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战国策》是秦汉时期历史散文中的两部重要着作，《史记》更是其中里程碑式的代表。从时间上看，虽然《战国策》成书时间较《史记》为晚，但因其中各篇成文要早于《史记》，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因此司马迁着述《史记》时对《战国策》中多篇亦是颇多借鉴。《战国策》主要侧重于说理记言《，史记》侧重于记人和叙事，二者各有侧重，从叙事手法上来看区别较为明显。本文将从两部着作的叙事技巧和论辩艺术等方面来比较分析两部书的异同。
一、从叙事技巧看《史记》相较于《战国策》的创新
《战国策》的一个特色是其中大量的对话记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单调乏味的，也限制了其在叙事手法上的创新。《战国策》中各篇的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描写与《史记》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展现大都是通过人物的语言的描述来实现的，这些对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直接的语言交流，大都是策士的辩论性语言，对于心理变化和活动的观察和描写比较少，通过这些辩论行语言，可以窥探出各个人物的政治思想和对某一件事情的观点态度，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就难以通过这些辩论性的语言予以展现。人物形象如果单纯的依靠语言来支撑，就会显得空洞和单调，人物的完整性格也难以得到全面的描述。比如“吕不韦见异人”一节，异人通篇就像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偶，完全按照吕不韦的安排行事，就像看到一个人却始终看不清楚面目。作者为了突出描写吕不韦的策谋，完全忽略了对异人的描写或者觉得没有必要。《史记》中的人物相对的要丰满许多。
《史记》在叙事手法上的另一个成就是于记叙中寓议论。
刘熙载说道 ：“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即是夸赞司马迁善于在史实记载中参入个人的评论。《史记》的议论在于每一卷末的赞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太史公曰”，其中有赞叹、有感慨、有同情，表达作者观点和思想。据此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司马迁在不同的地方都表达了他对项羽的推崇，说他“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也有对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这种霸道方式争夺天下的反对，更夹杂了对一代霸王最终“身死东城”的同情。这种篇末论赞是司马迁首创的论史方式，并为后世史家纷纷效仿，其影响延续至今。
二、从论辩艺术看《史记》对《战国策》的继承
《战国策》在叙事技巧上还有一大特色是论辩艺术的运用，它在说辨技巧上的成功是无可非议的，这一点就连司马迁也是颇多借鉴。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成败荣辱取决于自己的学说能否被某国的国君采纳，能否击败对手，使自己的学说在现实之中得到实践，从而达到成就自己，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的说辞是不是具有说服力，是否能够说服国军，而这种说服力正是来源于论辩艺术，如何将自己的学说推介给国军，并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学说是切实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凡的论辩技巧和说服手段成为达到目标的必备工具。从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来看，策士们的论辩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针锋相对，排比式层层推进，逐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战国时期策士众多，论辩就是他们的工作，当策士们所持意见不同时，就要看谁的说辩技巧高超。因此当两个或多个策士争论时，常用的方法就是针锋相对，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前推进，层层递进，渐次达到自己的目标，驳得对方哑口无言，自然就获得胜利。这些论辩的艺术在《史记》中也常常出现，显见司马迁也颇受纵横家文的影响。
其二，设身处地，从说服对象的立场出发进行论辩。战国策士为别人谋划，如果想让对方信服并采纳自己的意见，就要从要说服的对象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才能够取信于人。比如《秦欲攻周》一节，周最从秦国的立场出发，说明了攻周之后的不利之处。秦王若要继续攻周，就不能不考虑他所说的情况，自然就愿意采用他的说法。这种辩论方法也最容易说服别人。
第三，确立主导思想，进可攻，退可守。“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这里所说的“先立地步”就是策士们要先定下自己的主导思想，则攻守皆可，使人不能敌。否则一味追求奇诡的措辞，虽然听起来很新鲜、很有说服力，但是缺乏实际的思想支撑，不免容易落败。实际上是强调了论辩首重思想性，其次才是言辞技巧、词藻华丽。
上述这些论辩技巧在《史记》叙述人物事件的时候不乏使用，《战国策》中更是随处可见，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颇受纵横家辩丽恣肆的论辩艺术的影响。
总而言之，《史记》与《战国策》在叙事手法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叙事技巧和论辩艺术上也有着相异之处。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继承和创新，是有机的发展的继承性借鉴，这也是《史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后人瞩目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汉]刘向.战国策笺注[M].张清常,王延栋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 熊宪光译.战国策研究与选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3] 陆永品.司马迁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