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中意两国交往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加入到学习汉语的队伍中。截至 2014 年底，意大利的汉语学习者超过 1 万人，其中参加学历教育的汉语学习者超过 5000 人。意大利现有孔子学院（课堂）31 所，开设中文或相近专业的大学有 30 多所，其中威尼斯大学和罗马智慧大学汉语教学历史悠久。《汉意-意汉双解词典》（以下简称“《汉意双解》”）是北京语言大学赵秀英教授主编、意大利着名的 Zanichelli 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一部针对意大利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汉意双解》包括纸质版和光盘版词典，一经推出就受到意大利广大汉语学习者的喜爱。汉语词类在语言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陆俭明，2013:34），而词类标注在汉语 / 汉外词典编纂中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汉意双解》是目前唯一一部标注词类的汉意双语词典，而汉外词典词类标注须坚持“汉语本位法”（王仁强，2006），那么《汉意双解》的词类标注情况如何？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界在词类及词类标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汉意双解》用法说明以及词类标注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内容涉及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词类判断的标准和程序、词类标注的对象以及“词类对译”原则的把握等等。通过深入考察《汉意双解》词类标注情况将有助于全面评价其编纂的得失，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编纂水平，更好地服务意大利汉语学习者。
与此同时，以《汉意双解》为例，对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词类标注问题进行研究还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正如吕叔湘（1992:4）所言，“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Tomaszczyk（1983:45）认为，“从某种真正意义上讲，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都是对比词汇研究的习作。”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而不是个体词的分类”（陆俭明，2013:35）。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60）指出，“词典里头的词就是概括词，而非个体词”.
遗憾的是，大多数有关汉语等所谓灵活语言（flexible languages）词类问题的研究中，在比较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词类时，实际上都主要限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例的词类现象对比，而非基于词典进行跨语言的词类问题研究（Rijkhoff & van Lier,2013;沈家煊，2012），因而难以准确把握跨语言词类比较的实质。鉴于意大利语是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综合语，而汉语则是隶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语，因此本项以《汉意双解》为例所进行的词类标注问题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
2. 《汉意双解》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
《汉意双解》在“用法说明”中列出了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量词、名词、拟声词、数词、感叹词、套语、形容词、方言和助词等 15 个“汉语词类”.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汉语词类”清单中既有大家熟悉的从语法上对该词典所收汉语词条进行的分类，还有“套语”这类大于词的条目单位，又有“方言”这个社会语言学标签。诚然，把“方言”列入“汉语词类”是不够妥当的。此外，王仁强（2010,2012）曾指出，汉语构词上的“拟声词”理应在语法上归入动词、名词等语法上的词类。其实，正如 Haspelmath（2001:16538）所言，词汇可以按照各种标准进行分类，如按照语音属性区分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按社会因素区分为普通词汇和术语，按照语言历史可以区分外来词和本土词等等，这些都是词的分类，但是作为一个术语，“词类”专指源于希腊罗马传统对词所作的语法上的分类。由此观之，与《简明汉德词典》情况类似（王仁强，2014c），《汉意双解》词类体系中包含“方言”的做法实质上是混淆了词典中的词类标注指的是语法上“狭义”的词类。
在词类数量方面，根据认知心理学家 Miller（1956）提出的短时记忆容量组块（7±2），王仁强（2006:40）指出：汉语 / 汉外词典选用的词类标注体系应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相适应；为了让用户查询词典时不至于为过多的词类及其内涵所困扰，一种语言的词类大类最好不要远远超出 9 个。这种有关词类体系中词类数量原则的观点与 Rauh（2010:399）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词类数量维度上看，《汉意双解》选用的词类体系（如排除“方言”和“套语”的话）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还是大致适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