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唐朝时期墓志中赋文体的化用(4)

　　（一）行文结构
　　
　　《赋谱》有云：“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②“壮、紧、长、隔、漫”主要指句型的长短变化，“发、送”则关系行文谋篇。这一部分主要论述赋的行文结构对唐代墓志的影响，因此首先谈谈“发”和“送”.所谓“发”,指发端之辞，《赋谱》云：“发语有三种：原始、提引、起寓。”
　　
　　“原始”指的是“原夫、若夫、观夫、稽其、伊昔、其始也”之类，用在赋的项部；“提引”指的是“洎夫、且夫、然后、然则、于是”等表示转折、递进或结果的连词，用在赋的中间部位；“起寓”指的是“士有、客有、儒有、我皇、国家、嗟乎、至矣哉、大矣哉”之类，用在赋的头、尾部。所谓“送”,指语终之词，如“也、而已、哉”之类用于煞尾的语气词。以上所论，是组成一篇律赋的基本元件，如《赋谱》所云：“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③墓志的行文虽不如律赋般严格，但约略可见赋的笔法。如《唐禹君墓志铭并序》“于是闲居洛涘，守潘岳之清尘；瞻顾箕岑，挹许由之隐逸”[2]115-116;《大唐故张君墓志铭》“若夫滥觞不绝，引清派于九流；强干靡凋，振芳条乎千丈。是以纵横不定，则仪赞秦宫；雄雌未辩，则良谋汉幄。岂唯释之□理，茂先博赡，孟阳飞藻，仲景明诊而已哉”[2]136;《大唐故上骑都尉通泉、金城二县令郎邪王君墓志铭并序》“原夫命氏之始，本乎缨冕之初，姬乔以显谏匡时，王翦乃戎昭佐命”[2]195;《唐故隋并州司兵张君墓志铭》“原夫灵根疏壤，濬汉水而凝波……于是飞声玉垒，翊亮洽于清歌……俄而胶船没汉，乾象暗于天文……既而意气可称，忠贞克着……是以远求胜躅，窜迹河南”[2]296.例中的“于是”
　　
　　“若夫”“是以”“俄而”等词语的运用明显是赋的行文方式。
　　
　　又《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中“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岁寒”[2]2114,与宋玉《神女赋序》“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云云颇相类。关于赋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在形体方面，它以设辞问答和韵散配合为两大基本要素”[16]20.第二要素在诸方墓志中表现得很明显，至于第一要素亦有所体现，如《唐故朝散大夫着作郎张府君墓志铭并序》：“洎王父锡券受封，恩欲别开君邑。王父辞曰：天飞圣也，利见时也，臣且饕窃，漪何力之有焉！
　　
　　帝曰：曩在春闱，尝见卿子敢言时事，朕实拒之。今乃同昇诸公，果集是绩，真其兆也，卿奚让焉？对曰：同室协谋，父子偕邑，非典也；父执政，子开封，重嫌也。”2]1420这种问答式的结构还有一种自问自答式的行文方式，如《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岂天意希奇，芳于近玩，不钟美于凡情？
　　
　　淑景鲜辉，掩阴氛而遂翳；良珪粹质，委埃尘而忽碎。无心所感，况在同心。残月映于轩墀，形容如觌；孤灯临于帷幔，音响疑闻。冥冥下泉，嗟尔何托？余自宦达，常忧不永，由是树槚旧国，为终焉之计。”[2]2114可见墓志吸收了赋的行文方式。
　　
　　（二）句型结构
　　
　　如前所引《赋谱》之言，赋句之“壮、紧、长、隔、漫”各有所指。所谓“壮”指三字句，“紧”指四字句，“长”指五字至九字句。所谓“隔”,指隔句对，又可细分为“轻、重、疏、密、平、杂”六种：“轻隔”指上四字、下六字的对句，“重隔”指上六字、下四字的对句，“疏隔”指上三字、下不限字数的对句，“密隔”指上五字以上、下六字以上的对句，“平隔”指上下句均为四字或五字的对句，“杂隔”指上四字、下五七八字或下四字、上五七八字的对句。所谓“漫”,指不对之句，常用于赋首或赋尾。《赋谱》又云，“此六隔皆为文之要，堪常用，但务晕淡耳，就中轻、重为最，杂次之，疏、密次之，平为下”①，即谓四六句对最为常用。
　　
　　1.四六句。
　　
　　唐代律赋是在先唐赋的基础上进一步格律化形成的，《赋谱》中谈到律赋的句型结构，是对先唐赋尤其是六朝骈赋的继承。元代祝尧曾云：“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②四六句是骈赋的基本句式，而先于骈赋出现的所谓辞赋、骚赋亦多用四六句。清代林联桂云：“骈赋体，骈四俪六之谓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唐人以后，联四六，限八音，协韵谐声，严于铢两。”[17]3至于四六隔对，“在骈赋中开始使用骈文四六隔句为对的基本句式始于梁代……后来律赋中多用四六隔对，即导源于此”③。可知，四六句式在骈赋中的运用已经很成熟了。
　　
　　在墓志中，四六句属于常见句式，除了在韩愈等人的手中略有变化，作者较多采用散句做事实性记录。如韩愈《唐故太原府参军事苗君墓志铭》：“君讳蕃，字师陈，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晋而邑于苗，世遂以命氏。其后有守上党者，惠于民，卒，遂家壶关……狱平，货滋息，吏敛手不敢为非……四室之孤男女 廿 人，皆 幼，遗 资 无□金，无 田 无 宫 以 为 归，无 族 亲 朋 友 以 依 也。天 将 以 是 安 施耶？”[2]1964因注重墓志的实用价值，此例只做事实性记录，较少铺陈夸饰。大多数时期，类似赋之四六为主要句型。初唐赋风染齐梁习气，在墓志中亦有所体现，如《唐相州汤阴县故令王君墓志铭并序》“止座灾禽，能催贾谊之命；巢门怪鸟，遂殂张臶之形”[2]521;《大唐刘君墓志铭并序》“仲长统之林园，俯□城阙；石季伦之别业，地隔嚣尘”[2]709.尔后盛、中、晚唐之世，例不胜举。如《唐故正议大夫行袁州别驾上柱国苑府君墓志铭并序》“公以忠见谪，思贾谊之长沙；地邻汨罗，吊屈平于湘水”[2]1543;《唐故乐安孙府君墓志》“潘岳奉养，耻屑屑于斗筲；梁竦栖迟，叹徒劳于州县”[2]1920;《唐故西川少尹支公墓志铭并序》“岂唯贾逵之僻春秋，月寻一遍；黑子之探秘奥，朝读百篇……志通天下，体同人之出门；水在地中，叶君子之容众”[2]2496.
　　
　　从苗延嗣《大唐故泗州司马叔苗善物墓志铭并序》追求的“实录”,以及韩柳墓志和梁代以前墓志的风格来看，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事实上是实用性强于审美性的。另外，墓志的适用场合比较有限，一旦形成一种实用与审美兼备的范式，很自然地为众人争相效仿，于是形成了程式化的现象。
　　
　　然而高明者往往可以避免雷同，而赋笔的介入无疑是显示文才的绝佳之选。而且联系到“以赋取士”的制度，唐人对作赋一事必是十分娴熟的，将赋运用到其他文体的写作中无疑是轻车熟路之举。
　　
　　2.兮字句。
　　
　　兮字句是骚体的标志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韵文体式的标尺”[18]4.至于以辞或赋名之，代有分合。汉人常辞赋并称，后世多有沿袭。程千帆认为，“辞与赋本是相同因而可以互称的文体……赋作为共名可以包括辞，辞却不包括赋了”[19];马积高更指出后世区分辞赋实是一种误解：
　　
　　“辞、赋在汉虽被称为完全同体，后世则有人加以区别……此种区分，盖由误解刘向、王逸所《楚辞》多为骚体而来，又因萧统《文选》在赋外别立辞一类而着……厘而为二，殊多纠葛，故多数作者和研究者仍多以辞赋连称或以赋统辞。”[20]3在墓志中使用兮字句①的例子甚繁，如《唐故朝议郎行新安郡长史窦君墓志并序》，其铭曰：“皇天无亲兮惟德是辅，达人有道兮其身必固。作善不彰兮明神何祜？长归溟漠兮穷泉此路，千秋万代兮古往今来，呜呼有吾兮窦君之墓！”[2]1643《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何意阴阳兮了戾，行辰到此兮妨我贤哲，妻子恸兮肝胆屠裂，楚挽引兮笳声呜咽，独往泉台兮空悬夜月！”[2]1815骚体之抒写悲情，十分契合墓志的意境，而兮字的运用让悼念之情更加哀婉缠绵。
　　
　　事实上，唐代墓志所用的骚体句式直接的接受源是汉代的骚体赋。理由有二：第一，唐人学汉的倾向，无论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范畴，或是诗赋创作的文学范畴，均是如此。在文学创作方面，诗的写作常以汉皇代指本朝皇帝为大家所熟识，而唐赋喜用汉代典故亦属常见。第二，就墓志本身而言，贾谊出现的次数多于屈原，这或是因为贾谊写《吊屈原赋》的性质更接近墓志的撰写；另外贾谊处治世而不遇似比屈原处乱世而遭贬的悲剧意味更浓，唐人有如是观者，如白居易诗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21]38因此，把墓志中的兮字句看作是赋体的影响亦无不可。
　　
　　综上所论，唐人墓志以赋笔行文之迹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表现。以赋为墓志，一来典雅持重，二来哀婉缠绵，既满足了实际的需要，又符合审美的需求，两者之融通有其必然性。
　　
　　四、余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赋与唐代墓志关系之大概。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是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墓志之功用在于记录墓主的德行功业，刻于金石，以传之不朽。赋之功用，按照刘熙载的说法，“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22]96,如此看来，正与墓志合。二是“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风气。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对考试文体自然是勤于练习，运用娴熟，如谢观墓志言其“尤攻律赋”、苗景符墓志道其“善属文及八韵赋”.因此，唐人在撰写墓志时以赋笔行文也在情理之中。三是赋的文体特质决定了它会对墓志产生影响。首先是赋的文体地位高于墓志，例如《文选》首列赋篇，然后才是诗、表、墓志等文体，而《文选》在唐代影响甚大，这种文体分类的观念必然对唐人有所影响。其次是唐人撰墓志好用赋典，或有炫才之心。西晋左思作《三都赋》，十年始成，洛阳为之纸贵。左思出身寒门，曾作诗发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郁闷，因此不排除他想通过写作《三都赋》以炫才扬名的心理。再次，赋是一种雅文学，以赋笔行文形成的厚重典雅，可视为对墓主的敬意。因此，唐人以赋为墓志有其必然性。
　　
　　[参考考献]
　　
　　[1]孟国栋：《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38-149页。　　
　　[2]周绍 良 编：《唐 代 墓 志 汇 编》，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1992年。　　
　　[3]程章灿：《唐 代 墓 志 中 所 见 隋 唐 经 籍 辑 考》，《文 献》1996年 第1期，第139-157页。　　
　　[4]张固也：《〈唐 代 墓 志 中 所 见 隋 唐 经 籍 辑 考〉补 正》，《文 献》1996年 第4期，第151页。　　
　　[5]潘明福：《唐代墓志中新见唐人着述辑考》，《文献》2006年第2期，第95-100页。　　
　　[6]刘昫： 《旧 唐 书 》，北 京：中 华 书 局，1975年。　　
　　[7]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8]胡戟、荣新江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2]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4]司马 迁：《史 记》，北 京：中 华 书 局，1959年。　　
　　[15]葛洪：《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16]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7]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校证》，何新文、佘 斯 大、踪 凡 校，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社，2013年。　　
　　[18]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程千帆：《辞赋的特点及其发展变迁》，见曹虹、程章灿编：《程千帆推荐古代辞赋》，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2页。　　
　　[20]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1]白居易：《白 居 易 集》，顾 学 颉 点 校，北 京：中 华 书 局，1979年。　　
　　[22]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