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的《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在古代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地位。该书大约在宋代就已经散佚，现今所传，是明代胡应麟的辑录本。该本20 卷共464 则正文故事和34 则佚文故事，今以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最为流行。小说“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以神灵精怪为主要表现对象，干宝也因此博得“鬼之董狐”的美名。但以往学者似乎并未注意到，《搜神记》在志怪的同时也在记侠，塑造了一批与鬼怪斗争的侠客形象，为满纸荒唐神怪故事、充满阴森诡异气息的小说增添了许多“人”气，使之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早期小说的杰出代表，《搜神记》对于后代小说起着不同寻常的先导和示范作用。唐宋以后蔚为大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侠义小说，与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侠客的行侠主题及其行为模式，都可以在《搜神记》里找到雏形。《搜神记》对于研究六朝志怪和后代的侠义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侠”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侠客的活动及其相关记载。从古到今，记载和表现侠客活动的作品不计其数。“侠”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后人对“侠”的认识和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最早为侠客树碑立传，他把侠客的基本特征概括为: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无论后人对“侠”作如何表述，都以太史公此说为主要的立论基础。本文所讨论的《搜神记》侠客，即是指作品中具有上述相关特征、又符合约定俗成的欣赏习惯的奇行异能者。
一、《搜神记》侠客的身份
侠是一种行为，不论职业、门派、阶级，“蒿莱明堂之间”，只要愿意有所担当者，皆可挺身为侠。
因此，《搜神记》中的侠客，社会身份颇为复杂，有官员、武士、书生、道士、民女、自由职业者等，其中又以官员、书生、武士为多。
《搜神记》侠客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官员。如大旱之年，不惜血肉之躯，自焚求雨的谅辅(271《谅辅》是广汉郡太守的五官掾(属官) ，此前也曾先后供职佐史、从事史; 为寡妇苏娥昭雪沉冤，把亭长龚寿绳之以法的何敞(384《苏娥》) ，为交州刺史; 其他如郅伯夷(427《到(郅) 伯夷》) 乃北京督邮，葛祚(275《葛祚碑》) 为衡阳太守，谢鲲(429《谢鲲》) 是“谢病去职”的卸任官员，汤应(439《汤应》) 是公差使节，等等。这类官员要么是为民请命，要么铲除妖魔和邪恶，其举动已超越了官员的一般职守，侠义的性质强于职守的行为。如谅辅之舍身求雨，就不是他的职务要求; 何敞为鬼魂办案，并不在自己管辖的治域内，甚至跨越了阴阳、人鬼两界。这些官员的行为，无疑正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等侠义品格的体现。他们的侠行义举，彰显了正直官员的威严和侠客的热血。
促使他们成为侠客，成就他们的侠行义举的决定因素，是超越常人的精神、气质和道义担当，也就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搜神记》中的书生侠客虽然不具备官员侠客所拥有的权威，但面对妖魔鬼怪时的从容优雅、淡定自信，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大贤(426《宋大贤》) 、安阳南亭书生(438《安阳亭书生》) 都明知亭馆闹鬼，却毫无惧色，刻意会之，伺机除害，见义勇为之心昭然。宋大贤“夜坐鼓琴，不设兵仗”，鬼怪现身时，仍“鼓琴如故”; 最后徒手相搏，恶鬼竟然不堪一击。安阳书生面对好心人的劝阻，不改初衷，信心百倍: “无苦也。吾自能谐。”执意夜宿亭楼; 其夜“端坐诵书”，直至天明，既令妖怪无从落手，又摸清了对方的底细; 天亮以后，一举铲除了三个长期作祟害人的妖怪。大敌当前，鼓琴诵书，气定神闲，可以说是书生侠客内在气质、素养的表现，也是其精神和力量的源泉。这类侠客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的儒雅举止及其克敌制胜的手段，显然由这种内在的气质、素养所决定和支撑。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文人侠客，或琴棋书画，或羽扇纶巾，风雅倜傥，克敌降魔于玩赏谈笑之间，在《搜神记》的书生侠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子。
《搜神记》中的武士侠客著名者如养由基、更羸(264《魏更赢》) 、古冶子(265《古冶子》) 等。熊渠子(263《熊渠子》) 是西周时楚国的国君，但小说对于他的记述，并没有刻意凸显他的国君身份，纯以勇武示人。《搜神记》中的武侠要么勇力过人，要么武功高强，表现得极为神勇。如熊渠子误以卧石为虎，弯弓射之，箭头竟然深陷石头之中; 养由基、更羸两位都是神射手，百步穿杨自不用说，即使是拉弓而不发箭，也会令猿猴抱木而哭，大雁应声栽下;古冶子绝对是一位力士，庞然大物般的老鳖衔走了骖马，他入水追凶，杀了老鳖，“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水面) ”。他的神勇孔武，无与伦比。
《左传》、《战国策》等史书对上述诸人均有记载，但其人其事已带有较多民间传说的色彩。《搜神记》对武侠的记载和刻画远没有官员及书生侠客那么具体，除了古冶子入水追凶杀鳖之外，其余的人仅是展示他们的神奇武功，形象刻画注重“神似”。一方面，小说重在表现形象的力量、精神和气质，而不是作为侠客的侠行义举，因此，小说中的武侠几乎是一个形象符号: 英武盖世，无人匹敌，是威慑力、征服力的一种象征; 另一方面，武侠的超强武功都被神化。他们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事迹显然脱离了历史，脱离了真实，形象特征几近神人。《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的“史家之侠”，都是以气节而不是勇力武功立世，唐以后则“以武行侠”的观念盛行，小说中的侠客大多武功高超，或飞檐走壁，或剑术、拳术出神入化，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搜神记》中的武侠形象，以历史人物为原型，武功又超凡入神，史家之侠与小说家之侠的特征都兼而有之，史家之侠向小说家之侠蜕变的行迹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这表明，在《搜神记》中，侠已由史家社会意义的价值诠释开始走向文学人格精神的艺术创造，这对后世侠观念的形成和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上三类侠客，从数量上构成了《搜神记》侠客形象的主体。由此可见，《搜神记》侠客的官方特征是很突出的。上述诸武侠，除了熊渠子是楚国的国君之外，养由基、更羸、古冶子分别是楚王、魏王和齐景公的御前勇士。作品虽然没有交代他们的职务，但他们活动在国君左右，効力于朝廷，其官方的身份或背景不容置疑。书生侠客的官方特征虽然没有那么显著，但其人其事也颇具官员的气质和色彩。封建时代的书生多是后备官员，《搜神记》中的书生侠客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智勇兼备的素质，都初具正直官员的风采，颇得群众的信赖。在此，不妨把书生侠客视作官员侠客的初级版。
将绝大部分的侠客与官方扯上关系，其实是时人心灵深处迷信官府、权力的一种表现。这种权力迷信，与魏晋时代甚嚣尘上的神鬼迷信性质相似，也遥相呼应。人们在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同时，也为虚幻世界中的精怪魑魅和现实世界中的邪恶败类制造一个正义、强势的对立面和一种制衡的力量。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维持客观世界的安宁，不如说是为了求得心理的安宁和平衡。统治者都以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自居，在现实生活中，官员也的确操控着狱讼生杀、赋税征敛、事体兴废、价值评判等话语权。就像无法认识神鬼的虚妄无稽一样，人们也无从认清封建官吏自私、欺骗的本质，从而对手握公权的官员寄予厚望，对权力产生了崇拜甚至迷信。于是乎，有匡扶正义、济世安民之心的侠客，便多以官员的身份或借官方的背景出现，倚仗官方的威望和权杖行侠布义，从而形成了《搜神记》侠客身份的一大特征。侠客以官员的身份或官方的背景出现，折射出动荡、黑暗的魏晋时期，人们的心理期盼和思想、文化意识。
《搜神记》中的官员侠客如此之多，也与现实环境中侠客的地位和影响有关。在秦末的农民起义军中，游侠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汉高祖刘邦之得天下，颇为倚重游侠之力。汉政权建立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张良、彭越、英布之类大小之侠，或者裂地封侯，成了高祖的股肱之臣; 或者官挂州县，权倾一方，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因此，汉初六十多年，侠风之盛，前所未有。有官员身份的豪强之侠立强于世，甚至“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豪侠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其权势和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象。
《搜神记》中的大多数官员侠客，如前文所见的谅辅、何敞、葛祚、汤应等，都被明确交代是汉代官员。
他们可以说是汉代豪侠的一个侧影，他们的行侠活动，正是汉代豪侠现象的一种反映。汉代的豪强之侠有操控公权、扰乱法纪、作威作福的习气，备受时人谴责，但《搜神记》中官员侠客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仗义行侠，展示汉代豪侠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这也表明作者在传述官员侠客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蕴涵着审美的判断和取向，后世小说对于侠客形象的塑造、刻画，多以正义、公正和利他为归趣，这与《搜神记》审美取向的启发和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古代小说史的人物画廊中，侠客形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群体。大体而言，这个群体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依附于官府或有官方背景的官侠，另一类是游离于主流社会、活动于法外之域的江湖之侠。《搜神记》侠客身份的官方特征于文学史而言，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最早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推出了官侠这一艺术类型，率先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中国古代侠客与官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为后世小说家所效法。承魏晋志怪而兴的唐传奇，其所塑造的侠客，身份特征与《搜神记》如出一辙。如郭元振(《郭元振》) 、许俊(《柳氏传》) 、古押衙(《无双传》) 等，都是官员侠客; 书生侠客则有柳毅(《柳毅传》) 、赵中立(《荆十三娘》) 、李靖(《虬髯客传》)等; 聂隐娘(《聂隐娘》) 是魏博大将军聂锋之女，红线(《红线》) 是为潞州节度史薛嵩“掌笺表，号曰‘内记室’”的私人秘书，其他如昆仑奴磨勒(《昆仑奴》) 、红拂女(《虬髯客传》) 等，都与官方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在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中，更有江湖之侠与官侠合流的趋势，如《三侠五义》、《施公案》、《小五义》等作品中的侠客，许多都归顺官府，谋得一官半职，在清官的旗帜下行侠布义，除暴安良。
古代小说中这种官侠同体、官侠相连的现象，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它的产生自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 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搜神记》开风气之先，引发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意义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
先秦两汉的侠士皆为清一色的男性。《搜神记》侠客的性别构成，仍然维持着男侠居绝对多数的格局。唯一不让男侠专美的，是东越闽中的少女李寄(440《李寄》) 。她不惧凶恶、勇刺蛇妖、为民除害的义举，是《搜神记》中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侠义故事之一，李寄也因此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少女英雄形象。在几乎是男性独步天下的侠世界中，李寄形象的出现，透射出许多新的思想文化信息，表明女性有能力并开始跻身这个充满凶险的世界，她们的行为也已为人们所接受。在唐代小说里，女侠异军突起，完全可以与男侠平分秋色。聂隐娘、谢小娥、红线、红拂女等，一个个豪气干云、血肉丰满，成了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亮丽景致。而在这些形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女侠如李寄般英雄盖世、性格鲜明、光彩照人。因此，李寄堪称唐前女侠的代表。
她引领女侠在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叱咤风云，在这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男性世界嵌入一股女儿情怀，为侠骨柔情这个古代小说历久不衰的主题开辟了道路。
二、《搜神记》侠客的行侠主题
《搜神记》中的侠客主要有三大行侠主题: 一是仗义除害，救人危难; 二是替人复仇; 三是显示技艺。显示技艺的行侠主题主要体现在武士侠客的身上。这类作品描写武士侠客的技艺武功，显示其神奇勇武、气概不凡的英雄本色，以此来张扬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可惜作品对其侠行的描写过于简略，情节未能予以适当展开; 对形象的刻画过于平面单薄，主题未能得到深化。所以，这里不打算对此作更多的讨论，而把笔墨放在除害救危和复仇两大主题上面。
司马迁指出游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救人于厄”。救人危难，就势必要直面天灾人祸。因此，驱邪去恶、仗义除害，便成了侠客的天职和信条，也是《搜神记》侠客行侠的第一主题。在《搜神记》中，为民除害，平息鬼魅灾殃，救百姓于水火，还一方平安，是侠客事迹中数量最多的。这些侠客的侠行义举，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为除自然之灾，二为除鬼魅之祟。
前者以“谅辅求雨”为代表。大旱之年，日似炎火，“万物枯焦”，黎民百姓了无生计。身为太守属官的谅辅先是向山川祈祷，继而代太守悔过，向上天谢罪，最后欲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向上天祈求降雨。其以生命为代价的诚意和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驱除了肆虐多时的旱灾。可以说，谅辅是《搜神记》官员侠客中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个。他与民休戚与共，舍身求雨、感天动地的侠行义举，给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在这个形象身上，忠于职守、为民请命，百姓利益高于一切的为官信念和“不爱其躯”、重诺轻身、救人危难的侠义品格完美结合，反映了古代人民渴望德操高尚的官吏的良好愿望。作品似乎有美化封建官吏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受“兼济天下”、“修身治国平天下”、“杀身成仁”等思想的浸润，赤胆忠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吏虽说不多，但也绝非没有。在谅辅身上，正直官吏的使命感和侠义精神找到了契合点，两者相辅相成，从而促使他做出了顺合民意的举动，成为《搜神记》官员侠客的突出代表。
以除鬼魅之祟为行侠主题的故事，如郅伯夷、葛祚、谢鲲、汤应、宋大贤、安阳书生以及道士寿光侯(32《寿光侯》) 、谢非(444《丹阳道士》) 等人的义举侠行，都写得阴森诡秘、离奇异常。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者当推“李寄斩蛇”。东越国闽中郡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嗜食女童，若嗜欲不能满足，则作祟不止。当地的官吏苟且偷安，草菅人命，连年募索女童喂蛇，以求暂时的安宁。少女李寄挺身而出，“怀剑，将犬”，以过人的勇敢和机智斩杀蛇妖。李寄斩蛇的故事，其首要意义当然是褒扬平民少女为民除害、慷慨赴难、无私无畏的侠义精神和行为。与此同时，作品中也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批判意义。篇中的官吏，非但没有为民除害，反而助纣为虐，其无能、荒唐和残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为可恨; 蛇妖作祟历经多年，先后已有九位少女葬身蛇腹，面对一幕幕血淋淋的场景，男人们竟然集体失言，没有一个挺身而出，张显男人的勇武和血性———是为可悲。九个成为牺牲品的少女，其悲惨遭遇值得同情。无良官吏的行径固然令人发指，但少女自身的愚昧和懦弱，不懂得抗争、自救，也是陷她们于万劫不复之境的重要原因。对此，李寄亦有深刻的认识，她对着九个女孩的头骨说: “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为哀愍。”妖怪穷凶极恶，官吏无良残忍，男性乡民人性冷漠乃至血性缺失，同龄人愚昧懦弱，李寄行侠的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作品通过对现实中这三组人的批判，既深化了为民除害的行侠主题，也突出了李寄孤独英雄式的侠客形象。
复仇是后代武侠小说的基本主题。在《搜神记》中，复仇主题的侠义故事也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情况下，侠客的复仇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为亲友复仇，二是为同门复仇，三是为他人仗义复仇。
第一类是基于血缘或情感的原因，第二类则是出于学(艺) 缘的关系，两者都有沾亲带故、个人恩怨的性质。《搜神记》的侠客复仇则属于第三类，如《三王墓》(266) 、《苏娥》(384) 等名篇中的侠客，他们与受援者之间都是素昧平生、非亲非故，甚至是阴阳相隔。他们替人复仇，纯粹是基于道义的考量，个人的利害得失并不计较。
《三王墓》(即“干将莫邪”) 的故事最早载刘向《列士传》，又见曹丕的《列异传》。《搜神记》的记载与两者大体相同，但增加了许多细节和具体场面的描写，显得更加生动，故事也因之在古今广为流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楚王怒而杀干将，莫邪独力把儿子赤比抚养成人。赤比立誓报仇，楚王悬重赏缉拿。山中侠客为赤比设计了复仇计划: 让赤比自刎，侠客持其头献楚王，伺机刺杀楚王。楚王果然上当，“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坠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
与对手同归于尽，以死亡来实现复仇的目的，这是《搜神记》中最悲壮的侠义故事。故事强烈地揭露和控诉了统治者的凶恶残暴，歌颂了人民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和复仇精神。山中侠客的举动，也把慷慨仗义、重诺轻身的侠客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他与干将、莫邪一家素昧平生。之所以挺身而出，为之复仇，表明他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干将、莫邪一家与楚王的私仇，而是善与恶、正与邪的冲突，他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性。他的复仇方式是玉石俱焚式的，有很强的悲剧感。以暴制暴、血债血还，手起刀落，瞬间身首异处、鲜血淋漓。尤其是三个头颅在同一个镬里翻滚，那是何等的血腥和悲壮。
三个头颅与一个头颅相比，也许代价过于沉重，但这正是邪恶势力与无辜百姓力量对比的真实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侠客出现，以锄强助弱，除天下不平事。山中侠客想必是考虑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才选择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复仇方式，由此又可见他血性冲动中的理性和智慧。悲剧产生的原因，往往是邪恶势力的过于强大。山中侠客这种独特的复仇方式及其悲剧结局，显然有它的必然性。
这位山中侠客，又是《搜神记》侠客中最具神秘感的。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姓名、身份、职业、行踪、居所，还有他的生存状态，我们都毫不知晓。他的出现，如从天降; 他为赤比设计的复仇计划，似乎早有预谋; 但他舍身取义的心路历程，却又无迹可寻。他如掠过夜空的流星，燃烧自己的生命，光耀穹苍，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这样一个浪迹江湖，充满神秘感的“职业”侠客，迥异于《搜神记》中的其他侠客，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苏娥》篇讲的是一个凄美的复仇故事。寡妇苏娥外出经商，暮宿鹄奔亭，亭长龚寿乘人之危，图谋强奸并杀人越货。三年之后，交州刺史何敞夜宿此处，苏娥的鬼魂向其诉说冤情。而何敞明查暗访，终于昭雪沉冤，把龚寿绳之以法。
本篇被后人视为文言小说中较早的公案故事，它通过交州刺史何敞侦破的一件凶杀案，曲折地表现出人民的复仇精神。从案件发生到何敞入宿已历三年，逗留鹄奔亭的人想来不会太少。何敞或许不是第一个遭遇鬼魂诉冤的人，却是第一个接受申诉、同情被害者、拍案而起的人。正直官员的责任心和锄奸除恶、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在此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官员侠客，他既有官员的明断、慎密，又有侠客的果敢和疾恶如仇。其他人遭遇苏娥的冤魂，或吓得魂飞魄散，或觉得无稽，或漠然置之。而何敞听完对方申诉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这表明他对事件的真伪、是非已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之后，验尸、缉捕疑犯、审讯、查证、定罪，侦查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也按他自己设定的轨道进展，这些细节清晰地展现了何敞当机立断、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性格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
何敞又是《搜神记》侠客形象中最为复杂的一个。破案之后，以包庇的罪名处死凶犯全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过度杀戮、无法可依的行为，但仍然坚持为之。这就显得少了几分清官的理性和冷静，多了几分莽侠的盲目和疯狂。后世小说中的复仇者，为解一己之恨，常有滥杀无辜的现象，如《水浒传》中的李逵，抡起大斧，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一气，与此何其相似。在正义的幌子下处死罪不当死者，其实也是一种野蛮、罪恶的行为。这反映了何敞形象应该批判的另一面。何敞形象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行侠主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魏晋以降，传述侠客故事的小说蔚为大观。但总而观之，侠客的行为大体上仍在上述三大主题的框架之内。陈平原先生认为唐宋传奇侠客有“仗义”、“报恩”和“比武”三大行侠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大都依此为本。
这三大行侠主题与《搜神记》侠客的三大行侠主题可谓“貌离神合”。表现比武的作品如袁郊的《赖残》、段成式的《京西店老人》、《僧侠》、皇甫枚的《嘉兴绳技》等，着眼点都在侠客神奇的技击本领上，与《搜神记》中显示技艺的作品当属一类。所谓仗义类的传奇，则与《搜神记》中除害救危、复仇主题的作品相类。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洪迈的《解洵娶妇》、薛用弱的《贾人妻》等篇中的侠客，其仗义锄奸的性质不容置疑，但复仇的意味也是很浓厚的，这部分作品显然未出除害救危和复仇两大主题的范畴。唐传奇中报恩的侠客，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等，他们的侠行虽未必都有锄恶之功，但都有救困扶危之实。如红线不流一滴血便替薛嵩制服了田承嗣，主观上固然是出于报恩，但客观上却化解了一场军阀混战，解救了无数濒临战火、危在旦夕的生灵。由此可见，报恩的侠行中，也包含有除害救危的主题。如此说来，后世小说中的侠客，其行侠主题依以为本者，实乃《搜神记》。《搜神记》侠客的三大行侠主题，为人们认识侠客及其行为的性质、特征提供了标本，不仅对后人侠观念的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为后世小说的侠客规备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后世小说中的侠行义举尽管千姿百态，但都以此三大主题为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搜神记》为后世小说家之刻画、塑造侠客形象，演绎侠义故事，开创了最主要的几种类型。
三、《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
《搜神记》侠客的行踪遍及亭馆、宫廷、官府、庙宇和山野河津等地，但除了亭馆以外，其余处所都是偶尔出现。在亭馆中发生的侠义故事，恐怕要超过其他地方的总和。如在前面论述过的宋大贤、安阳书生、何敞等人，其行侠的处所就分别在南阳西郊亭、安阳城南亭、苍梧鹄奔亭。其他如谢鲲除鹿怪的地方，为豫章郡空亭; 汤应勇斗猪怪、狐精处，是庐陵郡都亭; 北京督邮郅伯夷以头巾、帽子盖脚假寝，让妖精上当，从而将妖精除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狐狸精经常出没的无名亭馆……《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主要集中在亭馆，这种现象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
西汉时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东汉后，这种设置逐渐废除。亭有配套的亭舍(馆) ，供过往旅客停憩、留宿，《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便是这种地方。由此也可知，亭馆遇鬼逢怪一类的故事，都应产生于汉代以后。作为一个流动人员停留、交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旅客鱼龙混杂，盛旺时的亭馆必定是治安问题的多发地点，废弃后也多变成盗匪藏匿、作恶之所、坑蒙拐骗、谋财害命、淫人妻女之类的罪恶在这里不断酝酿和滋生。因此，亭馆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现实社会的魔窟，一个时刻“闹鬼”的地方，是丑恶现实的一个缩影。《搜神记》的侠客，多是作为邪恶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魔怪、邪恶出没频繁的亭馆，就成了侠客仗义行侠、驱邪惩恶的主要活动场所。
多以亭馆作为行侠处所，也与侠客的身份有关。前面已经论述过，《搜神记》中的侠客，以官员和书生为最多。官员因为公务，书生因为游学，都不可避免地要远足旅行，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光顾亭馆，成为那里的常客。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以亭馆为行侠处所的侠客，不是官员就是书生;在亭馆上演的侠义故事，无一不是官员或书生与牛鬼蛇神正邪交锋，最终邪不敌正、束手待毙的故事;官员和书生侠客的浩然正气和大智大勇，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更充分的展现。
《搜神记》对亭馆没有具体的描述，相关信息只在叙述中稍有透露，如宋大贤“尝宿亭楼……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聍目磋牙，形貌可恶”(《宋大贤》) ; 郅伯夷入住亭馆后，“传云: ‘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鐙阶下复有火。”(《郅伯夷》)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大概样貌: 三两层陈旧失修的阁楼，狭窄陡峭的楼梯，数间晦暗简陋、散发着霉味的房子。房间灰墙剥落，垢迹斑斑，老鼠、蟑螂等肆无忌惮地出没其间。在世人心目中，鬼魂精怪之类的污秽物，就寄居在这种阴森、污秽的处所。这样的场景对于侠客来说，更显得他正气凛然，艺高胆大。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气氛更加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满足他们喜欢猎奇、寻找惊险刺激的心理，收到“游心寓目”的效果。
由上可见，亭馆成为侠客、尤其是官员和书生侠客的主要行侠处所或背景，无论在故事的生成还是在叙事的修辞上，都是合乎逻辑的。亭馆伴随着侠客的活动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它既成就了侠客仗义除害的业绩，又因侠客的活动而被赋予新的功能和内涵，从而成为《搜神记》侠客行侠的一个典型场景，已具有相当固定的象征意义。
由于官办的性质，亭馆可以说是官府衙门的一种延伸，仍然是主流社会之一隅。活动于此的官员和书生侠客自然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和文化品格。
正如前面所述，他们有着显赫的身份或受人尊崇的地位，行止也有较强的规律性。由于亭馆还处于官府权威的辐射半径内，亭馆之侠事实上还活动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面对妖魔鬼怪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强势，除了自身胆识、人格的力量外，恐怕与这一特定的活动场所也不无关系。而另一方面，亭馆也是固有秩序的一种象征。在这里，亭馆之侠无法超越自我，也无法超越现实，像活动在法外之域的江湖之侠那样随心所欲，有着天马行空式的潇洒和自由。活动被限制在相对固定、狭小的空间内，也使得他们的行侠故事比较单调，甚至类同，远不如驰骋于荒山野渡、游走于民居古刹的江湖之侠那样多姿多彩。这些都表明，《搜神记》中的亭馆，是官员和书生侠客赖以显示身份、品格和特征的合理空间。他们的侠行义举在此得以实现，情性得以显示，但同时又受之制约，它和侠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
小说中情节展开、人物活动的背景与空间谓之环境。环境既是特定社会历史风貌的展示，又是人物形象的补充、性格的外化。《搜神记》中，一般的人物活动场所都比较模糊而且分散，唯有亭馆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而且集中、固定的场所。它所展示的特定的人地关系、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人物行为，已初步具备小说环境的意味和内涵，这在“粗陈梗概”，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魏晋志怪中，是难能可贵、令人瞩目的。在亭馆发生的故事虽然都荒诞不经，但人物活动的环境具有很强的、独特而鲜明的空间感，从而令故事演绎得逼真可信，在虚幻中透射出真实，显示出小说的艺术特质和魅力。这无疑为后世小说家营造人物活动的典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人物与环境、情节与环境关系的和谐统一，是小说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艺术追求，因此，小说家都比较注意经营这些关系。《搜神记》以亭馆为侠客的主要活动场所，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未必是自觉和刻意为之，但它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意识，事实上已为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示范的作用。
明以前的小说，对人物、情节与环境关系的处理都比较粗疏，明清之际的小说家才比较自觉、娴熟地处理这些关系。这说明，在小说创作中要达成这两种关系的和谐统一，历程是比较漫长的，也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也才更显出《搜神记》示范作用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