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治宋诗者，必从《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补正》四书下手，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工作。《宋诗纪事》100 卷，入选诗人 3812 人，作品 8061首，征引资料 1205 种。是一部裒集宋代诗歌规模最为宏大的著作。钱钟书先生赞之为“渊博伟大的著作”。凡选诗略具出处大概，又缀以评论;而诗之本事咸著于编;具于每个诗人之后大多附有简略小传。
然钱先生认为，其“采摭虽广”，而“讹脱亦多”。(《宋诗纪事补正·题辞》)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100 卷，于厉书未收者，“采辑群书，旁搜博证，不厌其详”。(《补遗·凡例》)于樊榭所遗，增多 3000 余家，得诗 3000 余首，并订正了厉氏小传中的许多错误。然亦是“错误百出”(《宋诗选注·序》)，“买菜求益，更不精审”。(《补正·题辞》)孔凡礼先生《宋诗纪事续补》30 多卷，又以“网罗遗佚为主”(《续补·简例》)，又辑得厉、陆二氏未收诗人 1826 人。而《续补拾遗》10 卷又辑得宋诗作者约600 人。然仍有或阙者。
钱钟书先生以新中国成立前王云五主编之万有文库厉辑《纪事》14 册为底本，“利用他四十多年(引者按，即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后期)业余小憩的时间，断断续续做成(按指《宋诗纪事补正》)”。(杨绛《补正·序》)《宋诗纪事补正》100 卷，“披寻所及，随笔是正”(钱《题辞》)补人、补事、补诗，对厉书“错谬讹漏”进行纠正，“对原书所采评论和本事进行补充和匡正”(《补正·凡例》)，则更是一部伟大的研究宋诗的著作。然亦不无所漏。
而所有四书这些缺憾，在由宋末入元的遗民诗人张之翰的《西岩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让研究宋诗者眼前一亮!
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晚号西岩老人，邯郸(今属河北省)人。是由宋入元的遗民，《元史》无传。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仕至翰林侍讲学士知松江府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集部别集类二〇著录张之翰《西岩集》二十卷(按，南宋翁卷亦有《西岩集》，非一书)，今有影印文渊阁本传世。并言张氏“生平著述甚富”。评其诗“清新宕逸，有苏轼、黄庭坚之遗(风)”。可惜《纪事》、《补遗》、《续补》、《补正》，至或《全宋诗》均未收录。
今就《西岩集》补《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补正》以至《全宋诗》72册所漏收宋诗人 11 位的诗事、诗评等，分列于下，并略作说明，以见其补阙的资料价值和诗论意义。
一、王无咎
一、王无咎，字安卿，世为磁(按，磁之辖境相当于现河北省邯郸、武安等地)之武安人。驰声场屋，两至御帘。当金季，公(按指安卿)主魏县簿。自号青峰，亦号三休。青峰，武安山名，示不忘本。生大定(按，金世宗完颜雍年号，相当于南宋孝宗时期)二十九年乙酉(公元 1189 年，即北宋光宗绍熙元年)，卒春秋六十有六。(《西岩集》卷一九《故昭义军节度副使王公碑铭》)余按，除此之外，更为珍贵的是，《西岩集》对王氏诗歌创作的人文环境影响，其人品对诗风的影响，以及青峰诗的风格特点，进行了理论上的全面概括。
说他“居无事，喜作诗。生平得古律若干，目曰《青峰诗集》。(其)为人诚厚乐易，犯而不校，有君子之风。”并与“元遗山、李敬斋游(按，遗山诗风及诗论提倡“天然”、“真淳”，可见其《论诗三十首》)”。尤为二公爱敬。(其诗)不道尖巧艰涩语(按，遗山极力反对“斗靡夸多”，艰涩如“西昆”、“江西”等。正与王氏诗风泊合)，吟咏性情，自适而已。
余按，陆心源《补遗》卷十四亦有王无咎，《全宋诗》亦有王无咎，此二无咎，均字补之，为王安石时人。于此王无咎并非一人。
二、彭莱山
《西岩集》卷一八《跋彭莱山〈饥来诗稿〉》首先对集名“饥来”进行考证，引东坡诗“清诗咀嚼那得饱”和“秀句出寒饿”，说明“不饥则不清，不饿则不秀”。以这样的立论，再去具体剖析彭莱山的诗歌创作，说他“走江湖数千里，空囊萧然，无一字堪煮。( 按，指“寒”、“生”)”其苦况是“腹雷鸣而肠火煎，日夕作苦吟声”，从而对莱山诗的风格，得出这样的结论:“果得坡(所谓)之清，出坡(所谓)之秀”。很令人信服。余按，彭莱山，庐陵人，有《饥来诗稿》。《全宋诗》漏收此人。
三、刘近道
《西岩集》卷一八《跋〈草窗诗稿〉》主要着眼在诗人的丰富生活阅历，由各个地域不同的“风”、“气”，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点，使他在南宋诗人群体中，也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余按，可惜这样有影响的诗人，也被《纪事》、《补遗》、《续补》、《补正》，直至《全宋诗》漏收。)论曰:“余读建安刘近道《草窗诗稿》，见其风骨秀整，意韵闲婉，在近世诗人中，侭不失为作家手”。
于其风格形成的原因，论曰:“(君)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俗(按，南宋中、后期诗坛，由于竟学唤唐，带来此风气)，吾不知杨(万里)、陆(游)诸公(按指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南宋“大家”)，当避君几舍地。”(按，言其影响，不在“四大家”之下。当然，此评价有过当之嫌。)四、陈平埜(野)。
《西岩集》卷一七《题〈山鸡自爱诗集〉》:先评陈平埜以诗出名:“楚州陈平埜，以诗鸣淮上。”并自提其诗集名《山鸡自爱》。然后论其诗，自有其特点，才使人爱;人爱，当然也必“自爱”。论曰:“山鸡”者，“盖取照影(按，山鸡，俗称锦鸡，全身羽毛红、黄、黑相间，十分漂亮。传说自爱其毛色，常照水而舞，曰“山鸡舞镜”。徐陵《鸳鸯赋》:“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以自况”。
论其诗之特点是“精神雄俊”、“文锦绚烂”。并说:“非精神雄俊，不足以到骨格(骼)开张之时;(而)非文锦绚烂，不足以造皮毛脱落之地。”因此认为“能变化如此，当有千万人之爱，奚自爱而已”。余按，《全宋诗》漏收。《四库全书总目》亦不著录。
五、张葵轩
《西岩集》卷一四《〈葵轩小稿〉序》:“葵轩先生张公，金遗老也。自妙龄，已有声场屋。戊戌，再以词赋魁山东。其篇什文字，尤刻意不废。”以下分别以其人品、诗品论之。其人品:“独恬守一教官，竟得安闲晚境。今寿迄八秩，尚以著述为事。有集若干卷，号《葵轩小稿》”。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品与人品一致:“至于诗之清适，文之典雅，已传布人口。读者所共知”。
六、梁尘外
《西岩集》卷一四《〈山中吟〉序》:“道士梁尘外，(原名)中砥。多作诗，有《山中吟稿》。”先从宏观论述道人诗之讲究:“所贵乎道人诗者，尘俗固不可，专用道家语亦不可。(须)超凡入圣。”然后剖析梁尘外这一个案:“以尘内之吾，观尘外之梁，向上一路，悟到即到。”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并征引其诗加以论证、说明，其诗曰:“罗浮道士谁同流? 草衣木食轻王侯。世间甲子管不得，壶内乾坤别有秋。
数着残棋江月晚，一声长啸海山秋。饮余回首话归路，遥指白云天尽头。”确实不同凡俗，可谓“超凡入圣”。并认为这样的道学者流之诗，方可称为“向上一路”，指明了道家(理学家)诗之正确方向。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也鄙薄那些“以讲章语录为诗”、“以注疏簿录为诗”的道学家诗(第 179页);而肯定那些“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宋诗选注》)的如梁尘外那种形象鲜明、“向上一路”的诗。梁尘外《全宋诗》亦漏收。
七、郑中隐
余按，《文心雕龙·时序》篇专门讲文学(包括文体、风格、内容等)与时代变迁的密切关系。其中经典的话有两段，一段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质”、“文”(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两相结合。见《论语·雍也》)变化，是随着“时运”的交移而变化的。一段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突出讲文学形式(“文”)的变化，是被“世情”的变化所影响。
这样一个正确的论述，在《西岩集》卷一四《郑中隐诗集序》中，以郑中隐诗风的变化作个案批评，完全得到了印证。
张之翰说，“中隐郑君，前甲科进士也。”其仕历遂顺的时候，“亦既搴桂(折桂，登科)抱月而归，风搏水击(非常得意)，谓凤池(宰相)可立致”;而当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诗人的打击十分巨大，“未几，哭怙恃(按，《诗经·小雅》:“无父何怙(依仗)，无母何恃”。后以“怙恃”为父母代称)六霜(六月下霜［雪］，灾祸临头)，又哭离黍(按，《诗·王风·黍离》，悯周王朝之颠覆。这里借指宋王朝的灭亡)，彷徨颠沛，将写其悲惋无憀之鸣”。
认为，郑中隐的诗文，在其遂顺之时，其风格如“冠冕佩玉，榘度(蹈矩)舂容(气势宏大)，可以施典册，荐郊庙”;而当国破家亡之时，“乃雅沉颂歇，郁为《匪风》(按，《诗·桧风·匪风》，言诗人离国怀乡，有家而不得归，故不免伤感。)、《下泉》(按，《诗·曹风·下泉》言周王室卑微，曹国在大国侵伐下，处于危境。
诗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之思”。诗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盖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不能挽者，时也。”故“其礼义彜伦(道德伦常)，丰镐(西周故都)遗泽，尚隐然于变风中者”。可见“时序”与诗风之密切关系。《全宋诗》惜漏收。
八、顾近仁
《西岩集》卷一四《顾近仁诗集序》，专论顾近仁诗风之特点:“辞语浑雄而发之以华藻，气骨苍劲而节之以声律，全体互宣，参唐历《选》而及于古”。认为其诗风近古，而绝无一般末世诗人之衰惫之气。按，《全宋诗》漏收。
九、马静山
《西岩集》卷一四《马静山诗集序》，则就马静山诗之内容及风格特点，概论如下:“静山马君诗，清厉沈郁，扶天坠、闵人穷，意寄言处”。“能发天葩于枯槁，振古响于寂寥”。能将“枯槁”与“天葩”、“寂寥”与“古响”这些相互对立的东西，完美地在诗风中糅合起来，确为能事。《全宋诗》遗佚。
十、王修竹
《西岩集》卷一四《王修竹诗集序》论王修竹的诗风，具有“三百篇之法度”。云:“山阴修竹王公有诗千余，予端读百卷，赋核而该，比兴而切，兴托而悠(按，“赋”、“比”、“兴”，乃《诗》之艺术三种手法也)，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按，钟嵘《诗品序》论“诗有三义(即艺术手法)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之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张之翰认为，王修竹的诗，由于很好地继承了《诗经》之传统，故其诗有如此之艺术魅力:“啸咏泉石，每一篇作，有飞出宇宙之意，已而敛入丝粟，寂乎无声，使人三叹而不能已”。可惜《全宋诗》亦漏收焉。
十一、张澹然
《西岩集》卷一四《张澹然先生文集序》对于张澹然的生平、仕历和遭际，先做了大概的叙写:“先生讳鼎，字辅之，澹然，其自号也。”“先生弱冠，有隽声。登(金朝) 正大八年(公元1231 年，即南宋理宗绍定四年。此时北宋已经灭亡100 多年) 词赋第。虽历省掾，授郡倅，( 而) 百蕴不一施。罹大变(按，指北宋亡)，而北归清河之滨，笔砚自随，刻意读书，大放厥辞。年踰知命(五十岁)，竟澹然以终。”
其文学创作很全面，“有诗、文、乐府数百篇，集为若干卷，曰《张澹然文集》。”
《西岩集》对其诗、文、乐府等的各自特点，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和评价:“盖诗寓去国之情而不露其悲伤，文尽叙事之实而不失于冗长，乐府处顺之理而不流于浮艳谑浪(按，此为时弊)。”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非天资高、学历笃、道味深、世故熟，其敦(勉强) 能到? 概而言之，真前辈中大手笔也。”认为“天资”高、“学历”实、哲学休养“深”、生活阅历丰富(“熟”)这些因素，都对文学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按，《全宋诗》无此人。
余认为，《西岩集》的价值，也不仅只补阙诗人之遗，更从理论研究上，弥补了以上四书对于诗评的缺憾，对于宋代批评史的完整撰著，有着非常难得的资料价值与理论意义。
十二、卫宗武
除上述涉及个别已漏收诗人、诗作的批评外，有的诗人，如卫宗武，虽然《全宋诗》收录，而且《宋诗纪事补遗》卷七十一亦有小传，云:“(卫宗武)华亭人。淳祐(南宋理宗)间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罢归故里三十余载，(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 年)卒。著有《秋声集》”。但遗憾的是缺乏对其创作的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而这正是《西岩集》的理论贡献。卷一四先对卫公介绍其一般生平资料:“卫公讳宗武，字淇父，官至朝请大夫。九山，其自号。”
而其重点，是探讨其集所以名《秋声》之深刻含义，表现出了浓重的理论色彩。先从宏观上论述:“思古今骚人，多寓意秋声中。率皆悲时之易失，嗟危之将至，状其凄清萧瑟而已”。
再以卫宗武的《秋声集》作详尽剖析，以见其个中特征。“今九山之集，取名虽同而实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淳祐(南宋理宗)间，公起乔木(大人物)世臣，后班省闼镇辅，无施不可。”但此时“不独无此作，亦未尝有此声也”。为什么呢? 认为是时代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心灵，“及时移物换，以故侯退处于家，不求闻达。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 盖心非言不宣，言非声不传。是知声之秋，即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按，此种认识，一下子就把诗“声”的政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代———上加以论述了)。(而) 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声无穷，秋亦无穷”。
因此，“彼观是集，读是序，见山谷所云‘末世诗似候虫声’，便为诚然”。黄庭坚的认识，是一个理论的高度;而这样的理论认识，经过卫宗武这样一个个案的批评印证，便“诚然”为普遍的真理了。其理论价值，赫然自见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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