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轨(约1549－?)，字行甫，湖北黄冈人，乾隆间《黄冈县志·文苑》有传［1］223。他的诗歌与小说在明万历间颇有声名，不过，以文学研究的眼光视之，其文言小说集《耳谈》、《耳谈类增》最为重要，两书除了为通俗文学提供素材之外，还上接苏轼纪异以抒怀的创作精神，下启晚明小说家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学界对王同轨及其创作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2］2－5，但仍需深入。本文拟对前贤时俊所忽略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方家斧正。
一、王同轨的文学活动之家族背景述要
研究王同轨的文学创作与传播，不能忽视其家族背景的影响。明中期后，黄冈王家数代科甲，文风相续，成为典型的“科宦—文学世家”。据《皇明贡举考》［3］一书，自弘治己未科(1499年)起，王同轨之祖王麟、伯祖王济，父辈王廷陈、廷梅、廷瞻，同辈王同道6人先后进士出身。而从明初到该书下限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200年间所载黄冈籍进士不过32名。另据《黄冈县志》，王同轨的孙辈王一鸣、同辈王同谦与侄辈王追骏又先后为万历十四年、二十九年与崇祯十年进士［1］171－180。进士之外，王家举人、贡生与监生等亦不胜枚举，如王同轨本人为例监，其父廷槐为举人。明制，取得这些功名的人都具备入仕资格，王家由此代有官宦，其中廷瞻更是官至户部尚书(《明史》卷221有传)。借助科宦带来的思想观念与教育资源的支撑，王氏家族内部又发展出文学才能，如王廷陈为庶吉士，有《梦泽集》，文名显于当世(《明史》卷286《文苑二》有传)，王一鸣有《朱陵洞稿》，廷陈、一鸣与同轨又都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着录。地方史志又载同轨之子追醇“有才名，着有《渔唱笭箵》、《文通》、《明诗初选》等集”［4］，一鸣之父王追美“有《岣嵝山人集》”［1］222等。由此可见，明中期起黄冈王家科第与诗文并重，显宦同才人时出，乃明代少有的“科宦—文学世家”之一。这一家族背景，对王同轨本人而言，家族内的诗文风气正可消解其求仕艰难的心理压力，家族外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又有助于其士林与文坛交游，《列朝诗集·王江宁同轨》即载王与吴国伦、王世贞、李维祯等交好［5］498，这无疑有助于其进行创作素材的搜集，又有助于其通过名人说项来促进作品的传播，所以《耳谈》得其同乡李维祯、江盈科等人作序，《耳谈类增》又特意复刻于前。
在“享受”家族背景带来便利的同时，王同轨对家族的文学风气甚有传承之功。对其子的庭训自不待言，对王一鸣更是大力提携。《列朝诗集·王知县一鸣》载:“一鸣，字子声，一字伯固……伯固为稚钦之从孙，其族有同轨者，继稚钦称诗，识伯固于儿童，时以稚钦衣钵期之。伯固之得名，自此始。”［5］624王同轨科场、仕途不顺，仅以例监出身而官终江宁县丞，于家族的科宦荣光无甚添彩之处，他于家族文学风气的承上启下之力，可以居功。
二、王同轨小说的题材影响兼《型世言》本事补录
就创作本身而言，王同轨的诗作虽颇受钱谦益“作诗不多，自有风格”［5］498的褒扬，但这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内不能与家族中人王廷陈、一鸣相比，外更不能与同省公安、竟陵诸人相比。真正奠定王同轨文学地位的，乃在其小说创作，连钱牧斋都对此不惜添上一笔，说同轨“撰前后《耳谈》，纂集异闻，亦洪氏《夷坚》之流也。”［5］498这里与宋人洪迈同列的所谓“前后《耳谈》”，即同轨的《耳谈》与继之增益而成的《耳谈类增》，这是他胜过前述族人与乡贤之处。二书远播各省赢得读者的同时，还为晚明大盛的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与理论先导。《耳谈》与《耳谈类增》共记事1419条，规模甚大。风格上，江盈科赞之曰:“事新而艳，词爽而快。”［6］卷首4使《耳谈》在京城出版不久，“金陵、浙、陕皆有板。”［6］卷首6时人张文光甚至夸大曰:“家置一集，纸贵市中”［6］卷首1。《耳谈类增》甫成，亦被书商索去。
这一广泛传播局面，足见其小说的读者欢迎度，直接显示了其创作的艺术魅力。
自1598、1603年两书相继刊行之后，王同轨的笔下故事大量地为通俗文学汇编或改写，展现了其小说魅力的另一面，即丰厚的素材吸引力与再创作张力。于小说而言，龚进辉作《明代小说钞引〈耳谈〉表》［2］108－115，整理、具列《情史》、《筠斋漫录》、《海公案》与“三言二拍”等11部小说集中篇目取材于《耳谈》、《耳谈类增》者。笔者据其表统计，计140余则，其中王氏笔下的有些故事被多方一再改写。
龚表所列小说涵盖文言与白话，就学界最为着力的拟话本领域而言，王氏小说的素材影响仍有需要加以补全者。吕友仁、米格智先生1991年考证“三言二拍”计24篇小说与“耳谈”相关［7］，但直到龚进辉作《明代小说钞引〈耳谈〉表》，近20年间拟话本的另一重镇《型世言》所受“耳谈”的题材影响，一直缺乏系统爬梳与关注。本文现以《型世言》的回目为序，整理王氏小说在《型世言》中的题材回响。
1．《耳谈》卷二《诸长公》与《型世言》第二十回
《诸长公》一文，叙诸宏释盗获报事。诸氏商船湖上遇盗，遂砍断抢先入舟的盗魁所持勾船绳缆，断其后援擒之，复义释之。数年后再次遇盗，中有其人，乃得保全，并获厚报［8］35。《型世言》第二十回《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叙秦凤仪科举与仕途经历，其中有洞庭湖释盗、后获其助的情节。与《诸长公》相比，所擒同为盗魁，方式同为断绳以绝其援，故该情节可判断为移接于《耳谈》。
2．《耳谈》卷八《僧无垢》与《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僧无垢》叙僧人重生报冤事。英山和尚无垢去南京印经，被店主徐文夫妇贪财谋杀，乃转世为徐子，长大后忤逆不孝，被邻告官，有司梦得神示，陈年案发，凶手受惩，徐子出家，仍号“无垢”，印经完毕，重归英山［8］183。《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前世怨徐文伏罪，两生冤无垢复仇》，叙无垢印经遭杀、转世忤逆、洗冤还山事，人物、情事与《僧无垢》相同，当出自《耳谈》。
3．《耳谈》卷七《大别狐妖》与《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大别狐妖》叙商人蒋生得狐妖之助而娶亲事。蒋至汉阳经商，偶慕美色，为狐妖所惑，殆至于亡，幸为同伴提醒，识破狐妖真身，获赠灵草三束，以一痊己之病，以一致意中女子癞疾，再以一治其疾而得女为妻［8］167－168。《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缘，蒋郎终偕伉俪》叙商人蒋生婚姻事，故事梗概与《大别狐妖》相同，都是“慕色中病———他人提醒———追踪识破———撒草致病———救女得妻”。《型世言》此回与鄂人叙鄂地民间故事的《耳谈》之间的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4．《类增》卷四十六《灵哥》与《型世言》第四十回。《灵哥》叙猿妖灵哥诈谋遭惩事:灵哥预言一士子科第与官场命运，获信任后试图通过其手取得张天师的通天印鉴，被天师识破而除去［6］397－398。《型世言》第四十回《陈御史错认仙姑，张真人立辨猴诈》，正话前半部分叙狐妖为刘伯温驱逐，后半部分叙猴妖化身老妇人预言陈举人之仕途经历，获其信服后，欲得其力而讨张天师之印，反被识破亡身，这一败亡情节显见源于《灵哥》。
上为《型世言》小说正话取材于王同轨的“耳谈”者。入话方面，《型世言》亦有几处取于《耳谈》。《型世言》第九回之严孝子寻父事，出自《耳谈》卷四《严孝子》篇，人物的名姓、寻父事迹与逃亡返乡的手段完全相同。第二十一回官员鲁穆因蛇破案事，出自《耳谈》卷六《蓝郡臣》篇，两文所叙发现凶案的关键(蛇)、破案线索与方式都完全一致，惟官员姓名不同耳。同回入话又有郭子章断案事:被猴子拦道“报案”后，郭设计广引民众来围观“异事”，暗中放出猴子，由其抓住杀害养猴人的凶手。此为万历名臣郭子章的为官轶事，《类增》卷六《郭公猿狱》篇亦叙此事，虽为晚出，而在细节上对稍前的《皇明廉奇公案·郭推官判猴报主》有补充之处，为《型世言》所吸收。
《型世言》第三十三回“殄贼之雷”事，出自《耳谈》卷四《余杭崔屠》，而非学界所指王圻的《稗史汇编》［9］，因王圻之文本，本身即抄自《耳谈》。
从上述分析可知，《型世言》共有七回小说取材于王同轨之作，共八事，计正话四则，入话四则，这几则填补了《型世言》本事研究中所剩不多的空白，反映出陆人龙编撰《型世言》时也受到了王氏小说的影响，应予以认可。扩而言之，明清其他拟话本所受“耳谈”的影响，仍属空白，有待发掘。
三、王同轨的小说创作理念及影响分析
为拟话本等提供素材，是王同轨对明代文学发展的表层影响。深层影响则是王氏二书卷首自序、凡例中传播的小说理念所带来的启迪，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他在“常、奇”观念上的创见———这一点恰恰为学界所忽视。好奇本为人之天性，怪、力、乱、神等夫子不语的内容乃为上至士大夫、下至草民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古代志怪小说，即以好奇为心理动因，多言“神、仙、鬼、怪、妖、异之类”等“非人之耳目所经见”［10］之事。“耳谈”记所闻“可喜、可愕、可劝、可诫之事”［6］卷首2，其选取的标准也在“奇”上。《耳谈类增·凡例》明确声称:“谈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6］卷首6但他对自己所好之“奇”则有着异于传统的明确理念与选取范围，并在两书卷首中进行了辨析、传达。
在《耳谈·自叙》中，他以“忠孝节义、理数艺文”为“常”，以民心世态的“力争心斗，巧伪萌滋”为“歧”、为“变”，并视之为需要以鬼神、教化与国法等手段来纠正的民众之“病”。由于“京师翼翼，人物凑杂，厥事尤夥”，故札记之，“以识今一代淑诡幻怪事”［6］卷首14。可见，他是将可待记之“奇”的选择范围转向身边世态人情，重在搜求现实生活中异于“常理”的“奇”，而不以神鬼等虚妄之“奇”为“奇”，这无疑会在传播中刺激作家对“奇”的深化认识。
创作《耳谈》时，王同轨所言与“奇”相对之“常”，尚带有“纲常、伦常”的一部分。到《耳谈类增》之时，他所持之“常”已转为现实生活的“日常”，要求从日常中去发掘奇，“奇”的现实主义因素进一步加强。在《耳谈类增·自叙》中，他重申人心与生活的复杂多变:民之“智多”、“千变万化，莫知纪极”而造成“异变之萌而纷纭之故”，所以生活繁复多样，有很多可视之为“异变”的奇事，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不能“以不见为无”［6］卷首5。他进一步说:“今夫耳目所接，千汇万态，孰能测其故而穷其理?非至异者乎?!”［6］卷首5由于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还有很多未被揭示，所以作为日常的生活本身就成了略而未察的“至异”。因此，他以《凡例》体例申之曰:“夫奇，莫过于常;而奇，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6］卷首6正是因为人们身在“常之奇”中而未识，是以生活之“奇”一旦被拈出，则常中见奇、常之为奇将充分为人体验，令人惊叹，所以他才大力倡言:“奇，莫过于常”，视常、奇为一体。
这些“常”与“奇”的观念阐释，逻辑自洽、体系自成。他的这些认识，颇具儒家“格物致知”的理学色彩，但其“好奇”，意在惊人耳目而非致知修身，故其为小说家而非理学家。在新的常奇观念指导下，他婉言“不敢言世外之事”［6］卷首6，而以日常生活为创作对象，从耳目所接中提炼新人耳目的素材，以被漠视的生活为“至异者”，从“常”中发掘“奇”，从“不异”中揭示“异”，将小说领域的常奇观发展到新的境界。
至于王同轨“好奇”着书的行为，除了文人的志怪心理之外，还有黄州(黄冈)的人文传统影响。这点从其同时代人的评价中即可知晓。李维桢为《耳谈》作序曰:“苏长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摘其文字附致其罪，窜逐禁锢，备尝险阻。于是使座客为悠谬之谈……长公谪黄久，流风遗韵，犹有存者。行父黄人也，是编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征也。”［6］卷首2郑仲夔《玉麈新谭·隽区》卷八载湖北友人之言:“王行甫同轨在官，每日令吏胥门役人各陈奇事数则，勒为常规”，也联系与黄州有莫大关系的苏轼暗示道:“昔苏子瞻每令人说鬼，其人无以应，则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与?”［11］李、郑之语，从创作心态方面揭示了王同轨与苏轼的异代相通之处，即纪异而抒怀。不过苏轼关注的是言鬼言怪，王同轨则关注现实世相，从“常”中道人之所未道的“奇”。甚至可以说，王同轨搜及素来被士流轻贱的“吏胥门役”阶层，除其高祖的出身影响之外，也应视作是他为了扩大“常”的现实素材来源而付出的实际行动。
王同轨对“常”与“奇”的辩证认识，对小说题材关注方向的改变，可以从晚明诸人论说中看到呼应与发扬。《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反对“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12］卷首1的创作方式。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说:“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指出常心、常理、常行等因少见而足以为奇，被人“相与惊而道之。”［13］230这些正是对王同轨所主张的从“常”中发掘“奇”的呼应。凌氏以“非可以常理测者”为奇，“奇”的标准与《耳谈》的阐释相近，而淡化了王的纲常色彩。笑花主人针对晚明世相，视符合“传统”为“常”，近于《耳谈》时的理念;因“常”与浇薄时俗相异，“常”乃反为骇人耳目之“奇”，这种“常奇一体”的定位与《耳谈类增》相似，但又强化了王氏所放弃的道德色彩。两人的具体论述虽与王同轨有异，但仍然可以看出他们继承了王氏以现实为“常”，从现实之“常”中发掘“奇”的文学理念，甚至用语都甚为相近。明末凌蒙初等人的“常奇观”在今人的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是重要篇章，而王氏的先导之功，虽昭然若揭却少人提及。
除“常”“奇”之辨外，王同轨还有明显的通俗意识，他从接受角度出发，指出:“民不可正说者也!帝典孔训，炳若日星，而皆听之藐藐。语鬼神之事则慑，语德报则喜。”［6］卷首5这种从民众思想水准与接受习惯出发的创作理念，冯梦龙有相近的回应，《警世通言·叙》中指出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前因后果为劝惩”，所以在“通于里耳”的小说传播过程中，“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不通俗而能之乎?”［13］227中古之后，佛道的鬼神、因果等观念与先秦的善庆恶殃观念汇融，士民以祸福为劝惩。
王同轨、冯梦龙先后指出小说作为俗文学的艺术魅力，从受众的角度揭示了文学的感染力与教育功能实现的方式，王同轨的启迪之功隐隐可见。
综上所述，王同轨为明万历间湖北重要作家之一，是黄冈王氏科宦－文学世家中承上启下人物。家族之外，他的《耳谈》与《耳谈类增》远绍苏轼，为晚明兴盛的拟话本创作提供素材之外，其所倡导的从日常生活发掘“奇”的理念与辨析，提高了凌蒙初、笑花主人对“奇”、“常”的辩证认识，促进了晚明小说家对纷繁多样的世态人情的关注与发掘，进一步推进了晚明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重视世情的转向。可以说，王同轨为明代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学成就与意义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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