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鹪鹩赋》是张华的代表作之一。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从西汉至南朝梁，现存咏鸟赋共80篇，《昭明文选》中共收鸟类赋4篇。张华所作的《鹪鹩赋》即为其中之一，可见此赋在鸟类赋中具有代表意义。它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若将此赋所体现的处世哲学与张华的整个人生联系起来，还可以看出张华人生观的矛盾之处。
一、《鹪鹩赋》的内容
作者在序中指明了创作此赋的目的，是有感于鹪鹩与鹫、鹗、惊鸿、孔雀、翡翠等鸟的不同遭遇:鹪鹩因为不能被人所用而能“翩翩然有以自乐也”;而鹫、鹗、惊鸿、孔雀、翡翠因为对人有用而“皆负矰婴缴”。所以作者作此赋想要谈一点以浅托深、以微喻大的人生道理。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描绘了鹪鹩的体陋色贱与毛肉无用，然后着力突出它无欲无求的性格:“飞不飘扬，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茞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从而为我们生动地刻画了一只“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鹪鹩形象。第二部分中，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先描绘了鹪鹩的处身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所以鹪鹩才能逍遥自在地生活着。“雕鹖”、“鹄鹭”、“稚鸡”、“晨凫”等其他鸟则由于美羽、丰肌、“鸷”、“惠”等有用的原因，或被杀戮或被拘捕入笼。它们受拘后只能“屈猛志以服养，块幽挚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对自由生活虽有无限渴望之情，但终究“未若畴昔之从容”，遭遇极为悲惨。第三部分中，作者以小大之辨作结，并以鹪鹩自寄，认为比自己更小的尚有“巢于蚊睫”的鹪螟，比自己大的更有“弥乎天隅”的大鹏，因而自己的处境是“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如果再放眼于整个宇宙间，就更不知自己的大与小啦!将小序中“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联系起来看，流露出了作者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的思想。
二、《鹪鹩赋》的创作背景
关于此赋的具体创作时间尚有争议，据房玄龄《晋书》记载:“(华)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房玄龄认为此赋作于张华尚未出仕之时，姜亮夫等学者持此种观点，并进一步考证，认为此赋作于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张华二十三岁时。
而臧荣绪《晋书》中则说:“(华)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鹪鹩赋》。”臧荣绪认为此赋作于张华仕魏任中书郎时，陆侃如等学者持此种观点，并进一步考证，认为此赋作于景元二年(261)，张华三十岁时。
两种说法中，以姜亮夫的观点更为可信。正始中期，曹爽集团开始与司马氏争权。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魏政权的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司马氏消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亲势力，控制了曹魏政权，并改元嘉平。在高平陵政变中，何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一大批名士遭到了残酷杀戮。
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改立楚王曹彪为帝，以谋求摆脱司马氏对曹氏皇室的控制。谋败，王凌被夷灭三族，楚王曹彪也遭杀害。嘉平六年(254)，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因为发动政变诛杀专权的司马师，未遂而遭到杀戮，曹芳也因此被废。因此，《晋书》中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正指的是嘉平时期前后险恶的政治局势，这一时期是曹魏政权中最黑暗的时期，阮籍、嵇康等名士的竹林之游也在这一时期。面对险恶的现实，迫使士人探求处世之道。如嵇康《养生论》说:“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阮籍《大人先生传》借大人先生之口批评了“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的处世态度。阮籍的《鸠赋》，也是在嘉平的政治背景下创作的，赋中描绘了两只“聊俯仰以逍遥”的雏鸠被狂犬加害的经过，以寄托对司马氏加害曹氏宗亲的不满。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九月，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向夺取曹氏政权又迈进了一步，曹氏政权已岌岌可危，时张华二十三岁，尚未出仕，与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相善，写文章应和，是很自然的事。张华据《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创作出了《鹪鹩赋》，以寄托自己的处世哲学，且受到了阮籍“王佐之才”的称赞，由此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所以，姜亮夫将《鹪鹩赋》的创作定于此年，既与当时政治背景相符，又与当时的文学风气一致。而景元二年(261)，张华、阮籍、山涛等人均已投入司氏政权，司马昭已牢牢控制了时局。此时已没有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氛围，所以张华不可能在此年创作出《鹪鹩赋》。
三、《鹪鹩赋》的哲学意蕴
《鹪鹩赋》的创作与魏晋之际炽盛的玄学风气有关。谈玄之风始于正始年间，一直持续到东晋末期。玄风对于两晋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玄学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心态和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倾向。《鹪鹩赋》中充满了庄学意味，正是受玄风熏染的结果，其体现出的哲学意蕴主要表现在无用即大用的全身远害思想。作者首先描绘了鹪鹩的无用:“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接下来又叙述了鹪鹩因无用而能悠闲自在生活的情景:“鹰鹯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罿罻。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扬，翔不翕习。”这正是从鸟的生存角度对《庄子·人间世》中无用致福与有用招祸生存观所作的生动诠释。鹪鹩的无用正如那棵“其大蔽数千牛”而不能做任何器具的栎社树，但它们都由于自己的无用而得以全身远害，真可谓是大用。
“雕鹖”、“鹄鹭”、“稚鸡”、“晨凫”等鸟因为有美羽、丰肌，“故无罪而皆毙”。与柤、梨、橘、轴等果树因结果而“大枝折，小枝泄”的结局也是何其相似。鹪鹩“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是《逍遥游》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思想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达到“翩翩然有以自乐也”的境界。赋作在最后一段中说:“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在作者心中，不管是“巢于蚊睫”的鹪螟抑或是“弥乎天隅”的大鹏，宇宙中的事物虽然“巨细舛错，种繁类殊”，但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宇宙中之一物，只要生活得快乐，无须在乎形体的大小。这体现了作者对庄子齐物论观点的认同。
篇末的“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体表现出作者对权势、名利、地位的鄙视，是作者乐于“任自然以为资”生活方式的自然流露。无用即大用的全身远害哲学思想贯穿了赋作的始终。
四、《鹪鹩赋》与张华的矛盾人生观
张华在《鹪鹩赋》中，以鹪鹩的生存观来阐明自己“无用即大用”的生存哲学。但从张华以后的生活经历来看，他并没有将自己这种生存哲学贯彻到底，只是将其作为魏晋之际乱世中趋利避害的暂时手段。他入晋以后，深受武帝重用，“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
又支持武帝力主伐吴，并在伐吴战役中建立了卓越功勋，“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张华入晋后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后来由于冯紞的陷害，张华被武帝免官。但在惠帝时，他又被委以太子少傅之职。从此卷入晋王室成员之间权力争斗的漩涡。在楚王玮受惠帝密诏杀了汝南王亮和卫瓘等重臣后，引发了朝局的动荡。
于是，张华给惠帝献计诛杀了楚王玮，“(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张华在浊世中随波沉浮，为他后来被杀埋下了祸根。永康元年(300)，赵王伦与孙秀准备废除贾后，派人求华相助。张华不愿助其篡夺，被赵王伦、孙秀夷灭三族，时年六十九岁。他在乱世中能保持忠贞，在政治漩涡中有着自己的坚持，为了这种坚持，他蒙受了灭族之灾。张华的人生结局与他在《鹪鹩赋》中所阐明的“无用即大用”的处世哲学正好背道而驰。因而《鹪鹩赋》中所表现的这种处世哲学备受后人诟病，苏轼即指出:“阮籍见张华《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观其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何足为王佐乎?华不从刘卞言，竟与贾氏之祸，畏八王之难，而不免伦、秀之虐。此正求全之过，失《鹪鹩》之本意。”
综合所述，《鹪鹩赋》体现了张华在魏末乱世当中以老庄哲学为核心的处世哲学。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哲学思想贯穿始终。自他入晋受武帝重用以后，处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儒家积极处世的人生哲学成为他后半生的主导思想。他贪恋权势，没能像张协、潘尼等士人全身而退，而是卷入王室成员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最终导致了他夷灭三族的悲剧命运。从张华的人生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处世哲学中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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