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人的议论体现出的“生态总体观”,似乎是在生态主体并存共生的世界里，需要一种“相生相克”规则，以“物有所制”来调节生态平衡，达到一种正常而又极其必要的生态秩序：
天地间的恶物，若没有制伏他的东西，这恶兽逼人，岂还成个世界？猛恶莫如虎豹，谁知天生一种六驳出来。那六驳生的不大，相亦不凶，偏是那虎豹正在那里剪尾作威，一听见了他的声音，唬得俯伏在地，垂头闭眼，抿耳攒蹄，直待那六驳劈开胸脯，取出心肝嚼吃。那龙蛇蛟蜃，只略略翻一翻身，那几千百顷的高岸，登时成了江湖，几千百万人家，葬于鱼鳖。他只见了寸把长的蜈蚣，就如那蛐蟮见了鸡群的一样。那赖象就如山大的一般凶物，撞着不可意的人，把鼻子伸将开来一卷，往上一丢，跌成肉酱；偏是那小小的老鼠，惯会制他，从他那鼻孔中走到他脑袋里面，叨吃他的脑髓。于是凡见了地上有个小小窟窿，把那蹄来踏住了窟窿，动也不敢一动。蝎子是至毒的东西，那蝎虎在他身边周围走过一圈，那蝎子走到圈边，即忙退缩回去，登时就枯干得成了空壳。……天下那不怕天不怕地的汉子，朝廷的法度丢在脑门后边，父母的深恩撇在九霄云外，那公论清议只当耳边之风，雷电鬼神等于弁髦之弃；惟独一个二不棱登的妇人制伏得你狗鬼听提，先意承志，百顺百从。[24]（第六十二回）规律往往就是以小制大、“一物降一物”,表现在生态位上常常是上下端生命体间性。这套路是全方位的，简直无往而不在！且渗透力极强。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生态位上端生命体因个体或种群的无限扩张，进而形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反噬，导致生态失衡以致生态主体的全面消失。
当人类将“物性相克”由科学认知转而演化为生态工具论时，在无限的消耗生态资源的同时，遭到生态反噬的几率随之上升。这往往超越物性相克原则，而是人类利用自然智慧以科学逻辑戕害自然法则，如杀虫剂的使用。
现代科技发明的诸如杀虫剂一类东西，则也是一定程度上依据“物性相克”原则设计的。但杀虫剂一类化学药品，虽也受相生相克生态规则启发，因裹挟着更多人类智慧而使消解过程漫长，超越了自然生态自身的运行规律，以至于有些几乎无法找到相克之物，久之进入到生态循环系统，又反噬生态位上端物种，最终导致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成为终极受害者。因此《寂静的春天》作者雷切尔·卡森在美国民众中博得广泛好感。据称一幅漫画是两个英国绅士指着一条狗的尸体，套用卡森观点说：“杰克给麦田喷了农药，麦子做成了麦芽，老鼠吃了麦芽，猫吃了老鼠，这条狗咬了猫。”
另一幅画的一只孤零零的螳螂，正在双手合十祈祷：“上帝保佑妈妈……保佑爸爸……保佑雷切尔·卡森吧！”[25]人类认知世界获取的某些生存智慧正在反噬自身，这已成共识。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认为：物种的生态压力源自于“物种赖以生存的食物，物种生境季节变化迫使其迁移的程度，物种最危险的捕食者等”.而文本的“物性相克”母题叙事，则较多侧重物种应付一对一简单生态关系的生存策略。因此，源于生存生活经验的“物性相克”原则，原本复杂而细腻，一旦被人类掌握和利用，如中医、巫术和道教饮食修行等，本可适时调节生存状态；而如果扩张性贪婪地获取生态资源，过多地将社会伦理观念投射到生态体系之中以扩大生命存在维度，则极有可能成为毁灭生态体系的利器。如道教的获取他物精灵以自补的修炼之术，是纯粹利己的掠夺利用。而中医、原始宗教和佛教利用物性克敌之术，倾向于暂时抑制敌手，唤醒其天性与佛性，这或许是生态体系生态主体的理性选择。人类从自身做起，珍爱每一种现存的生物物种，保护动植物应有的栖息地和食物链，也会促使人们关注自己科技发展的制造物，维持并优化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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