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1992年开始正式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以来,已有22年了.在这22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逐步从过去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然而,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已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其中之一的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今,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蓝天白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贫困户,面对雾霾天气渐渐变成了"家常便饭".相信你也会有类似的经历:每天早晨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历史上,一些欧美国家也曾经历过致命的空气污染事故.例如,1948年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城市多诺拉的一起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雾霾造成了20人死亡,7000余人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1952年发生在英国伦敦连续四天的雾霾造成了至少4000人死亡.中国近年来各大城市出现的严重雾霾,使得PM2.5的概念被人们"耳熟能详".可入肺颗粒物(PM2.5)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如交通工具、冶炼、加工和工业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废气.煤炭燃烧是供暖和供给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北方地区的主要工业城市,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排放以及冬季取暖燃烧大量的煤炭,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空气污染问题是因为过去我们国家长期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以及能源消费观念的落后,大量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长时间威胁我们健康的雾霾,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考虑转变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从而真正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使用方式.2014年2月28日,国际着名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教授和IdaKubiszewski博士受邀来北京做了一次关于"面向可持续理想未来的解决方案"的精彩演讲.他们认为,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作为一种基于可持续福利指数的指标,能比GDP更全面地反映国民福利经济.他们比较了来自17个国家的GDP与GPI的结果,这17个国家占据了全球53%的人口和59%的GDP.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各国GPI的变化远不如GDP的增长幅度大,有的国家甚至在GPI上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在演讲的最后,他们提出了12步规划,为创造一个可持续理想的未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传统的计算社会发展进程的指标通常使用GDP来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然而,实际生活中有一些活动是通过降低经济福利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将GDP与GPI比较后,发现GPI是用来计算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福利.GPI的理论基础是欧文 费雪(Irving Fisher)的收入和资本理论,即计算收入和可持续经济福利能比GDP更加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GPI的概念首次由赫尔曼 戴利(Herman Daly)于1989年提出.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部分.通过从个人消费支出中扣除那些降低整体福利的收益,同时加入那些增加整体福利却未被计入收益的非货币交易所产生的收益.例如,在发生了"溢油事故"之后,用于清理和整治因溢油而导致的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需费用增加了GDP.但这一增加并不合理,GPI将其视为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因此将这一费用视为社会经济福利的支出.再如,家庭生活中或者社区服务中,家务劳动或义务劳动并未涉及货币交易,因此GDP并未将这一系列的工作产生的社会经济福利计入,而GPI则将这些活动所增加的社会经济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的增值项.除此之外,GPI还减去了汽车排放尾气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对社会经济福利所造成的损失等.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运用GPI计算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福利并做了相应的案例分析.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温宗国等学者以苏州、宁波、广州、扬州为案例,通过计算各城市GPI,对城市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效益和成本进行了评价.图2和图3分别描述了中国和美国从1950年到2010年人均GDP和人均GPI的变化情况.图2说明了中国在1978年之后,人均GDP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率.自1950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GDP翻了15倍.在这一时期,GPI得到了改进和运用.在1990-1997年间,人均GPI增长率相当于人均GDP的增长率.
但是,在1997年之后,尽管人均GDP有快速的增长,但是人均GPI一直维持在1997年的水平.这种巨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与GDP快速增长相关的收入分配不均,使得外部成本迅速增加,犯罪率提高,家庭破裂,空气和水污染,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福利经济的损失.图3表明美国人均GDP和人均GPI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直到1979年底,人均GDP继续增长,而人均GPI却一直维持在1979年的水平上.
尽管GPI作为社会福利经济的评价指标仍然备受争议,但是它为一国真实发展水平的评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当今,已经不断有国家、地区和城市开始采用GPI作为他们的官方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例如,美国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均采用GPI作为官方指标精确预测政府决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本.这意味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了GDP已经不再满足我们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我们需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更多地关注如何从实质上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