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家族的政治家文学及其历史影响

　　【提要】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 “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他们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对汉魏政治、经学、文史之学影响很深。
　　
　　【关键词】东汉文化 邓禹家族 世族典范 文德教育 文学成就。
　　
　　清人唐甄 《潜书·鲜君》说：“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 邓禹家族 却 不然。邓禹是东汉 “元功之首”,孙女邓绥为和帝皇后，终身临朝称制，这个兼功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兼资文武。由于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其 “文学”方面罕见关注。东汉的 “文学”观念，实以经学为主而涵盖史传、文学、谶纬各科，其“审美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 为 评 判 依据”. 邓禹家族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尚文好学的家风，成为世族中 “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智慧，对汉魏政治、经学和文史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 建武十三年 （公元37年），全国统一，光武帝 “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 “并剽甲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 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 《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 ‘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 “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 “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 （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 《诗》，游学长安，与光武 帝刘 秀 相识。天下初定，邓禹 “常欲远名势”, “笃于经书，教学子孙”. 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 《后汉书·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 《后汉书》、袁宏 《后汉纪》、陈寿 《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2皇后，其中31人封侯，3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经籍志二》曰： “后汉有 《邓氏官谱》……晋乱已亡。”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
　　
　　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 “文”、 “德”传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着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着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着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 《诗》。马援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 “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 “伏波好功，爰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 “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 “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邓禹的 “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着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 “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 “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 （公元37年）退隐。建武中元元年 （公元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卒，年五十七。
　　
　　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 “士民秉礼”, 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 “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
　　
　　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 《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 以 为后 世法。资用 国邑，不修产利。”范晔在 《邓寇传赞》中说，邓禹 “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 “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 “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 “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后汉纪》卷14曰： “（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着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 ‘立德之苦，乃至于斯。’”邓绥所谓 “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 “殖业 （研习经学）”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论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兵长史。章帝时，邓鸿为度 辽将 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
　　
　　据 《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 “不好文学”,此处所谓 “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 常屯 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 《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 :“（邓）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 （和熹邓）后，事无大小，每辄咨之。” 《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 :“六岁能 《史书》，十二通 《诗》、 《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 “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 “家法”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一女：骘、京、悝、弘、阊及邓绥。邓骘今存一文，严 可 均《全后汉文》题名 《上疏自陈》。邓弘少习 《欧阳尚书》，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成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