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作为文学史家这一身份的认定，首先来源于李长之的长篇论文《文学史家的鲁迅》，该文就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方法论、艺术性、科学性等方面，道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之后，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努力阐发和研究，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面貌逐渐得以清晰，学术成就也渐次获得认可。
本文选择鲁迅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域外学术资源之一———勃兰兑斯( Georg Brandes)作为个案考察，以勃兰兑斯在中国知识界的译介史为背景，分别从勃兰兑斯与鲁迅之间“影响—接受”关系的梳理及鲁迅对于勃兰兑斯的身份界定———“轨道破坏者”与文学史家，鲁迅在文学史研究策略上的转化———从时代情绪到士人心态两个方面，凸显勃兰兑斯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和学术参照，也兼及说明二者的差异性。
一、“轨道破坏者”与文学史家
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最初接触始于日本留学时期，形成的文学观也直接受到勃兰兑斯的启发和滋养。据周作人回忆，他们一方面“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并通过阅读，对于“波兰和勃阑兑思博士同样地不能忘记”，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却是很有用”的动机下，以《俄国印象记》和《波兰印象记》为参考资料，撰写《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通过《河南》杂志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外国文艺，并借勃兰兑斯“探讨处于亡国这个特殊状况下民族文学的特性”，以完成一两年前创办《新生》，通过提倡文艺运动改变国人精神、寻求新生的最初愿望。由此可见，当年鲁迅之看重勃兰兑斯，完全是因为他“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写作《摩罗诗力说》也是因其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反抗权威和争取自由的文学，宣扬“弱小民族的文学”，目的在于“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关心的是“现在民族生存本身”的问题。换言之，勃兰兑斯“取火者”的地位使鲁迅在当时将他作为一名“离经畔道者”和“轨道破坏者”来看待，这成为鲁迅对于勃兰兑斯身份的基本界定，也是勃兰兑斯通过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进入中国知识界视野的基本面貌。
以上关于勃兰兑斯与鲁迅之间“影响—接受”关系的描述，大体不错。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勃兰兑斯给予鲁迅的影响，并非仅仅是“离经畔道者”和“轨道破坏者”所能涵盖的。实际上，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勃兰兑斯，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已经进入”留日时期鲁迅的视野，并开始为鲁迅所注意。因为勃兰兑斯在1888 年发表的《波兰印象记》和《俄国印象记》，虽没有冠以“文学史”之名，但其中一半篇幅用以概论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前者更以“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为副题，所以两本印象记完全可以看作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续编，“其写作思路、批评方法、学术风格与《主流》基本吻合”。
周作人后来也回忆说，在留日时期，除见到勃兰兑斯的两本印象记外，还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易卜生》、《尼采》等著作。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两本印象记中的文学研究思路颇为赞同，并多有借用。北冈正子特别指出，鲁迅在参照《波兰印象记》并撰写《摩罗诗力说》的过程中，对于个别材料的借用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方式。如对于史诗《塔杜施先生》的引用，鲁迅特别注意与其他作品的不同，将重点放在了对自然和人的描写上，这来源于勃兰兑斯不同于一般文学史家的见解，即认为《塔杜施先生》的魅力在于再现了“立陶宛的自然风光和社会场景”。
当然，鲁迅对勃兰兑斯文学研究思路的采纳，更明显地体现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与出版上。1909 年 3 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4 个月之后，第二册随之问世。《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代表了鲁迅更为庞大的文学计划以及全新“文学”观念的生成。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以及受其影响下的文学史研究，确凿说明了勃兰兑斯与鲁迅之间“影响—接受”关系的另一个层面。现以在《域外小说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显克微支为例，分析鲁迅经由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著述，如何选取作家、作品以及获得关于“文学”的理解，生成全新的文学观念，进而在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受到启发。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一直为周氏兄弟所钟爱。1909 年版《域外小说集》一、二册中，收录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即有三篇之多，包括了《乐人扬珂》、《天使》和《灯台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固然精湛，但却是以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一举获得 1905 年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声名显赫。周氏兄弟之所以选择短篇小说作为译介对象，除却资金、人力和时间等方面的考虑，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受到了勃兰兑斯《波兰印象记》中相关论述的启发。在《波兰印象记》中，勃兰兑斯给予显克微支高度的赞誉，并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明确的优劣评价:亨利克·显克微支是波兰最受欢迎的作家，他和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希维恩托霍夫斯基正好成为尖锐的对比。他有贵族的天性，富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作品感情洋溢，同时好作尖刻的讽刺。
他在《炭画》中达到了他的最高峰，表明他在精神领域中是个目光锐利的现实主义者。这篇小说写一个穷苦农民的年青妻子如何为环境所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求她的丈夫得以免除兵役的故事; 它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杰作。显克微支以写篇幅很短的短篇小说见长( 《灯塔看守人》、《天使》) ，描写时绘声绘影，又充满着炽烈的感情。遗憾的是: 近年来他一心模仿大仲马的格调，制作无尽无休的历史小说，这些小说使他名噪一时，获得巨额收入。
周氏兄弟对此文学史论断极为服膺，不仅全文翻译，而且在多处或整体引用，或部分引用。此段话中凡是勃兰兑斯给予高度评价的作品，也都能在《域外小说集》或周氏兄弟前后的译介生涯中找见。统观这些译介的小说，“人道主义与民族关怀”，“真挚、动人、优美的诗意”以及充溢其间的“民族主义氛围”是其最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而以上三点，也都能在鲁迅的文学事业中一一找到对应。人道主义一直是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底色; “真挚、动人、优美的诗意”则转换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技巧，并使其在文学史研究中极为推重具有文采的作家。这里需要略作详论的是“民族主义氛围”。
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自有章太炎及清末革命语境这两大因素，但勃兰兑斯的影响亦不可小视，尤其是勃兰兑斯关于文学史的理解及对于波兰文学的“民族主义”解读，几乎可以视为鲁迅关于文学理解和文学史书写的起源语境。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部分，勃兰兑斯这样定义文学史: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有意通过精神状态和时代情绪的把握来透视人的“灵魂”和历史，描述文学历史与发展状况，将文学作为人们内心状况的揭示，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的历史，进而展现人性的变迁、民族性格的演进是勃兰兑斯文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也决定了他的研究思路是以文学为中介来探讨人性和民族性格。区别于其他文学研究，勃兰兑斯体现出更大的精神特征和情感指向，这与他一再表述“文学史是心理学”的治学思路及撰述风格非常吻合。
这一文学研究思路的最大魅力，即在于通过文学了解民族性格，通过文学史书写想象民族历史，“借此促使丹麦和整个北欧醒悟过来，迅速摆脱文化上同欧洲大陆相隔绝的孤立状态”，反复表露文学对于国家、民族具有重大作用之信念。这种信念，颇让处于晚清中国的鲁迅和亡国波兰的勃兰兑斯有“心心相印”之感。换言之，因相似的时代状况、国家命运和民族危机，使勃兰兑斯作为一种域外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来源，深入到鲁迅内心之中并影响了鲁迅早期文学观念的建构，进而启发和带动了鲁迅之后的文学研究活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氏兄弟视为民族精神本质之体现的总的‘文学’范畴内进行的”，其目的正在于“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而山田敬三也发现，“鲁迅在有意识地汲取欧洲近代新思潮的同时，赞扬本国民俗及传统文化的倾向也渐渐凸显出来”，“重视着眼于让国人绽放出自身‘内部蕴含的光辉( 即内曜) ’，试图唤出深藏于内心自己民族的‘心声’”，其“意欲回归民族传统的复古思想也在异域得到了强化”。
这种启发性意义即便在鲁迅于 1909 年回国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时亦未曾间断。鲁迅沉潜于《会稽郡故书襍集》之辑录以“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与翻译域外小说以寻求新生，虽属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采用的是相异的文化活动形式，但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 同样，1927 年开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借魏晋文学体察士人心态，谈魏晋之事“发为狂言”，与勃兰兑斯撰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促进丹麦和整个北欧觉醒，引领精神革命也颇为相似。
1930 年代后，鲁迅开始公开认可勃兰兑斯作为文学史家的成就，并给予高度赞誉。
这一方面主要得益于勃兰兑斯在中国知识界的译介，另一方面也源于鲁迅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实践。1930 年，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中惊异于勃兰兑斯作为文学史家的带有预言性的批评眼光，在“1933 年 8 月 19日，9 月 21 日，10 月 7 日，购得日本东京春秋社出版的《春秋文库》第 3 部之一: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 1、2、4、6 分册，即《移民文学》、《德国浪漫派》、《英国的自然主义》和《青年德意志》”，为文学史的写作做准备工作，并在同年致徐懋庸的信中，意外地谈及“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 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在1935 年含蓄嘲讽批评家成仿吾的同时，却给予勃兰兑斯作为文学史家的极大赞赏，认为“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
上述对勃兰兑斯与鲁迅之间影响—接受关系的梳理，恰切证明了勃兰兑斯作为一种域外的文学和精神资源，如何建构了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观念，以及启发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只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与中国知识界对于勃兰兑斯的接受过程稍有区别。前后 30 年，勃兰兑斯在中国知识界的形象逐渐变换: 从刚开始的“离经畔道者”和“轨道破坏者”到最后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尤其在韩侍桁翻译并部分出版了《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后，中国知识界才基本整体认定勃兰兑斯在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但对于鲁迅而言，作为“轨道破坏者”和“文学史家”的勃兰兑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融合、胶着的状态，而这种奇妙的“对立统一”也比较符合鲁迅接受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和方式: 不盲从，不排斥，在经过自己的消化及转化后，以特殊的途径和方式加以利用和采纳。笔者在下文将重点论述鲁迅如何巧妙转化勃兰兑斯的文学研究思路，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从时代情绪到士人心态
早期的学术准备、始自 1920 年丰富的教学生涯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使 1920 年代成为鲁迅对文学史思考最为集中、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只是《中国小说史略》旨在注重“史识”，借以探讨文学形式之变迁; 《汉文学史纲要》作为通史，旨在“以时代为经”，重在整体叙述，把握源流。且，因两者都是应教学之需而编写的教材，故对于勃兰兑斯文学史研究思路的借鉴虽有体现，但着墨不多。鲁迅文学史著作中将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吸收、转化，并发挥得较为充分的是1927 年 7 月 23、26 日在广州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可选择《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部分章节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进行对照分析，以论证这一影响。
以勃兰兑斯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中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分析为例。研究十九世纪德国的文学潮流，浪漫主义是无法绕开的文学现象。区别于其他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研究思路是，选择最能代表十九世纪德国的时代情绪和时代心理，以个性自由、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探讨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主线，以德国社会革命与反动、自由意志与民主运动等时代主流为基本社会氛围，以能够反映时代情绪的文化、文学现象为例证，重点研究时代心理特征和社会思想潮流，在历史的叙述中，实现文学史是心理学、是思想史的撰述原则。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一次学术的冒险。益处在于能够通过对最具代表性的时代心理和时代情绪的描述，选取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文学现象，巧妙地将政治背景与文化心理衔接起来，将文学现象与作家情绪牵连互补，上达政治文化环境，下至社会人生百态; 冒险是指饱含时代情绪和时代心理的文化、文学现象的选取，必须是可靠而典型的。这需要文学史家极为丰厚的文化背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例如，勃兰兑斯在叙述“浪漫主义文学的准备”时，将其范围锁定在当时作为文化中心和文人聚集场所的魏玛小镇，指出歌德来到魏玛的同时，不仅带来了赫尔德、魏朗德，更带来了整个的狂飙突进时代，渲染出一个“更奇特、更活泼的社会”，以至于让·保尔也欢呼: “从许多事情可以断定，一场比政治革命更伟大、更神圣、但同样可怕的革命正在世界的心脏里跳动着。”
?同时，斯塔尔夫人“穿裙子的风暴”也使得魏玛这个文人圈子变得异彩纷呈，呈现出生活“风尚”的诗意化和浪漫化。
?正是这些富有象征意义、文化内涵，以及渗透了时代情绪和时代心理的文学现象进一步促使他们形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见解，认为“诗的任务不在于维护自由的永恒权利，去反抗外部环境的暴虐，而在于使自己成为诗，去反抗生活的‘散文’”; 也正是因为魏玛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促成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缘起，为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涌动推波助澜，进而形成“德国的浪漫派”。
之所以借助富有象征意义、文化内涵，并饱含了时代情绪的文学现象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其实颇有勃兰兑斯的良苦用心所在。在本册开篇，勃兰兑斯即指出:正是我对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这个见解，决定了我所讲演的文学史不是沙龙文学史。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也不得不一会儿谈谈这，一会儿谈谈那，一切视方便条件而定。请大家不要见怪，不妨注意一下事情的精神实质，注意一下我谈到所谓燃烧性问题时的认真态度和充分的冷静。
将文学作为探索现实生活的方式，不仅因为文学能够表现心理，更在于通过文学现象的描述，可以勾勒文学潮流的演进，“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陶东风认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并不是描述文学形势演变的历程而是描述文学所反映、表现的情感的历程; 情感是文学现象的动因( 促成了文学现象) ，情感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将情感作为促成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现实生活作为作家情感产生的土壤，既体现了文学源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规律，又说明了文学的作用在于表现情感，表现人的心态与情绪。这是勃兰兑斯研究文学史的深层原因，也是其文学史著作的学术追求。借作家情绪、心态、心理的揭示，将文学史的流变转化为作家心态史的流变，在历史的变迁中把握人性的流变与情感的历程，勃兰兑斯完成了以文学作品为本体的文学史向以作家、民族心理为主体的文学史的转变。这不仅限于通过文学史撰述而达到促使丹麦和整个北欧醒悟过来，迅速摆脱文化上孤立状态的宏大目标，更在于通过心理和灵魂的分析、文学情感的把握、作家心态的揭示，展现整个人类灵魂的历史。“心理”是整个文学史的中心内容，也是透视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的一面镜子。
正是勃兰兑斯上述的对于文化现象的精准把握，对于时代心理、时代情绪和作家心态的深刻概括，启发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思路，成为其文学史撰述的理论资源之一。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开篇即称“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但转而从“曹操专权”等政治背景的叙述转入文人的“服药饮酒”。之所以做文学史叙述上的转变，原因有三，一则源于 1927 年特殊政治背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表面为学术演讲，其中却有借古讽今、有感而发的成分，是为“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
但毕竟是学术演讲，这部分内容不宜过多。二则基于当时魏晋文学的研究状况，依鲁迅所言，文集有清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诗则有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文学评论则有刘师培所编《中国中古文学史》，这为鲁迅研究魏晋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后者，成为鲁迅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在讲演中采取了“刘详我略，刘略我详”的处理方式。三是鲁迅论述中国文学史并非遵照某一既定研究模式，而是基于自家对于文学历史的理解和感受。因此，选取“服药饮酒”这一文化现象作为文学史撰述的切入点，既是研究者的自觉追求，也是研究魏晋文学的题中之义。
考察魏晋时期的社会风俗与时代特征，“服药饮酒”作为魏晋上流社会的流行风尚，是无法绕开的内容。以饮酒为例，酒在魏晋文人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正面材料如刘伶的《酒德颂》，说明时人对于酒的痴迷; 反面材料如曹操颁布禁酒令，反观当时的饮酒风尚。对于魏晋文人而言，酒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但是魏晋文人喝酒，并使饮酒之风在汉末兴盛，并非只是表面的社会现象。王瑶在论述魏晋文学时，认为“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底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
也就是说，魏晋文人饮酒的背景是基于时光的飘忽和人生的无常，现实的不满与深深的忧患，一方面是出于对生命的留恋，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感，这是带有文化象征意味和时代心理特征的历史图景。值得提出的是，虽说“饮酒”在魏晋文人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鲜有人在文学史著作中论及魏晋文人的文章与“饮酒”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详细探讨的，在鲁迅之前更加没有。鲁迅大借“服药饮酒”来细致叙述魏晋一代的文学发展历史，乃是首创。陈平原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有极大的优势:于“服药饮酒”中窥探世人心态，出则讨论乱世文人的“师心”与“使气”，入则剖析魏晋文章的“清峻”与“通脱”。
这种抓住某一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大做文章，并借此勾勒文学潮流演进的轮廓的研究方法，需要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世人心态有较全面的了解，方能“识其大”。鲁迅在对“服药饮酒”这一文化现象细密阐发的基础上，舍弃了仅仅分析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研究模式，转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时代特征等因素下把握魏晋一代文学，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认可与肯定的同时，也一直为文学史家所采用。
仍旧以鲁迅借“饮酒”现象分析魏晋一代文学流变为例。饮酒之风盛行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七贤”才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成为文人生活的主要部分，所谓“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至于原因，鲁迅这样解释: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 “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
“虚无”、“沉湎”、“思想”、“环境”四个关键词，不仅点出时代背景，更说明其与阮籍等饮酒之人内心痛苦的深层关联。魏晋文人不是为饮酒而饮酒，而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 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性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湎”。“所以，他们的终日饮酒，实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事情”。鲁迅的成功之处，正是借助“饮酒”这一文化现象大做文章，并见出一般文学史家难以见出的文化内涵，把握饮酒与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剖析士人心态。
在比较阮籍等竹林名士与东晋文人饮酒的区别时，他这么判断: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晋只能出现一个陶潜，虽然也饮酒，但只是随便饮酒而已，已经没有竹林名士心中的痛苦了。这种饮酒的态度影响到文章则是“更和平”而缺少“慷慨激昂的表示”，只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借文化现象勾勒文学历史，借世人心态把握作家作品，鲁迅做到处处有酒，“饮酒”几乎贯穿了鲁迅论述魏晋一代文学的主线，但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文章。鲁迅的目的在于借“饮酒”这一文化现象，透视魏晋士人“师心使气”的心态，把握社会现实，进而分析魏晋文章，叙述魏晋文学变迁。这一研究思路，鲁迅确实用得恰到好处，也足见鲁迅学术功力。
鲁迅因得益于勃兰兑斯文学史研究思路的启发和自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在文学史研究中以文化现象为切入点，以士人心态为中介，沟通了文学现象和文学流变，实现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使自家的文学史研究不乏深刻之论，亦有鲜活之处，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也体会到了勃兰兑斯研究思路的优长，更看重其作为文学史家的一面。可惜的是，1927 年之后，鲁迅虽然偶尔讲课，但已基本告别讲台，文学史研究因他教学生涯的结束逐渐居于文学活动的边缘位置，杂文创作慢慢成为主流。毕竟，“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战斗生活不太适合从事严谨的学术工作。不过，上海十年，鲁迅对于文学史研究一直魂牵梦萦，屡次期盼能够静下心来撰写文学史，并多次在与后学、友人的书信和谈话及各地的演讲中，论及文学史的写作计划和提纲，且时有深刻之论。笔者认为，这些文学史研究思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于勃兰兑斯文学史研究思路的肯定、借鉴和参照。
因为勃兰兑斯文学史著的明显缺陷———主要在于没有给予文学形式、文学传统和文学技巧等方面的关注，更因为中外文学史的区别，鲁迅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没有直接说明取法于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著作，也没有将之作为参考书。但据上述分析，从“外证”———勃兰兑斯与鲁迅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内证”———两人文学史研究思路的内在一致性来看，勃兰兑斯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是很明显的。只是鲁迅通过变换思路———从时代情绪到士人心态，克服缺陷———不仅关注文学现象的历史勾勒，同样注重文学本身的分析，使自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不仅没有失色，反而更添异彩。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鲁迅对于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不断深入认可，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图景也渐趋清晰，这或许也可以作为这种影响一直存在的另一重证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