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参知政事任上开始积极推行新法，它不仅只是政治上的大变革，对宋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变法中心人物的王安石，其诗歌创作更与其政治活动密切关联。从变法前的思考、准备，到变法过程中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以及变法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和忧伤，这些复杂的思想感情变化，不仅体现在他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题材中，也影响了他诗歌写作的特色，成为他诗歌创作发展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线索。
大变法开始之前的北宋出现了很大危机，主要可以概括为“积贫”、“积弱”。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嘉佑三年( 1058 年) ，王安石在就任度支判官前后，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这封奏章也就是后来被学界称作《上皇帝万言书》的那篇文章。虽然这件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影响，但王安石在那时已经具有了变法的想法与一些基本的方案。这件事情可以看作变法的序幕。神宗登基后，不满于当时内部百姓贫穷、官吏冗杂、矛盾丛生，对外军队孱弱，连年败仗的情况，希望通过变法达到国富民强，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拉开了变法的大幕。然而变法自从开始就受到顽固势力的各种阻挠，其中熙宁六年十月王安石主动提出辞去相位是变法期间一个重大的事件。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曾再度复相，不过当时不仅旧党十分活跃，新法已经被废许多，而且宋神宗已经对他起了不少疑心，更为不利的是连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吕惠卿也与他起了内讧。再相以后，王安石多次称病求去。不久，安石之子王雱因愤懑疽发而死，安石十分伤感，力请辞相。他本仍可以入京与神宗商讨政事，但在此之后由于一些小人落井下石，神宗对他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不愿再见。他最后退居金陵，在新法尽废之后抑郁而殁。
从嘉佑上书，熙宁初年开始变法，熙宁六年罢相，熙宁八年再相，直到最后他离开朝廷回到家乡附近。近三十年的政治巨变和从未停歇的宦海浮沉错综交织，王安石的心路历程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对熙宁变法前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而目前尚存一个较大的困难就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完整编年的王安石诗集。好在南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清代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都具体地涉及了荆公诗歌的写作背景，当代学者刘乃昌的《王安石诗文选释》和李德身的《王安石诗文系年》等，也都在前人旧注的基础上，对王安石诗作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这些都为研究王安石的变法前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熙宁变法前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
一、变法前奏期的思考与苦闷
嘉佑三年是王安石变法的序幕和前奏，标志性的事件是王安石上万言书给仁宗。在这封着名的万言书中，王安石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有清醒的认识，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思想。《宋史王安石传》载: “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于是上万言书”。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等也将该文列于嘉佑三年，但刘乃昌的《王安石诗文选释》、李德身的《王安石诗文系年》则将此作系于嘉佑四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王安石任度支判官这一时间节点的判定，依据的材料有所不同。实际上，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地方官的从政生涯，他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了真切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思考相结合，形成了初步的变法思路，所以，把嘉佑初年看作是他变法前奏的相对完整的一个时间段，对于我们认识这个时期王安石的思想，可能更适合。
仅嘉佑三至四年，在李德身的《王安石诗文系年》中列出的王安石的诗歌作品就达八九十首之多，按照诗歌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书信酬答、旅途纪行等类别，其中常常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怀抱和对时事的看法，也有一些直抒胸怀和议论时事的诗。这个时期王安石的官职虽然不高，但在时代精神的滋育下，他大济苍生的自信比其他同期的知识分子更为强烈。这种强烈的淑世情怀甚至使他的咏物诗也闪现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如那首广为人称道的《次韵和甫咏雪》就是这样: “奔走风云四面来，坐看山垄玉崔嵬。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寒乡不念丰年瑞，只忆青天万里开。”
虽是一首咏雪诗，但诗人天下，润泽苍生的的抱负却让人感动振奋。他此时期的《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继承了杜甫、韩愈的写法，以时事和议论入诗，表达了他对茶政的思考，与他在《议茶法》中的看法相为表里，正是他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作风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常见的赠别、行旅等题材中，也常交织着他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和忧时伤己的政治情怀。例如《送沈康知常州》“作客兰陵迹已陈，为传谣俗记州民。沟川半废田畴薄，厨传相仍市井贫。常恐劳人轻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轮。殷勤话此还惆怅，最忆荆溪两岸春。”
虽是赠别之作，却对自己曾经任职的地方民生状况仍流露出一往情深的牵挂。他在此前后写的大量写景与纪行的诗歌中，也多有即事感怀、言志抒怀的词句。当时沉沦下僚，抱负无法施展，甚至受到误解和打击，他有时也不免感到苦闷，在友朋的情谊中寻求慰藉，如他的《答刘季孙》“偶着儒冠敢陋今，自怜多负少时心。轾轩已任人前後，揭厉安知世浅深。挟策有思悲慷慨，负新无力病侵淫。愧君绿绮虚投赠，更觉贫家报乏金。”
少年壮志未成，当前贫病多忧，政治上的失落之感、惆怅之情偶尔也难免袭上心头。其《即事六首》之二: “昏昏白日卧，皎皎中夜愁。明月入枕席，凉风动衾帱。巷蝉相鸣悲，上下无时休。徒能感我耳，故尔安知秋。”整首诗并没有直接写现实中的事件与自己的心志，而是通过深夜清冷的环境来表明自己当时的感受，可以侧面看出王安石独居深思、忧思郁结的心态。
二、变法高潮期的意志与心态
熙宁二年到熙宁六年是变法的高潮期。王安石受到神宗皇帝的高度信任，全面议行新法，面对重重的阻力和困难，他以坚定的自信和力量，形成声势浩大的变法态势。熙宁二年对于王安石以及他的创作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神宗此时十分赞成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君臣协力开始变法。这个时期王安石创作的诗歌数量不少，许多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与变法紧密关联。他的不少诗歌作品表达了变法的决心和意志，《孟子》一诗反映了他所提倡的变法核心主张———经世致用思想，同时表明自己的抱负———像孟子一样阐明儒家道义，并达到以此治国。“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两句就表达了这种不随流俗、独立不移的思想性格。
《商鞅》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更是借古喻今，表明了自己变法的坚定决心。熙宁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目的在变法之后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国家财政得到好转，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西北边事在名将王韶主持下连连奏捷，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对于这次胜利，王安石倍感欣喜，他接连写了《和蔡枢密孟夏旦日西府书事》、《和蔡枢副平戎庆捷》、《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等作品庆祝胜利。这个时期王安石一些写时令风物的诗，如《元日》、《次韵冲卿除日立春》、《御柳》、《祥云》等，也更多地显现出对变法前景的乐观情绪，最着名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作描写出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和万象更新的景象，寄托了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感。《御柳》、《祥云》则写出了初春时节，虽然还有残余的冰雪，但已经春暖花开，祥云映照，其中不无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在注释《御柳》诗时甚至引用当时的传说: “或言荆公作此诗已，未几，参大政。类诗谶云”。可见，这类写景诗中描写的气象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感受。
但由于新法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实际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新法不断受到反对派的批评，关于新法的争论几乎和新法的推行相伴随。
因此，即使在新法受到神宗支持，大力推行期间，王安石的一些诗歌里也表现出受到政敌抵制或攻击时的心态，如《众人》诗中写道: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虽然众口纷纷，颇多是非，但这些流俗之言并不值得看重，奸雄自奸，圣人自圣，自己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和动摇。《谢安》诗“谢安才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诗作批评谢安虽有安定东晋之功，但也助长了王衍等人的清谈之风，借古讽今，批评变法的反对派只会议论短长，而不是奋发有所作为，其结果也将是空谈误国。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写作了不少的咏史诗，其实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相关。
在反对派强大的舆论冲击下，自信、坚定的王安石时有孤寂、彷徨之感，流露出“投老翻为世网婴，低徊只恐负平生”( 《中书即事》) 的矛盾心情，甚而生出“归欤今可矣”( 《中书偶成》) 之叹。不过总的说来，力排异说、坚持变法仍是他这几年间的主要倾向，也是他这几年年诗歌创作的突出主题。
三、变法衰变期的悲愤与超脱
从熙宁七年到熙宁十年，王安石的变法事业经历了诸多波折，是变法的衰变期。熙宁七年，史载: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不仅天灾降临，朝廷中不少反对派的大臣还把这些天灾与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联系起来，而且宋神宗也开始动摇、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六月复相，熙宁九年六月安石子王雱卒，王安石悲伤不已，请辞相位，罢归江宁，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闲居江宁，直至元佑年间辞世。熙宁后期的数年间，王安石虽然仍长期居于相位，但时事变迁，神宗对他的信任在动摇，昔日同党的倾轧令他痛心，爱子的英年早逝更使他感到迟暮衰飒，他的心境已然大变，诗歌的意境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中，在朝时的厌倦之心、身世之感、乡国之思、田园之想与回乡后的平静景色、超然之情相映照，更多地体现了一个经历了宦海浮沉、世事沧桑的的老人对人生的感悟。回首平生，虽为理想而奋力拼搏，而世路坎坷崎岖，世事浮沉不定，华发苍颜而壮志难酬，所以有时虽有超脱之念而难免悲愤之情。如《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 “少喜功名尽坦涂，那知干世最崎岖。草庐有客歌梁甫，狗监无人荐子虚。解玩山川消积愤，静忘岁月赖群书。惭君枉盖如平昔，不笑谋生万事疏。”
诗人自己阅尽世事艰难，更有多少英才埋没草野，只有凭借秀丽山川来排解积愤，在静研经史中忘却岁月了。《次韵答陈正叔二首》、《人间》等也都表达了很相近的思想和情感，超脱之想与难以释怀纠结在一起，是王安石自己独有的人生和个性的形成的。他的个别诗作中甚至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怨望之情，如以妇人口吻所写的《君难托》: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
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嫁时罗衣羞更着，如今始悟君难托。
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对于这首作品，旧注家有不少辩析，李壁就认为: “或言: 此诗恐作于神考眷遇稍衰时。词意殆不类平日所为，兼神考遇公始终不替，况大臣宜知事君之义，必不为此怨尤也。”
确实，如果直接把这首诗同神宗后来对王安石的态度联系起来，对深于经学的王安石来说未必妥当，但作品中的寄托之意也很明显，或许与同辈、朋党之间的关系相关。
对政治上的翻覆、个人间的恩怨感到厌倦，故乡田园之思油然而生，王安石熙宁后期的诗歌中有大量的诗歌是对于故乡田园的想往和故乡风物的描写。他在朝中任职时写了思念故乡的诗歌，如《忆蒋山》、《忆金陵三首》、《忆江南》、《清明辇下怀金陵》等，故乡的风物与旧游在脑海中那样分明、可亲，与京城令人生忧的时事形成鲜明对比，让人顿生归去之心，正所谓“黄尘满眼衣可濯，梦寐惆怅何时还”( 《忆蒋山》) 。再如其《忆金陵三首》:
覆舟山下龙光寺，玄武湖畔五龙堂。
想见归时游历处，烟云渺渺水茫茫。( 其一)
烟云渺渺水茫茫，缭绕芜城一带长。
蒿日黄尘忧世事，追思尘迹故难忘。( 其二)
追思尘迹故难忘，翠木苍藤水一方。
闻说精庐今更好，好随残汴理归皇。( 其三)
而当他回到故乡，虽然时事并不能够真正完全忘怀，“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 《六年》) 正是他难以真正超脱、忘怀的心境的写照。但故乡的山水、故乡的风物，新朋旧友、诗酒往还的生活渐渐地抚慰、温暖了他，他的诗境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写了很多描写山水风景、表达自己超脱心境的小诗，平静安宁、含蓄优美，造语工妙、清雅洗练，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达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这些诗成为王安石“荆公体”的代表风格，而广受赞誉。
黄庭坚说: “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
也有人甚至评价王安石的诗“归蒋山后乃造精绝，……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
四、结语
综上所述，熙宁变法是北宋和王安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对于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最大而深远的。从嘉佑初年变法的准备期、熙宁前期变法的高潮期，到熙宁后期变法的衰变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政治局势，不同的地位和心态，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分明的轨迹。通过熙宁变法与王安石诗歌创作关系的个案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王安石诗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更加具体、深刻地认识到，宋代文人政治对于宋代文学发展的提供的文化生态，已经成为文学发展自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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