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叶音说、古声调及韵谱的认知(2)

　　二、关于古声调
　　
　　顾炎武的古声调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四声一贯、入为闰声、入配阴声。“四声一贯”这个论断是顾炎武为了解释《诗经》异调相押现象而提出的，意思是上古的诗歌或韵文可以四声通押。“入为闰声”是顾氏针对“其古韵十部中有的有入声有的无入声”以及“为什么在《诗》韵中入声可与平上去三声相押”这两个问题提出的，意思是“入声为声之馀，以入声配平声，有的有馀而有的无馀；入声为声之变，可独立为韵，亦可转为三声”[6]64.“入配阴声”是顾氏针对“《广韵》阳入相配的格局与《诗》韵阴入多通的现象不相吻合”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意思是在阴阳入三声韵之搭配格局上，入声韵应当和阴声韵相搭配。在顾炎武的这三个声调理论中，“入配阴声”对后来阴入阳三声对转格局的确立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对古韵入声系统的确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四声一贯”和“入为闰声”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存在着不足。
　　
　　首先，顾氏承认古声调的存在，并以《诗经》押韵的实际证明古诗中同调相押者居多，这是言之有据的。例如，他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八”.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张日升曾统计过《诗经》押韵中平上去入四声独押、通押的情况，认为同调相押者占 80%,异调通押者占 20%[7].这恰好印证了顾氏判断的正确性。
　　
　　其次，顾氏对古四声通押的个别表述不够清楚，易使人误解。顾氏说：“古人之字，有定作一声者，有不定作一声者”;“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一字而可以三声四声，若《易》爻之上下无常，而唯变所适”;“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顾炎武的这些表述容易被理解成“字无定声，随意转易”.于是周祖谟批评顾炎武“其古无四声之说，实不可信”,其“通转无方”之论虚妄至极，甚至与宋人之叶音说无异[8]35.其实顾炎武是：主张古有声调的，上文提到的顾氏“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的论断就能说明这一点。另外，顾氏还说：“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4]42;“《广韵》中有一字而收三声四声者，非谓一字而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诗之人，使随其迟疾轻重而用之”[4]41.这些话的意思是：就特定时间和地域中的单个汉字而言，其声调是确定的，此即“有定之四声”;在诗文用韵中四声可以打破界限而通押，此即“无定之四声”.概而言之，在古声调方面顾炎武一方面主张古有声调之别，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具体的用韵实践中异调可以贯通相押，这都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在表述时所使用的“无方而易转”、“无定之四声”等词语为人们正确解读其本意造成了障碍。
　　
　　再次，顾炎武对“古人四声一贯”法则的规定过于拘泥。顾氏在谈到“古人四声一贯”时说，如果碰到异调相押，只能是“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歌者以上为平，而不以平为上；以入为去，而不以去为入。何则？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馀音矣。凡歌者，贵其有馀音也，以无馀从有馀，乐之伦也。”[4]43例如在归纳《诗经·豳风·七月》“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韵例时，顾氏说：“发、烈、褐’三字皆去而韵‘岁’”[4]340.即：在这一韵段中，“发、烈、褐”三字皆为入声，而“岁”为去声，于是要将“发、烈、褐”三字转读为去声以求与“岁”字调类的和谐，原因就是去声有馀而入声无馀，“转”的时候只能“以无馀从有馀”.对于顾氏所规定的这种“四声一贯”的法则，江永在《古韵标准·例言》中予以了批评，说：“（顾氏）改正旧叶之误颇多，亦有求之太过，反生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韵，或两部相近之音各用韵，率谓通为一韵，恐非古人之意。”[9]12
　　
　　三、关于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
　　
　　顾炎武在继承陈第语音时地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今语音演变的轨迹，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汉语语音演变实际的见解。例如，顾氏依据《诗经》押韵和上古谐声材料来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其实，在顾炎武之前，也有人研究过上古韵部的划分问题，如宋人吴棫在《韵补》中分古韵为十四部（举平以赅上去入）[10].不过由于吴棫的古韵分部是在对《广韵》韵目的合并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被学者称为“以今律古的产物”[11].与此相比，顾炎武离析《唐韵》以求古韵，“是古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2]47.又如，顾氏将《广韵》作为唐韵的代表，将成书于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的《礼部韵略》和成书于元大德元年（1297）的《古今韵会举要》作为宋韵的代表，从语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角度比较了唐宋韵书在韵谱上的异同。这些都是很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