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虽被陈寿誉为有“逸群之才”，但就作品而言，他没有创作如同曹氏父子乃至建安七子那样的诗赋作品，以至在当时的文学界和以后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他所应有的地位。诸葛亮的创作主要成就是政论性作品。这种政治言论与文学创作结合的体裁，诸葛亮却赋予它“气韵沉雄”的艺术特色，其原因就是，作品中洋溢着作家的“公诚之心”与“忠贞之节”。本文即是以诸葛亮的情感为司南，集中探讨他的以情纬文。
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情感的流露，要探讨诸葛亮的以情纬文，就要首先对诸葛亮的生平有一定了解。诸葛亮生于汉末动乱之际，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期，社稷有倾覆之危，黎庶受水火之苦。
动乱既使士人饱受乱离之苦，同时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常自比管、乐的诸葛亮却躬耕于南阳，这与时代的主旋律是相违背的，也有违他的生活志趣。然而，只要细加分析便可发现，诸葛亮的南阳之隐是同太公渭水垂钓的隐。虎卧深山待风啸，龙游浅滩望海潮。其真正的意图当是玉求善价，钗待良时。
在我国封建时期，臣子对国家的忠诚最终要体现在对君主的忠诚，诸葛亮亦不能例外，从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首先就那篇风云际会的《隆中对》而言，这是诸葛亮出现于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发言。文中对曹、孙两家的力量和优势，对张鲁、刘璋之辈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其本身的弱点，对当时尚处于劣势的刘备的有利条件都作了精辟的分析，从而为刘备集团提出了今后奋斗的总路线。同时，在文中还可以窥见到诸葛亮对汉室正统的维护。在作品中，诸葛亮称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一个“挟”字，就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诸葛亮对曹操这个“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不满。同时在文中称刘备为“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这才是他理想中的明主。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言道：“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这是他的愿望，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之努力的。
短短三百多字的文章，洋溢着自己建功立业的情怀和对汉室正统的维护。诸葛亮对汉室有着如此情怀，自然要报效与具体的君主。当根红苗正、思贤若渴的汉室后裔刘备“凡三往”的时候，诸葛亮也迎来了自己的良时。太公遇文王，张良归汉祖，皆君臣遇合之佳话。
诸葛亮有澄清天下之志，匡扶社稷之心。刘备的三顾茅庐，使他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随着刘备入益州，称尊号，即以亮“为丞相录尚书事。”白帝城托孤，寄以心腹事。令后主“事之如父”。后主继位，晋封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见刘备父子对诸葛亮可谓亲之信之。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知遇之恩，因此诸葛亮终其一生为蜀汉政权尽心竭力，直至星落秋风五丈原。
刘备给了诸葛亮一个舞台，诸葛亮用一腔热血拼下并扞卫着刘备的半壁江山。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态度，见之于诸葛亮的行动，也见之于他的笔墨。在封建社会中，忠君与爱国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等同看待，因此诸葛亮对汉室的情怀，也就是出于他对刘氏父子的至诚之情。这样的情怀在前后《出师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前《出师表》而言，其宗旨是勖勉后主，从对时局的分析，到治国方略的种种建议提出，无不洋溢着至诚的情怀。在文中，诸葛亮恰当地运用了“宜”“不宜”“愿”等字眼。这样的言语，既符合一个臣子对君主的谏言，同时又如同一位长者对后辈的谆谆告诫，反复叮咛。在文章结尾处更是坦承地言道：“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可谓是笔墨与泪珠齐下，是惜别后主，更是感念先帝，动人之情更是不待人言。《后出师表》通过对内忧外患时局的分析，表达了同《前出师表》一样的情怀，都是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情感，为此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悔，这是诸葛亮对白帝城托孤时“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 继之以死”表态的再一次重申。正如刘勰所言：“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两篇表文都本着缅怀先主之恩和兴汉讨贼的决心，体现了诸葛亮对汉室的忠诚，洋溢着对刘氏父子的至情。中国历来都是以诗言志，而诸葛亮却寓志于情，寓情于文。两篇表文循循善诱，深衷曲意，是一代贤相忧君报国的正气之歌，忠贞之志，增辉日月；梗概之气，鼓怒风云。大文学家苏轼对这两篇表文有着高度的评价：“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非秦、汉而下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道出了两篇表文的基本精神。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更是能与千载之下窥其肺腑肝胆，识《出师表》之至情，给出了“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至高美誉。
诸葛亮以忠贞冠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所赞颂，这情怀不仅呈现在对君主的忠诚上，还体现在对自己职责的履行上。选贤进能，罢奸黜佞，诸葛亮把这些付诸于行动，见意于篇集。如《荐吕凯表》，文中高度赞扬了吕凯面对敌对势力“守义不与交通”的可贵品质，在平定叛乱后，诸葛亮上表，把吕凯由永昌郡吏升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与其形成对比的则有《弹李平表》，表中对李平“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诸葛亮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对于李严的阳奉阴违，在《公文上尚书》中也给予淋漓尽致地批判，并“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给予了严厉的处分。这一褒一抑皆出自公忠体国的至诚之情。这在《与李丰教》一文中，就有鲜明的展现。
在严格处理了李严的过错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教书。开篇诸葛亮就指天为誓地言道“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告诉李丰，惩戒李严是出于公义，绝无私情。虽然对其父李严进行了惩戒，但对于其今后的生活起居，还是有交代的，为的是让李丰安心戮力国事。再如《弹廖立表》《黜来勄教》《举蒋琬密表》等，都是在为蜀汉进贤斥佞。这体现了一个股肱之臣对君主的拳拳忠贞之情，是诸葛亮巩固蜀汉政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刘氏父子的恩情的回报。
诸葛亮对蜀汉事业的忠诚、对刘氏父子的忠贞还体现在他的严于律己方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成了蜀汉政权的实际决策者，但诸葛亮始终恪守臣子的本分，尽职尽责，不图非分恩荣。这首先表现《正义》一文中。这篇作品作于建兴元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等人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诸葛亮作《正义》加以驳斥和拒绝。文中首先曹魏篡汉，起不由德，必有后祸，进而对致书者反唇相讥：“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逼于元祸苟免者邪？”大义凛然，词锋凌厉，充分表现其尽忠蜀汉，尽忠刘氏父子坚贞不渝的政治节操。这种情怀不仅针对敌对方，也流露在对僚属的交往中，以《答李严书》一文为例。这是针对李严的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劝进，诸葛亮作的回复。
文中诸葛亮极尽谦卑之辞，称自己:“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而今人臣之位已极，不敢有所奢望，同时，也劝勉李严应以匡扶汉室为目的，竭忠尽智。文中流露的是梗概之气，彰显的是忠贞之情。同时也展现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以及光风霁月之心。文中虽未言情，而情自显矣。
为国尽忠者，常破家为国，舍身为君，不因私害公。这在“挥泪斩马谡”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对于街亭之失，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写道“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合所破”。可以说责任主要是在马谡身上，而诸葛亮在《街亭自贬疏》
中主动请求自贬。认为是由于自己“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明不知人，恤事多闇”，致使有街亭之败，箕谷之失，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是诸葛亮作为一个统帅、一个臣子的自我批评。从《襄阳记》中的记载：“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并且亲自临祭马谡的葬礼，诸葛亮与马谡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虽如此，但诸葛亮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法外施恩，依然挥泪将其斩首。这无疑是诸葛亮公而忘私的人格体现。《劝将士勤攻己阙教》是针对于街亭之败诸葛亮对群下作的自我检讨。文中写道：“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诚心地向将士检讨。其效果正如《汉晋春秋》所载：“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非真不能动情，非情无以动人。因此，张溥曾评价其作品是：“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一生靖献之本，施于僚佐，贤愚悉心。”诸葛亮以至性待人，以至情驭文，使得其人为后世敬仰，其文为后世传唱，赢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英名。
在诸葛亮的创作中还有一类作品是值得注意的，及诫子弟书。这类作品浓缩了作者的人生体验，通过慈爱之语寄托殷殷之情，这以《诫子书》最具代表性。文章开宗明义，以儒家“修身”“养德”的人生观谈起，旨在劝诫儿子勤学立志，遵循“静”与“俭”的立身之道，立意玄远，良苦用心更是不待人言。结尾处言道：“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可谓是以箴言为书，以语录为体，将老生常谈的事情，用质朴的语言，简洁的文字娓娓道来。虽不着一个情字，却可以使读者于诵读之时，玩味之际，从谆谆告诫之语中，体会殷殷期盼之情。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多谋略、重实用。
虽然在思想上儒、法、道兼具，但就其散文作品而言，其艺术精神是与两汉儒家散文艺术精神相通相融的。而今我们对诸葛亮进行探究，自然不能将其列为驰骋文坛锐意词章的骚人雅士，他是“管、萧之亚匹”的人物。虽然它的传世作品多以政论文为主，但诸葛亮却以情驭文。这些作品不仅构成他政治思想的有机整体，同时也是他情感的彰显。因此，他所写的政治文件，刘勰多归入于文学范畴。在《文心雕龙?诏策》中，刘勰指出：戒者，慎也；教者，效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理得而词中，教之善者也。”
诸葛亮历来被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名词。他是一个立功、立言式的人物。从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到刘勰“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文章即与一个人的功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诸葛亮用他行动回报着刘氏父子的知遇之恩、三顾之情，用他的文章经纬着蜀汉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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