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妇作为妻子的特殊形态，最早的文学记载见于《诗经》，以《白华》《谷风》《氓》等为滥觞。尚永亮先生列举《左传》《礼记》等典籍中引用《诗经》弃妇诗句比拟士人才德与君臣关系之处，证实“弃妇”与“罪臣”“逐臣”的文化关联由来已久。屈原之《九歌》《离骚》将“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香草美人”作为一种带有政治寄托意味的文学表现手法，正式得以固定。《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8］，以婚恋关系中的男女对应政治关系中的君臣，打通了美人见妒、佳人失偶与贤臣遭忌、才子不遇的性别界限。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称“女无美恶，入宫见妒; 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9］，以类比的方式将“妾”与“臣”的对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
处于此种文化及文学语境中，司马相如笔下出现男女君臣之喻宜属自然。在承认相如对《长门赋》具有著作权的基础上，此赋之创作动机已难于考索，然以代言口吻表现美女茕茕思恋、犹疑感伤之态，似与屈原《山鬼》神理相通。“奉虚言而望诚”［10］的佳人以失望与希望交织的心态幽怨夫君言而无信、见异思迁，并不类于冷宫后妃口吻。皇后废居长门的时闻对于司马相如可能有所触动，但更大程度上此赋非为陈后写心，而是借华屋弃妇形象寄托自我修养与现实处境———其芳洁陈设、精丽宫室，隐透才德之美好与境界之高华; 枯槁独居、遥望不至，表现出难得知任的失志之悲; “援雅琴以变调兮……意慷慨而自卬”［11］，于悲慨之中不失贞介自励的精神力量; “究年岁而不敢忘”［12］更流露出孤忠无悔的执著情怀。
梁朝以降，幽居佳人与陈氏形象划上等号，“陈后”“阿娇”“长门”“相如赋”等语汇成为文人士子弃妇情结的触媒与凭藉。但由于社会文化、时代思潮、作者个人境遇以及故事形成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制约，弃妇意识作为主要文化脉络历代延续的同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此造成了故事起因、结局及人物形象的演变。
长门买赋故事最初出自何人不得而知，但落实为文字形式，使帝后复合的美好结局得以流传，《文选》主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长门赋序》的潜台词在于以“复幸”证实相如“天下工”的赋才及更广泛层面上的“文之时义”，这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要求，从时人接受状况来看，也确实达到了美化文才的目的。但萧统三岁开蒙、过目成诵，喜著述文章、商榷古今，学养如此，定然熟知马、班笔下的陈后结局，监国理政的帝位继承人身份更难以看出与“弃妇”有何关联。然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张“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13］，萧统毕生身为储君又以孝谨著称，在深谙臣子之理的同时，甚至比他人更多一分身居高位而宠辱若惊的心态———于母嫔入葬后听信道士墓位不利长子之说，私埋蜡鹅厌祷，并因此事有隙于其父萧衍而忧惧成疾，便是明证。萧统亦有受制于人而唯恐见愆的臣妾人格，但由于其与君父多了一重“前定”性的血缘关系，即便“被弃”，依然存在相对明确的“回归希望”［14］。
故而序文中陈后得幸于君、免遭捐弃的命运能够使他产生潜意识层面的慰藉与认同。此前刘宋范晔《后汉书》中的一则史料虽与长门买赋无关，却能间接作用于陈后形象的变迁。《史》《汉》所记废后之事前后矛盾，究因“巫盅”抑或“无子”，未加明确。《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则谓“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15］，认为废后之根本原因在于武帝见异思迁，巫盅、无子皆为欲加之罪。《长门赋序》仅云陈后善妒而不涉巫盅，又云武帝“悟”而复幸之，或源于此。
唐代长门买赋故事向宫怨文学的方向移动，与其时嫔御制度所造成的宫人悲剧及社会问题有关。唐贞观二年( 628) ，李百药虑及大安宫及掖庭内数万宫人闲置无用，特做《请放宫人封事》; 开元天宝年间，仅东都大内、上阳二宫，即有宫女四万; 元和四年( 809 年) ，白居易作《请拣放后宫内人》奏上，然据《资治通鉴·后唐纪二》，至晚唐咸通、乾符中，六宫贵贱仍然不减万人。妃嫔宫婢的幽闭怨旷之苦无从救赎，在以汉代唐的惯用笔法下，“长门”成为现实宫禁的代称，“买赋”结局有了悲情化转向，哀怨无辜而面貌模糊的陈后形象是望幸不得之宫妇的普泛化象征。与此同时，结束了魏晋六朝的门阀政治局面，唐人更广泛地意识到将自身事业与国家建设融为一体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但对于多数人而言，问政之路依然阻碍重重，志不得伸遂易生怨弃之心。陈后之复幸无望，除同情宫人、讽刺谏上之外，未尝不包含了文士对自我命运的喟叹。
宋人保守内敛，受道德礼教约束而少言宫闱之事，诗多说理议论而少借形象寓托，宫怨文学走向式微。然词的兴盛为抒写弃妇逐臣之情提供了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南宋辛弃疾对于宫怨意象的剪裁重构，在长门买赋故事流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谢枋得称“稼轩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谗言，遂赋《摸鱼儿》”［16］。与唐诗似有若无的情感氛围不同，辛词写长门弃后因美貌见妒，结合《离骚》“蛾眉”之典的原意，“妒”可引申出“谣诼善淫”之意，暗示陈氏之罪皆源于小人诬谗。稼轩并非以昭雪古人为本意，陈皇后在悲凄中多了一分崇高意味，明确成为贤人君子正义凛然而不见容于世的写照。此词的诞生亦有其文化土壤。自北宋起，崇儒隆文的统治政策培养了杰出士人的参政意识，表面清宴实而危机四伏的海内局面更使其蒙发出勇于担当的自觉精神; 南渡后，潜在的忧患成为现实的屈辱，志士以天下为略，然昏君权奸仅图门户私计苟安一隅，偏安朝中“黑白杂糅，贤不肖混淆，佞谀满前，横恩四出”［17］。稼轩以北人之身不得重用，又以刚拙自信积毁于人，以至有用钱如泥、杀人如草之谤。有愿恢复却被中央政权排斥压抑，孤危一身而救国无从，借陈后买赋、衷情难诉之故典抒发不遇悲愤的同时，移之以美而遭谗、信而见疑的忠烈人格，成为继屈原以来，士人弃妇心态的又一次强烈释放。
元明清时期，陈后因诬谗遭弃成为文学作品普遍认可的贬居原因，“蛾眉招妒”与“长门买赋”的相关字眼时常联袂出现，首先与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深远影响有关。据元代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此词曾作为流行乐歌被元人争相传唱，列为宋金十大曲之一。就词选而言，“元明 22 种选本有 20 种选入，清代 21 种选本有 12 种选入”［18］。同时，此词获得 22 次文人评点，被追和 11 次。
在传播接受过程中，“长门事”一句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清代王夫之作同调词次其韵，即题曰“辛幼安伤春词悲凉动古今，惜其蛾眉买赋之句未忘身世，为次其韵以广之”［19］。反响强烈的原因，无非在于其切合了时代文化的脉博———“蛾眉招妒”塑造出最为完美崇高的陈皇后形象，此种形象被广泛接受，与三代文士弃妇人格的普遍增强有关。
元朝统治者将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官员多从前二者中直接选拔。科举取士长期处于休止状态，终其一代仅取士一千余人。关闭了仕进之门，汉族儒生很快流落底层，甚至与倡优乞儿为伍，南宋遗民文集中因此出现了类似“八倡九儒十丐”的说法。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很容易使文人产生见弃于国的心态。明帝袭用宋制，科举取士再次发挥起重要作用，然明代年平均中第人数仅为宋代四分之一，且统治者为控制人才，大力兴修庠序、推广教育，致使知识阶层数量膨胀，应考人数逐年增多而录取比例随之减小，进靡阶梯、终身潦倒者多不胜数。
①对于有幸入仕者而言，高度专制的统治政策下，抄杀、灭族、廷杖、迁贬时时发生，生命与尊严尚不能保全，更无法于政权运转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明一代，文人并没有恢复魏晋以至宋代士大夫的群体自信心与优越感。至满清入关，政权再度落入异族之手，士人的国家意识也再度失去支撑。清廷为扩大统治基础、推行文治，注重吸纳、任用汉人，但总体而言，汉族官员依然处于行政从属地位。清代之集权、高压更甚于明代，在被摒弃于政权建设之外且动辄得咎的情形下，文人普遍易生彷徨无助、忧谗畏讥之心，对于遭谗见弃之宫妇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蛾眉见妒”凝聚着屈原的人格光辉，无异于道德追认，具有虽弃犹荣的接受效果，符合朝堂内外失意士人不忍自短其气的心理。抒发弃黜之怨是宣泄情感的需要，将谤美逐贤之罪归于肖小奸佞，尽可能地保持君王的圣明形象，在文网酷密之时也相对安全。
骄妒、媚道的陈氏形象并非一味湮没，在王世贞《艳异编》及沈德潜《万历野获编》中即保留了《汉武故事》所谓“女而男淫”的曲解丑化之辞。但于长门买赋故事中，陈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正面形象; 在司马相如为主角的长篇戏剧以及正面描写相如成就的诗歌作品中，陈后买赋的结局常常是喜剧性的。“复幸”说明赋之感人，是表现主人公品德、才情、能力的需要，也暗示出文人与弃妇休戚与共的命运。
马中锡《宫怨》曰“如何买赋全无效，只恐相如亦病中”［20］，刘城《天启宫词》曰“汉皇不好相如赋，莫把黄金买泪痕”［21］。《凌云记》司马相如文才见嫉，被迫去梁归蜀，自叹“怎奈得妒起纤蛾，因此上魂别灵荃”［22］，《凤求凰》借卓文君语道出“论宦途中变态，譬之闺情新故，代更恩离，倏易多少”［23］，《当垆艳》陈皇后自身亦有为寒儒吐气的怜才之论———“莽红尘原知着眼难，好才华终非牖间老，急攘攘速将鸾书召，不许他冷清清蓬庐枯槁”［24］。
这应和了晚明文人汤传楹的“三哭”说: “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25］元明清三代皆未能给士人提供自由宽松、驰骋理想的环境，才志难酬一如美而见弃，能带来趋同的遗憾与悲怆。
综上所述，君子固穷、才士不遇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现实，士人对专制政权的臣服、依附关系亦代代延续。在滋生弃妇心理之宏观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创作、传播、接受主体身份处境和思想倾向的差异，往往对同一文化主题起到不同的规范作用，与此主题相关的故事形态遂呈现出随时递嬗的状况，长门买赋之起因、结局及陈后形象的流变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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