唐初的政治、文化与学术的影响甚巨，尤其学士臣僚们的文艺思想及创作活动不但塑造了整个贞观诗坛的风气和基本面貌，其后泽亦远被唐世，遗响久远。”
概言之，贞观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化特征影响到了文人的风尚、文学的理论以及文学的创作等诸多方面。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观的成果有：陈允锋的《唐初儒学之复兴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4 期)从唐初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开设学校、设立文馆和《五经正义》的修撰来论述儒学对贞观雅正诗学观在理论和创作层面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刘顺 2008 年的博士论文《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辟一章《儒学复兴与雅正文学观的确立》来谈儒学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刘顺认为“贞观政治是儒家思想在唐初政治的大体落实，作为‘文德’纲领重要组成部分的贞观‘文学’同样处于儒学思想的笼罩之下。”
“贞观文坛的创作以雅正为主导原则，在太宗等人的倡导之下形成了以箴规与颂美为主流的文坛风格。”在文学观的形成和创作过程中，儒学是既是内容又是途径。此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人物、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等方面对文坛的影响和推动上。
（二）高宗、则天时期
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突出特点表现在高宗与武后在政权角逐上的矛盾与斗争。此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人物本身对文学的影响和推动上。
葛晓音的《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5 年 03 期）从妇女学的角度对产生武则天一类女统治者的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并论及执政期间对文学的影响。吴格言的《武则天执政对初唐诗歌发展的影响》（《齐鲁学刊》1999 年第 6 期）一文重点阐释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抑明经、扬进士、试诗赋的科举制度改革；朝廷大型的文集编纂活动等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权的《简论武则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论述武则天推动文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对文学的爱好；对文士的重视；选士制度的改进；政体的改革；抬高道释的地位；对文臣的杀戮的双向影响。赵小华的《激荡的时代与走向灿烂的文学——武则天时期政治对文学影响论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侧重于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对文士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队伍的破坏与补充；新的文士群体和文学体式的出现；文人精神状态的变化。唐沙的《武则天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她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重庆工学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期）在论述武则天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指出初唐后期文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也是在武则天的关怀和推动下实现的，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及其重视，当作人生头等大事看待；选士制度对唐代文学繁荣的影响；重视道释并提高他们的地位，对文学发展贡献的论述与前文大同小异。台湾陈富美的硕士论文《武则天及其诗歌对初唐诗坛的影响》着眼于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性，认为“武则天的政治权利随着她的人生角色而进展着。初唐诗坛延续隋唐文风是以宫廷为创作主体的，武则天统治时期亦然；在其统治晚期，武则天带领群臣出游，并且赋诗创作，宫廷诗朝向娱乐宴游发展，并且带动诗歌艺术与技巧的研究。”政治人物对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中宗、睿宗及玄宗即位前期
这一时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政治格局并不稳定，宫廷斗争频繁，政权动荡多变。龙小松 2002 年的硕士论文《初唐后期宫廷政治斗争与文学——以五王政变为研究中心》抓住这一历史政治特点，对政治影响文学最显著的因素进行分析。此文建立在缜密的考证基础之上，以五王政变为研究中心，考索文士的命运、文人心态、创作风格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考证翔实，议论恰切，拓宽了初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视角。
上官婉儿是中宗朝政坛与文坛的重要人物，对中宗朝乃至整个初唐文学的影响很大。李宜蓬的《上官婉儿与中宗文坛》（《北方论丛》2010 年第 2 期）一文主要从政治上把持朝政、称量文士、建议扩充修文馆、积极参与中宗君臣的游宴赋诗活动等方面阐述上官婉儿对当时文坛文人群体的形成和文学成绩取得方面的影响。李海燕的《上官婉儿与初唐宫廷诗的终结》（《求索》2010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上官婉儿不但是宫廷诗的发扬光大者同时也是初唐宫廷诗的终结者。她不仅在创作上实现了对宫廷诗的题材、情感表达及格调气度的超越，而且在评判诸臣诗作时，有意识的标榜词气充盈, 刚健明朗的诗风，在宫廷诗的内部突破了宫廷诗歌的创作题材与审美趣味，从而为唐代诗歌从初唐宫廷诗到盛唐之音的转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期的研究侧重在主要政治事件主要政治人物对文学的影响和推动上。
三、今后研究趋势
学界对初唐政治与文学的整体研究往往是在唐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蜻蜓点水似的一带而过，尚无系统的、专门的研究论著。在分阶段研究方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宫廷政变）、重要政治人物（帝王和权贵）、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政策、文化活动等方面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有了相对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这些成果或者把政治作为背景、或者作为环境、亦或作为根源，更有甚者把政治当作文学的对立面，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简单的平行或者悖离关系，文学成为主角，而政治作为配角，探讨配角对主角的作用，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机械化、僵硬化。百年初唐并不平静，政治矛盾此起彼伏，即使是堪称后世楷模的“贞观之治”还有太子的废立之争，武后时期更是波谲云诡，但此时政治总体上还是朝着强大、开明的政治方向前行，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不像后来那样大开大阖，而呈现出“微妙”的联系和影响，这“微妙”的联系和影响是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键。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玄武门之变”到 “武周革命”，从“五王政变”到睿宗逊位等，政权争斗纷繁复杂，身处其中或与之关联的文人士子的命运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因此，宫廷斗争是文学最直接的影响因素，研究政权斗争对文士命运、文士心态以及文学创作风貌的影响至为重要。其次，初唐文学主要是宫廷文学，帝王个人喜好及观点态度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起到引领时尚的作用。再次，王公贵族、勋贵将相由于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最后，宫廷之中的文士由于身处特殊的环境之中，他们的个人境遇和尴尬的处境是帝王将相文学风尚的最敏感和强有力的践行者；而宫廷之外的文士对政治不同态度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殊风貌。
要之，深处宫廷之士的命运无不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政治上的政策废立无不影响到朝士的利益，文臣士子罕有立于朝政之外，他们的脉搏无不与政治脉搏相一致。此时文学无不笼盖了政治的阴霾，文学与政治同呼吸共命运，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话题还远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