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 （以下简称 《世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记录魏晋文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小说，由于其百科全书式的特点而受到了众多学者的亲睐。特别是近 30 年来， 《世说》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层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新的视角和观点层出不穷。从书名、作者的研究到版本的考释，从小说语言到文学价值的考察，从词汇语法到语言学的研究，从魏晋风度到美学思想的形成等，不仅在传统文学领域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史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与 《世说》有关的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层面，开辟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近 30 年来的 《世说》研究作分类概述。
一、 《世说》校笺注疏本研究
《世说》由于其独特的价值，广泛流传于世，为了阅读和理解的方便，为 《世说》笺疏作注的专书很多，因而对这些专书的研究也就不胜枚举了。
对 《世说》校笺注疏本的研究不得不提 《世说》的古注，即敬胤本和刘孝标本。除此以外，自 《世说》产生之初就有种类繁多的版本，在此我们不一一论述，主要考察 1980 年代以来的 《世说》校笺注疏本。
《世说》古注有敬胤和孝标两个版本，二者的问世相距 20 余年。但自从刘孝标 《世说注》问世以后，学界对 《世说》的研究均以刘孝标注为据，甚至是将刘孝标的注与 《世说》原文看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可见刘孝标的 《世说注》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目前学界对 《世说》古注的研究主要有：萧艾 《〈世说〉探幽》、王能宪 《世说新语研究》、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这些专著有的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对比，有的通过举例论证，有的注重著者的背景考察等，选取的角度不同，所引用的材料也不尽相同，但是对刘孝标注在 《世说》研究史上的肯定却众口一词：一是引书丰富。刘注引述多达 400 余种，其中史书有 288 家，可见刘孝标是把 《世说》当作一部史书来作注，其史料之丰富为后世提供了许多考证和引据资料。二是纠谬驳诘。对原文有谬误，且确凿无疑之处引据史实随文矫正；对原文存疑之处，且史料不足，不下断语，注 “未详” “未闻”等以示其明。三是疏释原文。
对原文不易理解的生僻词语或方言俗语等往往采用笺释的方法尽量疏通，而原文中有引用典故致使难以理解之处，常常引史注解。学界对刘注价值的肯定已基本形成共识。除此之外，与 《世说》古注研究有关的几本著作还有各自的侧重点。萧艾 《〈世说〉探幽》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 《世说》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其中包括对刘孝标及其 《世说注》的研究。萧艾对刘注的研究可谓是最全面的，不仅涉及刘孝标其人及所处的时代特点，还探讨了刘注的成书年代、刘孝标个人经历和所处时代特点、刘注成书的主客观条件。屈辱贫贱的生活经历养成了刘孝标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勤奋好学的习惯，为刘注的创作提供了主观条件； “隶事”盛行的学术风气，为刘注的编撰提供了客观条件。刘注的成书时间是萧艾研究刘注的另一个方面。段熙仲、余嘉锡、萧艾认定刘注的成书的具体时间为天鉴七、八两年。三者均引证 《世说·文学》 “康僧渊初过江”条注文 “尚书令沈约撰 《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一语，在此基础上，萧艾还引入间接材料 《南史·刘于传》中与 《世说》相似的词语 “天半朱霞”、 “云中白鹤”、 “俭岁之梁稷，寒年之纤纩”，且考证歊、于的年龄作为旁证，可证刘注的成书时间为天鉴七、八两年。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对刘注的撰写时间也有说明，他认为 《类苑》是一部大型类书， 《世说注》的撰写当在 《类苑》之后，成于天鉴九年至普通二年。范子烨仅从主观上作出推断，没有客观上的例证，因而这种看法不可靠，我们认为刘注的成书时间依然是天鉴七、八两年。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与王能宪 《世说新语研究》在形式上有两个相同点：一是指出刘注的不足之处；二是对学界不予重视的敬胤注的研究。虽然在形式构造上相同，但在具体内容研究上侧重点不一样。在刘注不足之处的研究上，范著侧重于人物、引证的疏漏；王著除指出引证疏漏和商榷之处外，认为刘注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词语训释偏少。对敬注的研究，范著偏向于敬注的体例和价值，王著偏向于敬注缺点的研究。可见，在《世说》古注研究中，三本著作有着各自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形式，可以完整概括出敬注和刘注的优缺点，以及刘注极高学术价值的原因所在。
80年代以来的 《世说新语》校笺本，最著名的当以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 《世说新语校笺》。周祖谟先生在点评余著时，很好地概括了笺疏的特点： “笺疏的内容极为广泛，但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对世说原作和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微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
《世说新语校笺》与 《世说新语笺疏》不同，其侧重点在于对文字的训解，特别是对所处时代特有的用语和一些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词语阐释，在文后附 《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和 《世说新语人名索引》，足以见其在文字训解上的着力。余本 《笺疏》和徐本 《校笺》可谓是近 30 年来 《世说》研究最重要的基石所在，其后很多与 《世说》有关的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对近些年来的与 《笺疏》和 《校笺》有关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大概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标点商榷。与标点有关的问题又可以分为单纯的标点缺失或误用，如方北辰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商榷》、齐援朝 《〈世说新语笺疏〉专名号的误用》等皆是单纯讨论标点符号的问题；还有一类与标点有关的问题是由于标点使用不当而导致文意不通，如宦荣卿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献疑》、凌培《〈世说新语校笺〉句读商榷二则》、骆晓平 《〈世说新语校笺〉标点献疑》等。二是校勘问题。校勘问题是考订文字使用的异同，主要集中在 《世说新语校笺》的研究上，包括漏校和误校两个方面。如方一新 《〈世说新语校笺〉校点拾遗》。当然还有集标点商榷和校勘于一体的研究，如方一新 《〈世说新语校笺〉标点失误举例》、蒋宗许 《〈世说新语校笺〉札记》。三是史实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是针对《世说新语笺疏》的研究。分为史实考证，如王允亮 《〈世说新语笺疏〉从考》，和史实补充，如郑学弢 《〈世说新语·文学篇〉札记———余嘉锡先生 〈世说新语笺疏〉拾遗》等。以上学界对 《世说新语校笺》和 《世说新语笺疏》的研究明确体现了 《世说新语校笺》和 《世说新语笺疏》各自鲜明的特点和区别所在。
其后出版了两本 《世说》普及本，即许绍早《世说新语译注》和李毓芙 《世说新语新注》。许本《译注》是国内第一部 《世说》现代汉语全译本，该书的目的是 “使古籍了解较少的读者能够顺利读懂，以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力求突破普及型，注意浅显通俗，译文也采取直译方式，希望尽可能反映语言的原貌”；李本 《新注》亦颇为浅近详明，每则有数语概括其内容大要，又对 《晋书》所引此书一一加以比较。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对于 《世说》的普及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近年来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注本和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张万起、刘尚慈的 《世说新语译注》，其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对 《世说》词语的笺释方面，其对词语的笺注不同于一般的 《译注》，侧重点在于对读者不易理解的语言词汇、典章制度、魏晋风习等晋宋口语词汇进行诠释。
除大陆地区外，澳门学者李天华 《世说新语新校》和香港学者杨勇 《世说新语校笺》 （修订本）也颇为通行。李本 《新校》参考内容广泛，是近年来研究 《世说新语》重要的参考书目之一；杨本《校笺》 “可正前贤之失，兼收诸家之长者”。修订后的杨本 《校笺》最大的特色之处在于后附 《世说新语品藻人名谱校笺》、 《世说新语校笺人名索引》、 《世说新语校笺人名异称表》，对 《世说》中的人名进行了考订和整理归纳。
二、作者、书名、成书年代研究
历来关于 《世说新语》作者的讨论，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传统上认为南朝刘义庆所作；一种是认为成于众手。关于 《世说新语》作者问题的讨论，以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看法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一致认为 《世说新语》的作者为刘义庆，是依据从隋至清的历代官、私目录均以刘义庆为 《世说》作者；其次刘孝标在 《假谲》中提及 “康王之言，所轻多矣”， “康王”乃刘义庆的谥号，这为历代之说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明清之际陆师道、毛际可均认为幕下文士对 《世说》有 “赞润”之功，潜在地认为 《世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接受，直到鲁迅论点的提出才引起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讨论。在此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是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对《世说》成于众手的看法呈现出一面倒的局势。目前学界对 《世说》作者研究较为透彻的有：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萧艾 《〈世说〉探幽》、萧虹 《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等几部著作。范子烨、萧虹明确指出 《世说》成于众手，王能宪尊重历史记载，认为 《世说》为刘义庆所作。仅有萧艾持中间态度，认为不能断定是刘义庆所作，若成于众手刘义庆必居主编地位无疑。除萧艾对此问题的看法略微浅薄外，其余几家对 《世说》作者的考证，无论作者的立论如何，大致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其一，刘义庆其人的考察。范子烨和萧虹从刘义庆的生平经历和著作来分析，均认为刘义庆不可能为 《世说》的唯一著者。
但是范子烨偏重于考察刘义庆的学术水平，从刘义庆其它著作中找不到 《世说》的痕迹，而且水平远低于 《世说》，因而认为刘义庆不可能单独完成《世说》的编撰。萧虹则偏重于考察刘义庆的思想行为等基本德行与 《世说》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不相符，从而否定刘义庆为 《世说》作者。王能宪同样是从刘义庆的生平经历和著作来考察，却认为作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在文学方面具备了撰写 《世说》的能力，否定了由于其著作多精力不够的主观论断。其二，对招聚文士的考察。萧虹、范子烨从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四人的背景、兴趣、作品风格及创作时间的可能性等多方面论证 《世说》成于众手的痕迹，例证丰富、资料详实。范子烨在此基础上还从氏族谱系及文士交游方面考察与四人有关的人物，进一步扩展了考察对象和范围，增加《世说》成于众手的说服力。王能宪则认为临川王招纳贤士的规模不大，且都担任一定的实职，上述四人在王府的时间也不长，因而不太可能参与编撰；同时，也考察了四人的经历、才情和风格，认为他们基本没有参与 《世说》的编撰。其三，对《世说》本身的考察，语言风格不统一、条目分类之安排不尽妥当且时有错乱、记载同一言行兼存异说、人物称谓十分复杂等都是 《世说》的特色，但范子烨认为这正是 《世说》成于众手的证据；王能宪则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前提是 《世说》一书是根据各种旧籍辑录而成，并不是刘义庆的原创，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从不同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即使从同一角度出发，使用大致相同的材料，仍然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与作者的立论和主观态度相关，这也是考察 《世说》作者问题的根本性冲突之所在。王能宪是传统看法的代表者，范子烨可以看作是成于众手说的集大成者，其研究最为透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单篇论文，如曹之 《〈世说新语〉编撰考》、宁稼雨 《〈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说详证》、王立新 《论刘义庆与 〈世说新语〉的编著》等。
对 《世说新语》成书时间，典籍中没有记载，前期也无人考证，到 80 年代末这一问题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最早提及的是刘兆云按作者的生卒年月估计，认为 《世说》成书时间应该在刘宋元嘉年间，最迟不超过元嘉二十一年。刘兆云对《世说》成书时间的分析仅是略微提及且依据单一，时间跨度较广，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后郑学弢在通过考证 《世说》篇目中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历史人物的生卒年，大致总结出 《世说》的编撰年应该在元嘉三年之后与元嘉十年之间，不会晚于元嘉十七年。郑文最大的特色之处在于将 《世说》内容所体现出的思想与成书年代相结合进行考察，认为刘义庆任荆州刺史期间，在 “受到文帝的信任，颇有用世之志的时候”，编撰了 《徐州先贤传》、 《世说》等记录前贤往事的书籍； “当受到文帝猜忌疏远，企图全身远祸的时候”，就供养沙门，编写 《宣验记》、 《幽冥录》等崇奉佛教、谈鬼说怪之类的书籍。这种解释符合我们的认知，有一定的说服力。此后与 《世说》成书年代研究密不可分的一个前提条件是 《世说》是否成于众手，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呈现一面倒的局面，使得 《世说》成于众手成为考察 《世说》成书时间的一个依据，如魏世民 《〈世说新语〉及 〈注〉成书年代考》定于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间；萧虹 《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定于元嘉十年至元嘉十七年间，二者均以此为依据，但是都过于宽泛，无太大的参考价值。萧艾 《〈世说〉探幽》和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是对此问题探讨的集大成者，二者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切入点均不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十分相近。比较二者的研究，对 《世说》成书时间的确定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萧艾定于元嘉十五年前后，是依据当时学术风尚的表现，即 “儒、玄、史、文四馆开设之际，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刘宗王朝鼎盛时期；从学术上来说，这是重视玄学而不废儒学的时期”，将学术风气与 《世说》内容安排相结合，有理有据。同时还依据 《世说》非成于众手这一条件，进一步限定于元嘉九年至十六年间。相反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一书是在认定成于众手基础上的研究， “必在群彦聚首之时，即元嘉十六年四月至元嘉十七年十月”，其次萧文、范文均以《世说》 “今人述古人”的著书原则为指导考察由晋入宋的十人生卒年月，有极大的说服力。比较二者的相同与不同，虽不能准确确定 《世说》的成书时间，但至少可以限定在一个可证且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前提条件是作者的确定，否则无法确定准确的成书时间，范、萧二人的研究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矛盾面来考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 《世说》书名的考证自宋代就已经开始，但直至目前学界仍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以 《世说新书》为原名。这一看法始于北宋末年黄长睿所著 《东观余论》卷下 《跋世说新语后》一则，引段成式 《酉阳杂俎》 “王敦说澡豆”以证 《世说新书》为刘峻注本之名；其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 《世说新语》条采用黄氏之说，认为 《世说新书》为本名，不知何人改为 《新语》；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对黄氏之说作了补充： “殆以 《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 《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认为刘义庆新增别字 “新书”以示其与刘向《世说》之别；余嘉锡 《四库提要辩证》列举 《通典》卷一五六引 “曹公军行失道三军皆渴事亦作《世说新书》”，复为黄说添一佐证；王能宪 《世说新语研究》在此基础上梳理 《世说》原名考证的演变历程，认为 “根据现有资料 《世说新书》一名见于梁陈， 《世说新语》见于唐，二者非但不是后起之名，甚至有可能都是此书的原始名称”。这一看法颇有新意，但将 《世说新语》、 《世说新书》看成与 《世说》名称相近却不相关的书目的观点则不可取。宁稼雨 《〈世说新语〉书名与类目释义》与余嘉锡持相同的观点，但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二是以 《世说》为原名。这一看法以杨勇为代表，他认为 “此书书名当作 《世说》”，并对前人 《世说新书》的看法予以否定，乃是前人 “皆不知原来命名之实，妄自猜测也”；徐震堮也认为刘义庆原书即为 《世说》，后人为了与刘向书相区别，乃加 “新书”二字；萧艾 《〈世说〉探幽》、范子烨 《〈世说新语〉研究》和陈卫星、杜菁峰 《〈世说新语〉书名考论》也持相同的观点。以上研究把 《世说》作为原名的依据大都相同：首先，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 《唐书·艺文志》、李善 《文选注》等史籍中均引作 《世说》；其次，敬胤注和孝标注也引作 《世说》，且二者距 《世说》成书仅四五十年，因而对 《世说》的称法更为可信。三是以《世说新语》为原名。这种看法不占主流地位，以周本淳 《〈世说新语〉原名考略》为代表，周本淳先生对黄氏说法持否定态度。 《世说新语》为原名的说法还找不出大量例证来证明，可以肯定的是《世说新语》在唐代刘知几 《史通外篇·杂说》中已见，在绍兴八年董弅根据晏殊校本翻刻，并将书名定为 《世说新语》，此后便成为定名。目前学界对《世说》原名的考证大多还是基于对现有资料的相互考证，即对前人已有论述的辩驳，而缺少新的语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无法形成定论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今后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关键之所在。
三、文学研究
《世说》的文学成就在历代都备受赞誉，特别是在人物刻画和叙事艺术的表现上颇为引入注目。
1980 年代以来，对 《世说》文学艺术的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世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其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据余嘉锡先生统计， 《世说》全书包括刘孝标注，所涉及的人物共有 1500 多人，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以 “人”为中心的志人小说。书中塑造的这些栩栩如生的风流人物正是这一艺术手法的体现，80 年代以来对人物塑造的研究，最早始于马宝 丰、郭孝儒 《实中有虚、以虚衬实———浅谈 〈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对 《世说》人物的刻画是忠于史实还是内含虚构成分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问题虽然不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却指出了 《世说》独特的文学价值所在：一方面它是记录真人真事的史籍；另一方面它又是含虚构成分的文学体裁，正是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使 《世说》在人物刻画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其后钱南秀在 《传神阿堵———〈世说新语〉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中从容止、语言、山水三个方面刻画了 《世说》塑造人物的手法，可以看作是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奠基之作。一是重视对人物举止动态的描写，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二是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个性化的语言内容，并将语言与环境相契合，通过刻画人物的语言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三是借用自然景物的可见形象来衬托、比附、象征人物内心，性情物化为“不与人隔”的传神之形。纵观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世说》人物的刻画主要集中在虚实、语言、行止、山水、容貌等几个方面，还包括对比、假借、衬托、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但是由于作者的切入点不同，各抒己见，虽然综合概括起来较为全面，但具体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概括略显杂乱且没有层次，这是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文学本质上是语言的艺术，可以说是以语言为第一要素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抒发情感，因而作为六朝笔记小说代表的 《世说》在语言艺术上的表现不容小觑。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历来为学者所称道，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琦”，概括了 《世说》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核心特质。后来的学者们大多沿袭这一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析。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与 《世说》语言艺术研究相关的文章，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将 《世说》语言特色的研究发挥到一个极致。对这些研究内容进行整理归纳， 《世说》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简洁洗练，富于概括力；二是准确深动，写照传神；三是机智幽默，富于戏谑性；四是语言雅俗共赏；五是修辞手法灵活多样。从个体研究来看，某种差异性令人关注，如吴开俊 《试谈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概括了 《世说》语言的几个特色：精练；质朴自然，接近口语；形象深动；富于个性化；趣味性。吴代芳 《论 〈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认为 “《世说新语》的语言美就体现在精练含蓄、准确精当、描摹尽致、质朴自然等方面”，二者都列举大量例子对 《世说》的语言特色进行说明，但二者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区别，如吴开俊描绘《世说》语言精练这一特征，是从词汇的运用和意义上进行阐释，而吴代芳则是从句式的使用上来说明。对同一语言特征描绘的角度和例证不相同，却可以有相同的看法，可见 《世说》在语言特色上的突出表现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如吴开俊强调了语言的趣味性，而吴代芳则强调了语言的准确性。不同研究者观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这也是此后 《世说》语言研究的一个特色。80 年代 《世说》语言特色的研究已大致描绘出《世说》语言艺术的轮廓，奠定了语言研究的基础，90 年代以后的 《世说》语言研究大多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和深入，如王能宪 《世说新语研究》中专章论述了 《世说》的叙述语言、语言的雅与俗、语言的机智性、幽默性、戏谑性和几种常用的修辞手法，特别是将常用的修辞手法从辅助语言表现的手段单独提出来作为语言艺术表现的一个方面，这一看法影响了后来 《世说》的语言研究，如廖丽风 《〈世说新语〉研究及影响》就有此一说。
另一方面是注意到语言的雅俗对比表现，这一看法为 《世说》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刘国正《〈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从典雅与活俗、机智与幽默、白描与修饰三方面进行研究；任远 《〈世说新语〉语言艺术研究》专列一章谈 《世说》语言艺术的矛盾性。还有一些诸如张海明 《魏晋清谈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邸艳姝 《〈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等都不同程度地对 《世说》的语言特色做了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