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硕儒郑珍自道咸之时就开始诗名日盛，同宣、民国时期更是备受推崇，誉者以“清代冠冕”、“古今前五”称之。郑珍熔学问于才力中，为晚清时期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代表诗人，其诗博大深广，在内容上无不能状之境，在字句上无不能用之韵，而其诗学观点也对晚清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郑珍没有专门的诗论着作，其诗学观点主要见于他写的序、跋和诗歌作品中。《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次吕茗香长句韵奉答》《诸生次昌黎〈喜候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等诗阐述了他关于诗歌创作的主要观点。
一、“言必是我言”，诗歌应体现作者艺术个性
郑珍主张作诗要表达自我，率性抒写，不拘格套。《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表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认识：
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李杜与王孟，才分各相似。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
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人才古难得，自惜勿中弃。我衰复多病，肮脏不宜世。归去异山川，何时见君辈。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
郑珍认为诗歌创作是借古人之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了“言必是我言”的主张，即作诗必须要抒写自己的心志和感受，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见解，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此外，郑珍反对受限于前人之作而畏首畏尾：“我吟率性真，不谓自能诗，赤手骑袒马，纵行去鞍羁”(《次吕茗香长句韵奉答》)，应摆脱前人影响，自铸新词，无所依傍，要“骑袒马”、“去鞍羁”，凭借自身积淀的学识才力和自辟蹊径的创新精神来写诗。诗歌是诗人表达自我的载体，由于作者性情、经历的不同，诗风也就各有差别，“性情异刚柔，声响遂宏喝”（《赠赵晓峰》）。他又称“我懒无斗兴，触事多口占”，阐明自己作诗不拘才思，兴之所至则发而为诗的创作原则。在他看来，只有以意为主，遇事触发，方能信手拈来。在诗歌创作实践中，郑珍更是意兴听到，随笔挥写，“粗服乱头，自任其性”(《<郘亭诗钞>题识》)，追求自然率真的创作风格。对此，钱锺书称道说:“(郑珍)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
郑珍作诗强调吟咏性情，发自内心。郑诗除题跋、考据、议论之诗外，多是有感而发，缘事而作。
他抒写真性情的那些诗歌使读者获得强烈的震撼与共鸣，其描写离乱的叙事诗堪称“历前人未历之境，状前人未状之景”，其亲情诗被评为“字字酸入心肝脾”。王柏心在《巢经巢诗钞序》表述自己读郑诗的感受道：“余未识子尹，读子尹诗，悲愉喜愠如见子尹焉。”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亦认为“子尹诗情尤挚耳。”
对郑珍的写诗重情，莫友芝评价道:“当其兴到，倾刻千言。无所感触，或经时不作一字。”指出郑珍写诗是有所感兴才发而为诗的。
二、“气不养不盛”，“学”和“行”是诗人“才气”的源泉
在诗歌创作的主体方面，郑珍强调诗人应重视“养气”，并提出了通过“读书”、“养气”来提高自身道德涵养和诗学修养的主张。《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养气”之说始自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每个人的天赋和气质各有所异，后天亦无法改变，“不可力强而致”。刘勰认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心雕龙·事类》），要想才力丰赡，必须增广自己的见闻。苏辙提倡舍去“百氏之书”，以“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下之广大”和“天下之巨丽”（《上枢密韩太尉书》)，强调广见博闻对“养气”的重要性。叶燮则认为应“格物”以“养气”，不可忽略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郑珍在继承历代各家养气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学问富赡对提高诗艺大有帮助；同时建议以“力行”来养气，认为“才”与“气”的增长是“多学”和“力行”的必然结果。在《跋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中论述了“才学”和“力行”之间的联系:“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全在多学；养气全在力行。”
学识长一分则才情长一分，实践多一分则修养增一分，“故古人只顾学行，并不去管才气，而才气自不可及。所谓源泉混混也，如日光，如剑割云开。”
“养气说”旨在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强调诗人的自我修养，“学”和“行”是诗人“才气”的源泉，后天的“学”和“行”能够滋养先天的“才气”， 诗人的自身气质应该与作品的外在形式达到一致。他在《诸生次昌黎〈喜候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中写道:“作诗诚余事，强外要中歉。膏沃无暗檠，根肥有新艳。”指出诗人应固本正源，重视根本的培养。朱彝尊《曝书亭诗序》说:“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
厉鹗《俞石眉诗序》则说:“书，诗材也。”[5]“读书明理”、“学问至上”，也是清代宋诗派提倡的作诗宗旨。可见“读书”是学诗的首要之举，郑珍的“固宜多读书”即强调了学识对创作的作用，指出只有加强后天的学习，提高修养，方能提高创作能力。
“养气”除了“多学”，还需“力行”，“力行”不仅指一般理学家所谓个人的躬行实践和人文精神的修练，还包括生活阅历的丰富。在《送莫五北上》中他勉励好友莫友芝要“历炼骏骨阅山川”，加深阅历，开拓眼界。而郑珍本人也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得出了“膏沃无暗檠，根肥有新艳” (《诸生次昌黎〈喜候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的结论：只有修养深厚、阅历丰富，才能写出花叶丰美的好作品。
三、“自打自唱反有乐”，作诗既要善于学习前人，又不能一味摹古
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上，郑珍强调学古要得其精髓：要学古而不摹古，不可泥古不化。郑珍亦主张学习古人之诗，但反对单纯形式上的效法和摹拟，认为只有“学赡乃相济”，方能得其真谛。正所谓“李杜与王孟，才分各相似。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诗人，才情、性格各不相同，摹拟并不会使假成真。如果学诗者只是形式上的简单摹拟，即使“巧肖”一时，也不过是“伪”诗。郑珍在《留别程春海先生》中讽刺那些舍本逐末，只学古人皮相而不求其实质的诗人说:“传观过市群夥颐，厚颜亦自居不疑。间有大黠奋厥衰，鼎未及扛膑已危。其腹不果则力羸，其气不盛则声雌。固宜婉转呻念尸，非病夸毗即戚施。” 由于不学前人的内在品质，只从形式上模拟古人，结果腹中空空，力薄难为，未及扛鼎胫骨已危。所写的拟古之诗气弱声衰，如同得了软骨病（夸毗）或是驼背病（戚施）。尽管有时在表面上模仿得维妙维肖，但终究还是“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难以掩盖其虚假本质。
在《跋自书杜诗》中他借阐述书法之道表达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创作的根本在于读书和做人，“多读几卷书，做得几分人，即不学贴，亦必有暗合古人之处，何况加以学力。”认为读书做人是写诗作文的前提和基础，并进而提出了“学其人以得其诗”的观点，主张学古人作诗应先学习古代诗人的优秀品德。在《论诗示诸生》中他道出了人品与诗品的关系:“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在《郘亭诗钞序》中他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学古人的诗，要先从学习他的做人开始，如果做到在性情、抱负、才识、气象、行事都与对方肖似，然则“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即不似犹似也”。把学习的范围延伸到性情、抱负等方面，而非简单地从形式上一味模仿，当对古人的学习涵养达到一定境界时，诗作就能够暗合古人，“不似犹似”。
学古的最终目的是学而能化，而非拾人牙慧，邯郸学步。他在《跋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中说:
“集古之作，费心费目，……故我生平绝不喜此，还是自打自唱反有乐。”对莫友芝集古人诗句作诗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自打自唱”，才是作诗的真谛。郑珍虽也写过如《瘿木诗》《玉蜀黍歌》等考据之诗，但本人是反对学古不化的:“五弟(莫友芝)于笔墨力求名贵，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故落纸更无涂草率易语，而短处即因此见之。”(《郘亭诗钞题识》)指出莫诗内容多依附经典，构思过于细密，因力求与众不同而显得雕凿，有失率真天然，不能洒脱行文。
对于郑珍的“学其人以得其诗”和“自打自唱”，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曰:“(郑珍)学杜韩而非摹杜韩，则多读书故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中也评道：“(子尹诗)其法本自韩、杜而加以变化，遂觉壁垒一新。”郑珍作诗既善于学习前人，又不拘泥于一味摹古，而是自具面目，多有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
针对如何处理学习古人和自打自唱之间的关系，郑珍在《跋〈摹耕草堂诗钞〉》中把作诗比作“造屋”，认为“规模”可借鉴古人，要装盖出什么款式，一定要参考仿照古人的规模。但仿照古人的规模并非尽数照搬不变，而是要作“百般巧变”，既要继承，又要有所创新。“规模有百般巧变，终是离甎瓦、枋片、颜料、油漆一点不得”，要用现成的材料去装盖自家款式、自家风格的厅堂屋室。
四、“诗品无定派”，不同风格的诗歌流派各有其存在价值
在诗歌派别的问题上，郑珍肯定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并主张诗歌无定派。在郑珍之前的袁枚就曾在《答施兰垞论诗说》中表示：“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认为诗歌只是诗人抒写性情的方式，应不拘唐宋。如果执着于唐宋之分，那就不但无法自在抒写性情，也失去了作诗的主旨。郑珍之后的王闿运亦认为：
写文章是为了为世道所接受而传扬无阻，所以一代有一代之风气，而作诗是为了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思，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如果“论文而分班、马，论诗而区唐、宋，非知言也”。虽然之前的学者多将郑珍视为近代宋诗派代表，并认为郑珍作诗是以宗宋为旨，事实上郑珍亦如袁、王所持之论，并不赞同诗分唐宋，终其一生亦从未以宗宋相标榜。在《赠赵晓峰》中，郑珍便提出“向来有私见，诗品无定派”，还认为“只须诗好，何分唐宋”(《〈慕耕草堂诗钞>题语》)。后人考证郑珍诗作的承传，往往强调其流派的归宿，实与郑珍诗歌无定派的主张相去甚远。
善于品诗的郑珍虽然自称“颇知诗意”，但在诗歌派别之分及对前人的评价上相当客观，从不单凭个人的喜好或是依照某一诗派的标准去品评诗歌，也不随意作褒贬之论。对此，胡先骕甚为欣赏。
胡氏认为，诗人们往往喜欢自夸自赞，对他人则是苛责有加。而郑珍虽然在诗坛声望极高，诗歌风格醇正，但在对别人作品的评价方面却非常谦虚谨慎，“温柔敦厚，郑君有焉。”
对不同流派的诗歌，郑珍不以宗唐宗宋而影响自己的见解，只针对诗作本身去进行品评。如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清初王士祯的“神韵派”，皆提倡学习盛唐诗歌，此二诗派均受到当时宋诗派及“格调派”“性灵派”的贬责，但郑珍却认为，不同风格的诗歌流派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可一概抹杀。在《赠于伯英大令》一诗他即力抗流俗“:古代作者尽殊别，李何后数朱王高!”认为明清诗人在李梦阳、何景明之后当以王士祯、朱彝尊成就为高，而此四人均是清初主张学唐的诗人，可见郑珍是没有所谓门户之见的。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6.
[2]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879.
[3] 白敦仁 . 巢经巢诗钞笺注 [M]. 成都 : 巴蜀书社,1996:1506.
[4]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5]厉鹗撰，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