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概念隐喻学理论认为隐喻是由概念知识驱动的,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一种方略。
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一书中,从认知的角度运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及意向图式理论系统揭示了隐喻现象,使隐喻研究不再限于文学和修辞学,而正式进入认知科学领域。在隐喻的表达中比较多见的是习语。习语,顾名思义是指习惯用语,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按照共同的语言习惯经过长时间使用后提炼得出的短语或句子。
这类固定词组或短句在语言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具有固定的形式和意义,表达统一的概念,可以说习语是语言中最稳定、最富有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具民族特色的语料瑰宝。
在概念隐喻研究领域中,英语和汉语的隐喻对比研究较多,汉语和非通用语的隐喻对比研究较少,研究汉语与意大利语习语隐喻可以更好地理解罗曼语族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本文拟从汉意大习语意义的生成方式和理解机制探究意汉习语隐喻的异同。
一、汉意习语隐喻的文化语义内涵
习语的概念范围广泛,包括俗语、谚语、熟语和俚语等,具有“结构的固定性和语义的整体性”[2].习语作为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固定下来的一种惯用表达方式,积淀了尤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人文景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会在其语言里打上自己独特的文化烙印,使其带有“民族文化属性”[3].总而言之,习语的文化语义内涵具有“民族性”“动态性”和“背景性”.
(一)习语隐喻具有民族性习语文化内涵的民族性
表现为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在语义的融合,例如汉语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来比喻做事缺少必要条件,很难做成,而意大利语中则有“Non puoifare i mattoni senza la paglia”(直译:没有混凝土是做不成砖石的)的说法,源自圣经中的典故。例子中汉意两个习语都能体现缺少必要条件很难做成事的内涵,但同时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色彩,习语文化内涵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民族文化及其产生的语义特殊性。不同语言各有一批文化限制词,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不同,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4].例如,汉语中有“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的表达,这是由于中国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七八月是雨季,春季的雨不是疾风骤雨。而意大利语“lapioggia di aprile”(四月雨,或“突如其来,如四月雨”),指春天四月的天气。该习语的成因与意大利的地中海气候有关,意大利位于三面环海的亚平宁半岛,因此四月经常有阵雨,而在汉语中“四月雨”没有类似的内涵。
(二)习语隐喻具有动态性
习语的文化内涵是历史的积淀,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原有的内涵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新的文化含义,有些习语中的词汇发生词义扩大、缩小或转移,这种新的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习语文化内涵的动态性。例如,汉语中“黄色”本义是指一种高贵的颜色,自古黄色是帝王之色,汉语中也有“黄袍加身”的说法,而引申义是在某些场合意味着“色情的”含义。而意大利语中的“黄色”除了基本意义外,经常有“libro giallo”“film giallo”的表达,字面意是“黄色的书”“黄色的电影”,真正的意思是“侦探小说”“侦探电影”,与汉语中“色情的书或电影”无关。原因是19世纪末意大利着名的MONDADORI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套侦探小说选用的封面是黄颜色的,因此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被沿用了下来。这一类语言现象既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有关,也是习语语言的文化内涵动态性的体现。
(三)习语隐喻具有背景性
很多习语的文化意义是在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孕育产生的,例如汉语习语中很多源自农耕文化、佛教和道教文化;而意大利语习语中有很多源自古希腊神话、基督教文化,这对中国的意大利语学习者而言,难以理解原文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和感情色彩。例如,汉语中一些与农业和商业有关的习语隐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姜还是老的辣”“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在意大利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隐喻。在宗教信仰方面,由于中意两国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汉语和意大利语存在不同的习语隐喻表达。例如,意大利语有“bacio di Giuda,parole di Giuda”的说法,字面意是“犹大之吻,犹大的话”.其中“Giuda”源自圣经人物“犹大”,喻指:虚伪的友好、口蜜腹剑[5].而中国人受佛教、道教、儒家等思想影响,因此汉语有“玉皇大帝”“旗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表达,在意大利语中不存在。而意大利语中特有的表达有:“il diavolo si nasconde dietro lacroce.”[6](恶魔躲在十字架背后),在汉语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文化内涵。
二、汉意习语隐喻表达的本质及成因
认知隐喻学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语言学界新兴的学术流派和研究领域,旨在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作出统一的解释。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现象,不仅仅属于语言本身的问题,不是语言形式和特殊意义的任意排列和配对,其本质是概念性的。习语的意义不能通过字面意义直接推倒,往往需要通过概念隐喻在习语字面义与隐喻义之间建立起映射关系。例如,意大利语中表示“火”的词是“fuoco”,习语“Diventare di fuo-co”表示“气愤或羞愧得脸红”,汉语中有“气得脸红脖子粗”的表达,英语有隐喻着作“women,fire and dangerousthings”,可见人们是依据有关“火”的特定概念隐喻知识,即“火是浓烈的、难以控制时相当危险的”认识和解读上述习语的喻义。
习语隐喻的表达丰富多彩,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不同,因此习语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其形成的原因也与不同民族的语言、认知有关。汉语和意大利语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概念隐喻的理解和表达方面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意汉习语隐喻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即认知的原因和语言的原因。
(一)认知的原因
隐喻性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隐喻的产生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需要借助已知的概念系统,并将此映射到未知的领域,以获得对新事物的理解。中意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规约,使得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思维中形成了不同的概念系统,因此意汉隐喻的表达也不尽相同。例如,汉语中一些军事方面的习语隐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胜败乃兵家常事”“擒贼先擒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强将手下无弱兵”等,而在意大利语中不存在一致的隐喻表达。
从认知的角度来说,人们使用隐喻除了个人表达感觉和修辞需要以外,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感觉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进而发现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隐喻的基础---事物的相似性。具体到常规性隐喻中为何汉语习语隐喻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意大利语习语隐喻有“犹大之吻”(译为:口蜜腹剑)的说法,我们只能探究其文化成因,即不同民族在军事、宗教领域的文化规约不同造成了隐喻表达的不同。而这些隐喻概念的形成究其原因是建立在原始隐喻基础上的,原始隐喻具有隐秘性,往往不容易被察觉。
(二)语言的原因
在隐喻性语言的结构层面,习语一般具有固定的结构和语义的整体性。其中结构的固定是指构成习语的语块顺序固定,不能颠倒。如 “timido come coniglio”(胆小如兔,相当 于汉 语的 胆 小如 鼠)不能 调 整 词 序 为 “conigliocome timido”.语义的整体性是指构成习语的各个语块从意义上并没有关系,不能从单个的词汇中揣测出词义。如“bacio di giuda”中的“bacio”和“Giuda”构成一个习语短语,但“bacio”和 “Giuda”的 本 义 毫 无 关 系,前 者 本 义 是“吻”,后者是“犹大”.此外,汉意习语隐喻的产生与隐喻性构词有密切关系,如词义的引申、复合词的使用以及常用作隐喻的词等。其中意大利语常见的隐喻复合词很多,例如“occhi di mandorle”意思是杏仁的眼睛,即杏仁眼。
“cetriolo del mare”海里的黄瓜,指海参。“frutti di mare”海里的水果,指海鲜。“borsa di studio”学习的包,指奖学金。“pesce di aprile”四月的鱼,指愚人节。“Ora legale”合法的时间,指夏令时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汉意习语隐喻的表达与语言的构成有紧密关系。汉意习语在语言的结构上具有相对固定性和词义的整体性。在语言的复合词和常用于隐喻的词中存在许多有趣的构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三、结语
习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精华,是不同民族受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规约、价值观念等方面影响,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产生并固定下来的表达。习语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的有效手段,也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工具。隐喻映射的普遍性有所不同:一些似乎是具有共性的,另外一些是广泛的,还有一些似乎是某种文化特有的[7].因此分析不同语言中的习语表达将为隐喻理论提供更多的跨语言例证。通过认知隐喻学的相关理论对汉意习语隐喻进行剖析,从整体上审视意汉习语隐喻的文化语义内涵,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将对习语隐喻对比研究提供多语言研究佐证,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汉语和意大利语在思维和语言层面上的异同,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105.
[2]孙毅。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6-62.
[3]章彩云。语用词汇语义学论稿[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78-92.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25-127.
[5]周莉莉。意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0.
[6]Nuovo vocabolario illustrato della lingua italiana di Gi-acomo Devoto e Gian Carlo Oli,Vol II[M].Casa Edi-trice Felice Le Monnier S.p.A.1988:2451.
[7]LAKOFF,GEORGE.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ed.),Metaphor andThough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3:20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