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陇右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上古文化。与此相应，陇右上古文学的起始、发展也是很久远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及上古书写记录不便等原因，先秦时期保存至今的有关陇右的文学资料很少。但是从这些仅存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一些远古神话与陇右有一定联系；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中的个别篇章与陇东有关，还有一些诗篇产生于陇西。这些文学现象显示了陇右古代文学最初发端时的历史面貌。资料显示，陇右文学真正进入繁荣是从汉朝、尤其是西汉政府对陇右的开发之后开始的。西汉后期，中原动乱，而社会安定、物质丰裕的陇右，成了一批内地文人避乱的目的地。他们流寓陇右后，不仅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陇右文学的内容，还带动了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东汉时期，陇右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才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出现了如王符、秦嘉、徐淑、赵壹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那么，陇右的开发是如何影响汉代陇右文学的发展的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陇右的开发
陇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北接蒙古高原，西连西域，南通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东依秦汉王朝都城所在的关中，是西部各地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汉时期，陇右的河西地区被日益壮大的匈奴所占据。匈奴人以河西走廊和河套等地为基地，对陇西、北地等汉朝边郡不断侵扰，严重威胁着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西汉建国初，国力较弱，只有靠和亲政策保持与匈奴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国力已经大为加强。汉武帝为了打通西域交通和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着力开发陇右的河西地区。其重要举措一是筑城置郡，推行政令。马邑之战后，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当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
元光二年六月，武帝派韩安国、王恢等率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了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元狩二年，派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馀级，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图王。这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主权归汉朝后，汉即集中力量开发这一地区。元鼎二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政府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将河西四郡建置起来。除河西四郡外，汉朝还开辟了居延要塞，“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从此，匈奴主力被迫远遁大漠，而河西走廊完全由汉人控制。
汉朝为加强对今甘肃东南部氐族地区的统治，还于武帝初开置了武都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又因“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还设置了安定、天水、张掖、金城、北地等属国，以安置少数民族归降部落。酒泉等陇右六郡的建置，居延要塞的开辟和安定等属国的设置，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陇右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西汉的防御能力，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史书所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
其二，移民实边，屯田陇右。这是汉政府极力推行的又一战略措施。西汉统治陇右初期，河西地区人口稀少，大量可耕之地不能得到有效利用。陇右八郡中，除陇西郡有少量汉民外，其余七郡的汉民基本上是通过屯田、驻兵等方式从内地迁徙来的。纵使陇西郡的汉民，主要部分也是从内郡迁来的。
前元十一年，汉文帝采取晁错的建议，招募内地郡县奴婢、罪人和平民移居边境地区。汉朝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前后五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五次移民中，以元狩四年移民最多，“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右、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这期间，小规模移民也不少。迁徙的对象有“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除强制移民外，也有平民自愿迁徙及一些戍卒自愿留下，把家属接到边地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时仅河西四郡的人口就增至二十八万多，这与《汉书·匈奴传》所载昆邪降汉之初所统四万余人相比，增长了七倍有余。据刘光华考证，《汉书·地理志》中所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可能偏低，如果将当时的徙民与戍卒两项加起来，四郡人口总数约有50万人左右。
大量的移民不仅改变了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也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使原先以羌戎夷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变成了汉族占相当比例的地区。这些移民定居之后，由国家统一编制，成了开发陇右的主力军。
除了移民之外，汉政府还屯田陇右，一方面以巩固在这里的军事占领，维护直达西域的通道，以便和匈奴开展斗争，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军粮紧张问题。自古以来，军队的给养一般都由国家承担。汉代为了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战事频繁，军队数量增加。汉武帝北击匈奴，占领河西、又进而经营西域，军需运输动辄经历高山丘壑，戈壁荒漠数千里，运输费用大大增加，给养成了不小的负担。此外，还有几十万初到河西的移民，也需要大量的粮食。从汉武帝元狩四年起，汉朝在西部开始大规模军事屯田。先后在北地、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河湟、陇西等郡设置军事屯田区。一定程度上，屯田解决了军队及移民的部分粮食供给，减轻了国家的压力。
第三，开辟丝绸之路。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在汉代之前，中原与西域、欧洲的政治、经济往来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山川阻隔，路途艰险，以及沿途各国各族分裂战争等人为因素，通行极为困难。建元三年与元狩四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骞还，拜为大行。岁馀，骞卒。后岁馀，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从此“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汉朝对陇右的开发和经营，对开通这条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朝领有河西走廊以后，建立郡县，构筑以长城为主干的军事防御体系和驿传系统，保障了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安全和畅通。从此，汉朝与西域、中亚及西方诸国的交流日益密切。
汉朝在陇右置郡屯田，移民开发，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也促进了陇右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对陇右文学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寓居陇右的内地文士
汉代不仅是陇右历史上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陇右文学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汉代陇右文学的繁荣，首先得益于两汉之际流寓陇上的内地文人的参与。他们寓居陇上之后，不仅创作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而且对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西汉后期，三辅战乱骤起，“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
割据陇右的天水成纪人隗嚣，于更始元年逃亡乡里，结交文士，一时声震西州。他在起兵之际，发布《移檄告郡国》，指斥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之罪。该文文笔酣畅，情感激越，被后人视为名文。《汉文归》引钟惺评曰“：翟义起兵讨莽，不克而死。当时惜无骆宾王讨武曌檄，而平林新市起兵，汉宗室目之，义声虽震天，而文采未宣。固当以是篇为东汉文弁冕也，岂以隗嚣之事不终而少之?”
依附于隗嚣的文人群体有二：一是陇右文人，如天水冀人周宗，陇西上邽人杨广等。二是来自三辅地区的文士，如长安人谷恭，平陵人范逡，扶风人申屠刚、杜林，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等。这些文士中，不乏政治眼光敏锐之士。王元《说隗嚣》建议他拥兵自重，称霸河西“：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
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条分缕析，霸气十足。河南开封人郑众，初习《公羊春秋》，晚年转而研究《左传》，并校《三统历》。归附隗嚣后，也多次撰文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申屠刚，质性方直，常慕史鳅、汲黯之为人。隗嚣归附公孙述后，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于隗嚣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二十二岁即西去追随隗嚣的扶风安陵人班彪，曾作《北征赋》，自叙从长安投奔隗嚣的行踪，直抒一个动荡年代被迫离乡远遁的游子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是两汉述行咏怀类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该赋收入《昭明文选》。又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后来致力于《汉书》的撰写工作。他的后人班固、班昭、班超、班勇等，也都与西域结下不解之缘。汉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其文即出于班固之手。班勇亦扬名西域，曾协作《西域传》。班昭著有《西征赋》，描写西行的经历。此外，扶风平陵人方望，曾作《辞谢隗嚣书》，《汉文归》辑录此文，引钟惺评曰“：豪杰之气，不能自静，逼出纸上。”
人王遵也以《谏隗嚣谋杀来歙》著名。伏波将军马援，与隗嚣交往多年，曾作《上书言隗嚣》，劝其归降刘秀。《汉文归》辑录此文并引朱东观评曰：“伏波文章，极峭婉蕴藉之致，于西汉一种严整之气，东京一种疏简之势，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复牵拘行墨，如炬波澹宕，舒卷万端，已开晋人风味也。”
另外一篇《与隗嚣将杨广书》，别开生面，亦为名作。马援之外，还有京兆杜陵人杜笃。“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著诔、书、赞、七言、女箴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可惜今已不存。他的《首阳山赋》是一篇描写陇右山川名胜的小赋，现存并非完篇。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有此赋残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杜笃集》一卷，代表作是《吴汉诔》、《论都赋》。前文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文心雕龙·诔碑》认为“杜笃之诔，有誉前代。”
陈留边韵，曾任北地太守，也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册，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韵集》一卷，久佚。今存文四篇。就在隗嚣割据陇右之时，扶风平陵人窦融也开始经营河西诸郡。建武五年，窦融入据金城，自称河西大将军，并作《与隗嚣书》，称“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馀，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对悲惨现实的描写，惊心动魄。光武王忠禄：陇右的开发与汉代陇右文学帝答书说：“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矇。”《秦汉文钞》辑录此文，题作《责让隗嚣书》，又引陈古迂评：“光武得以收复陇、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绝则势孤矣。夫隗嚣、窦融皆附光武者也。窦融本心向汉，而隗嚣终叛，盖融知天命之所属而嚣不知者也。”在他被召回京师之前，云集其下的文人有扶风茂陵人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
冯翊云阳人王隆，曾为窦融左护军，后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王隆集》二卷，《小学汉官篇》等。汉朝在陇右建制酒泉等六郡，开辟居延要塞，并设置安定等5个属国，同时，移民屯垦，大力开发，这对巩固西北边防、发展边郡经济都有很大好处。这些政策的实施，使陇右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地区。
又因为陇右远离王朝统治的中心，西汉末年中原动乱时，这里仍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环境，所以，两汉之际大乱之时，一些内地文人纷纷流寓陇上。这些避乱陇右的中原文人，不仅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颇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带动了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可以说，汉代陇右文学的繁荣，他们功莫大焉。
三、陇右文士的崛起
秦、汉之前，陇右因处势迫近羌胡而崇尚武功，所以，文化方面，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传统。但在民间文学方面却有例外，如《陇头歌》就是流传于这里的一首优秀民歌。“陇头流水”的独特意象传入中原后，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给南方诗坛一阵兴奋，南方文人萧绎、刘孝威、王褒及稍后的徐陵、陈叔宝等就有以此为题的诗歌。后世许多文人也都借“陇头流水”抒发去国怀乡之感。“陇头流水”成为悲凉、愁苦、思乡、离别等感情的象征。这一中国文学经典意象的形成，陇右确有开创之功。
但有文献可考的陇右文人，最初多以军功起家，文学不过是陪衬而已。西汉陇右地区产生并保存的文学作品较少，只有李陵的一首诗歌和赵充国的几篇散文。李陵善射，爱士卒。天汉二年秋，李陵与匈奴“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汉闻，族陵母妻子。”
李陵著有《李陵集》二卷，已散佚。《汉书·苏武传》载李陵骚体歌一首“：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首诗为他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文选》载李陵《与苏武诗》三首。钟嵘《诗品》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李陵被认为是五言诗创始者之一。《文选》及敦煌石室中还保存有李陵与苏武往返信件若干，虽学者多以为伪作，但由此不难推想李陵的文学影响。赵充国是陇西上邽人，为人沉稳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是汉宣帝麒麟阁所画十一功臣之一。今存文六篇，其中《先零羌事对》、《上述谢罪陈兵利害》为名篇。政论文《上屯田奏》、《上屯田状》、《复上屯田奏》等，据实而论，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上屯田状》不仅对西汉，对后世西北边疆的经略，也有重大影响。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称“：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
此外，北地郡郁郅人李息，景帝和武帝时为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李息赋》九篇，亦为当时辞赋创作的名家。整体而言，西汉陇右文学无论作家数量还是著作，都为数较少。
究其原因，除了地处边地，也与秦崛起后，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有关。而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频繁侵扰，也影响了这一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随着西汉对陇右的开发，尤其陇右六郡、安定等属国的设置和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正如史书所言：“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西汉末年，因中原动乱而流寓陇右的内地文士的带动，陇右文学的繁荣指日可待。
东汉时期，陇右地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突出的标志在于，当时全国文坛盛行的诗、赋、文等文体在陇右都有不少作品产生，而且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家和作品。安定乌氏人梁竦好经书，曾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
该书早已失传。唯存《悼骚赋》一篇。
据《后汉书·梁统列传》附本传记载，在东汉初年梁氏、窦氏两大外戚家族互相倾轧中，梁竦受其兄之罪牵连，被流放九真郡，他在历江湖、济沅湘之际，感悼于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此赋铺陈众多圣贤之士不被重用，以致国家败亡的历史悲剧，赋末结合对屈原的评价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颇富文采。与梁竦《七序》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东汉思想家、安定临泾人王符的《潜夫论》。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名流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关系很好，为人耿介不同于俗，“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馀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其中《实边篇》为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袭用。《四库全书总目》称：“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清人刘熙载《艺概》认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潜夫论》醇厚，略近懂广川。”
此外，武都人仇靖的《西狭颂》，亦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形成了我国古代碑文书写的固定格式，不仅在汉颂文学中有显著地位，在我国碑铭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亦影响深远。比梁、王稍晚的，是“凉州三明”，即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两汉之际，内地文人向陇右流动，从而迅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学术文化。“凉州三明”的出现，显示了这一发展的最初业绩。皇甫规，安定朝那人。蔡邕《荐皇甫规表》称其少明经术，堪称一代名儒。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皇甫规集》五卷，今存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是《健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
该文将官场的混乱比作市贾，假廉成贪，受贿卖爵，致使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敦煌渊泉人张奂，少游三辅，师从太尉朱宠，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有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今存断篇残简，尚有十九篇，赋作《扶蕖赋》仅存残句，不足以领略其梗概。
文以《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所载《诫兄子书》为代表。张奂长子是“草圣”张芝，有《文集》五十卷。次子张昶，亦善草书，著作有《西岳华山堂阙铭》、《龙山史记注》等。武威姑臧人段颎，桓帝初年举孝廉，后为中郎将，以军功封列侯，拜破羌将军。他的文章《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两篇，即《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复上言东羌事》，均与戍边有关。辩难质疑，议论滔滔。著书见《太尉集》。
此外，敦煌人侯瑾也是活动于东汉末年的一位著名学者、作家，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按《汉纪》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侯瑾集》二卷，也已亡佚。
作为新的移民文化区，东汉陇右已经出现了有全国影响的学术人物，这一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以汉文化为主的区域，实现了从文化边荒之地到繁盛之区的转变，代表人物有秦嘉、徐淑、赵壹等。陇西的秦嘉、徐淑是夫妻诗人。《玉台新咏》录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四言《赠妇诗》一首，《述婚诗》二首。徐淑《答秦嘉诗》一首。秦嘉《赠妇诗》抒写自己远行前不能与妻子面别，以致忧思不解、惆怅难遣、顾恋难舍之情。
语言平易，风格清丽，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有开启魏晋诗风先河的意义。钟嵘《诗品》评曰：“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然。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
今存赠答诗，除题为苏武、李陵之拟作外，当以秦嘉夫妇之作为时代最早。他们夫妇除赠答诗以外，还有书信若干，也为人称道。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是以前的汉代散文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已开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经常可见的那种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先河。
汉阳郡西县人赵壹，为人恃才倨傲，虽仕不过计吏，但却名动京师，著作《赵壹集》，有赋、颂、箴、诔、书、论等十六篇。今存赋作四篇，其中《迅风赋》、《解摈赋》仅为残句。《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窘境和苦恼。《刺世嫉邪赋》最为著名，揭露世态，感慨甚深，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刘熙载认为：“读之知为忼脏之士。惟径直露骨。”
赵壹诗赋揭露黑暗、批判现实，流露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在这里再一次放射出光芒，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已经显露端倪。赵壹《刺世嫉邪赋》与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和蔡邕的《述行赋》，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体现了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作品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以及艺术上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
总之，汉政府在陇右所采取的筑城置郡、移民屯田等开发措施，不仅巩固了西北边疆，打通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丝绸之路，发展了陇右经济，同时，也促进了陇右文学的发展。汉代陇右文学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两汉之际流寓陇上的内地文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汉代陇右文学的内容，也带动了陇右本土文人的崛起。
二是陇右本土作家。他们主要成长于东汉，因而东汉也是陇右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论作家数量还是作品质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些作家的创作甚至具有开拓之功，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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