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以来，我国小说表现出偏离、拒斥日常生活的倾向。到了新时期，日常生活才逐渐从被偏离和拒斥的文学表现中挣脱出来，开始向自身回归。通常的文学创作多以日常生活为表述对象，小说的日常叙事形态更是与时代密切联系。到了近现代，小说的写作中出现了超越日常生活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个体生活的丰富性和时代感。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多表现出一种“革新”的焦虑，多以自觉地反抗叙事话语霸权的姿态呈现。可见，日常生活与小说的亲密关系是由其自身的特性和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而日常生活一直都没有在小说创作中真正消失。新时期以来，日常生活叙事的发展促成了全新的文学语境，越来越多的小说开始表现普通生活中的平凡人。
1. 新时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背景
20 世纪，日常生活叙事在我国小说中常遭拒绝、排斥和割裂，成为被社会所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使得本然的日常生活难以合法地进入叙事。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为：
第一，庸滞和守旧的日常生活。五四时期，一大批作家主要以婚恋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为宣扬个性独立的突破口，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庐隐的《前尘》、凌叔华的《无聊》、石评梅的《偶然来临的贵妇人》等，这些作品表现出女性和男性对自由恋爱结合后的婚姻生活的失望和无聊。可见，在五四时期作家笔下，日常生活以庸滞和守旧的面目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的心理特征。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日常生活与启蒙者之间就个人要求的矛盾愈趋激化，这种激化情绪也强烈地反映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深刻揭露了新型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困境，即思想从停滞、萎靡走上了返传统的道路，这些返传统的思想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观念。可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始终悬浮在日常生活之上，青年的启蒙理想实则难逃传统日常生活的牢笼。
第二，政治化的日常生活。20 世纪中后期，恶化的国内政治状况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契机，文学开始从日常生活鄙弁到政治化创作。尤其是到了左翼文学时期，浓厚的婚恋问题与革命挂上了关系。蒋光慈的《野祭》、洪灵菲的《流亡》、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这些作品将爱情的激情与革命理性相结合，试图用革命的话语拯救沦陷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用革命的话语演绎出的婚恋小说也显示出了浓厚的政治文化氛围，具有显着的政治文化特征。
第三，被拒斥的日常生活。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现代文学借用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对日常生活展开批判救赎，将日常生活视为革命生活的对立物，并排斥在文学题材之外，这种情形持续到了新时期。作品《红豆》、《我们夫妇之间》等很快就被新一轮的政治斗争所压制，使得可做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越来越窄，导致了当代文学日常生活叙事的没落和消亡。
2. 新时期小说日常生活主题的呈现
新时期做为一个社会的特殊阶段，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宣告了被长期排斥的日常生活小说重新打开了隐秘的窗口，使一个个有活性的人物在文学创作中得以浮现。
第一，物质的冷与暖。新时期，文学的物质话语开始得以呈现，文学主要依靠日常生活的回归来确立精神立场，一方面承认人们适度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对物质欲望保持高度警惕。《陈奂生上城》、《黑娃照相》等作品中的主人公，用物质需求的满足带动了精神苏醒。但是，物质欲望很可能导致精神庸俗。《穿米黄色大衣的年轻人》、《飘逝的花头巾》等 80年代末期后的文学作品中，人们生活的理想化色彩迅速消退，人们对工资、住房、升迁等物质利益的追求表现出积极姿态。《单位》、《烦恼人生》等作品写出了处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人们深切感受到物质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这种精神愉悦是其它东西无法代替的。“物恋”在一些作家笔下是消费社会中一股虚假的文化力量，物质已脱离了生活必须层面，成为带着纯粹消费标记的物质符号，以往小说中那种近乎圣洁的爱情只剩下算计、设陷和埋伏。池莉的《不谈爱情》、陈丹燕的《女友间》等作品，都刻画了人的情感不断被物质化的过程。
第二，身体的枯与荣。我国文学语境中的“身体”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文学殿堂之外，即使是在五四时期，精神与身体的对立也未根本松动。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反应了主人公精神与身体的对立与麻木。随着新时期的来临，关于“身体”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充分显示了“身体”话语的微妙处境。小说以“身体”为叙事动力，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体”与灵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一批女性作家有意识地寻找“身体”在文学中的合法位置，她们以远离政治、阶级、启蒙等叙事的方式，开始抒写女性“身体”深处的微妙感受。《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将视点集中于女性独异的身心感觉，充盈着强烈的主观体验色彩。进入到新世纪，《北妹》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打工妹群体，开始了对弱者、他者的关怀和思考，显示出文学“身体”叙事的新的增长点。
第三，性别的差异。文学中包含的性别关系是非常复杂而又深刻的，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小说的结构、情节设计、人物关系等。一些启蒙新思想者发出了倡导女性解放的呼声，胡适、杨振声、凌叔华、庐隐等一大批杰出人物用他们的笔塑造了一批争取个人自由的五四新女性。然而，由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过于强大，使得男性中心主义集体无意识地缺乏足够的警惕与清算。茹志娟在《如愿》、《静静的产房》等作品中写到了女性由日常生活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艰难历程。尤凤伟的《泥鳅》、李肇正的《傻女香香》等小说中的男性则凭借经济的力量再次将女性的生活和命运牢牢控制，而有关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内容。
3. 新时期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
第一，寻根文学的文学样式。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思潮中，寻根文学最能折射时代的复杂性，它以日常生活叙事的方式重构民族文化的宏大叙事，寻根文学正是这种变革的必然结果。寻根文学出现之前，文学基本上没有摆脱政治化和阶级化的外衣，始终被悬置于政治和经济的边缘。一种带着强烈的启蒙主义的寻根文学担当起从政治轴心时代向日常生活时代变革的任务。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批民俗民情小说给当时的重大题材、政治生活占绝对优势的文坛带去了巨大的冲击，使寻根文学开始疏离现实主义大叙事而返回到抒写日常生活。寻根文学对小题材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系列的文学革新。寻根文学关注的是侵染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心理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它在文化的纵深处认识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关系。《最后一个渔佬儿》、《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反映了“寻根派”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价值判断的双向游离。可见，寻根文学具有多重方向，它是新时期小说由单一走向复杂的文学样式，开启了开放、自由的文学话语时代。
第二，先锋文学的叙事艺术。80 年代前期，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彰显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描叙的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文化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范畴。到 80 年代中后期，文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依托，不得不退回到文学的空间，出现了一批作家作品，他们开始从文学形式上寻找革新。《虚构》、《山上的小屋》、《难逃劫数》等小说，在文学叙事形式上进行了明显小于以往的文学改革，称其为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由于先锋文学具有“伪现代派”的嫌疑，评论界批评之声不断，导致了先锋文学的衰落，但同时也预示着一场文学革命风暴的到来。
第三，新历史小说的历史叙事。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小说大批涌现，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等。这批小说塑造了象征本阶级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并将历史的阐释与民众生活、民族和社会未来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上世纪 90 年代文学界的一道风景。《青黄》、《白鹿原》、《丰乳肥臀》等作品被评论界称之为新历史小说。与此同时，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对立的新历史小说，则实现了历史话语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叙事立场从中心到边缘、历史视角从集体到个人、解读历史从阶级观到欲望观，将阶级斗争的历史转述成欲望的历史，将阶级转向了人，如《故乡相处流传》、《白鹿原》、《红旗谱》等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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