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唐朝时期墓志中赋文体的化用(3)

　　（二）闲居类
　　
　　闲居是一种生存状态，体现了墓主的志向追求，可能是撰者对墓主品性修养的忠实记录，也可能是一种谀辞。然而无论作何种情况来看，诗酒琴书的生活是为人所企羡的。
　　
　　纵观唐人墓志，闲居的母题事实上来源于先唐赋。如《大唐故上骑都尉益州新津县丞丘君墓志铭并序》“乃追张衡之素范，归田旧庐；慕潘岳之高踪，闲居养性”[2]102-103;《唐禹君墓志铭并序》“时逢道丧，屡构艰虞，怀道迷邦，希高慕古。于是闲居洛涘，守潘岳之清尘”[2]115-116;《唐嶲州邛都丞张君墓志之铭》“抗志闲居，且述安仁之赋……进处朝廷，则周行之鸣凤；退归林壑，则嘉遁之蟠龙”[2]617;《大唐故封州司马董公墓志之铭并序》“眷安仁兮闲旷，平子兮归田”[2]639;《故上骑都尉李君墓志》“地邻朝市，就潘子之闲居”[2]829.以上例子涉及张衡的《归田赋》和潘岳的《闲居赋》，其中又以后者屡屡见于墓志。魏晋士人不受礼法所拘逍遥自得的生存状态，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写的“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是唐人所倾羡的，而以《闲居赋》为代表的文本为后人展示了一幅美妙的人生图景，若追溯其源，又可见于《归田赋》。
　　
　　潘张二赋，前者载于《文选》卷一六“志下”、《艺文类聚》卷六四“居处部四·宅舍”,后者载于《文选》卷一五“志中”、《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潘岳《闲居赋》，李善解题：“《闲居赋》者，此盖取于《礼》篇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也。”[13]224此赋有序云：“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
　　
　　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13]225这种自给自足、逍遥自得的祥和景象显然是理想化的生存状态。赋中云：“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13]225-226如此人生图景怎不令人心生向往！
　　
　　在此之前的《归田赋》已经着力描绘了一幅美妙逍遥的人生图景。张衡《归田赋》，李善解题：
　　“《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赋中有云：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3]223虽然对潘岳的人品有不少质疑，但事实上，其人品和文品并不矛盾①。而且如以上引文所展示的理想境界，无疑为后人所企羡。古代士子无非仕、隐二途，《归田》《闲居》二赋为士子们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理想图景。因此，唐人在勾勒墓主的生存状态时屡屡关联《归田》《闲居》等赋，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三）士不遇类
　　
　　士之不遇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人固然向往闲居的悠然自得，但那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不易获得。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倒似乎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常态。士不遇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追溯到屈原的《离骚》，但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文学题材，则要以一系列的士不遇赋为开端，如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由此可见，先唐赋开启了士不遇的文学题材，而在唐人墓志中便可以看到对这一题材的接受，其中尤以贾谊《吊屈原赋》《 鸟赋》为典型。
　　
　　关于贾谊《吊屈原赋》的创作缘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简要的记录：“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14]2492另外，《文选》卷六“吊文”载《吊屈原文》，即《吊屈原赋》，其序有云：“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13]831-832至于《 鸟赋》，《史记》亦载：“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 '.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14]2496另外，《文选》卷一三“赋”所载《 鸟赋》序中有云：“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 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 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13]198从以上所引的材料来看，无论是贾谊本人的遭遇，还是他的《吊屈原赋》和《 鸟赋》的创作缘起，都绕不开“士不遇”的主题。每当唐人遇到同样境况，便自然会从贾谊那里找到同病相怜的体验，一来宣泄心中郁闷，二来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考察唐人墓志，可证以上之说。如《大唐故张君墓志铭》“贾谊将终，止座之妖先兆”[2]136;《大唐故将仕郎段府君墓志铭》“长沙怪鸟，因贾谊以兴祆”[2]352;《□□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公墓志铭并序》“长沙卑湿，方叹恶禽”[2]494;《唐相州汤阴县故令王君墓志铭并序》“止座灾禽，能催贾谊之命”[2]521;《大唐故薛王傅上柱国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长沙地卑，俄闻作赋”[2]1387;《唐故正议大夫行袁州别驾上柱国苑府君墓志铭并序》“公以忠见谪，思贾谊之长沙；地邻汨罗，吊屈平于湘水”[2]1543;《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贾谊投湘，初因群小；屈原去国，本为材高。冀昭洗于明时，何暗忽于玄夜”2]1656;《唐故宁远将军左卫翊府右郎将内供奉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贾谊自伤，屈平卒亡，哀哀彼苍，如何他乡”[2]1704.
　　
　　综上可见，唐人撰墓志时遇到表现贬谪遭遇的情况，往往会试图从前人那里寻找相似的素材。
　　
　　从他们对屈原和贾谊的化用来看，又可以看到贾谊出现的次数似乎更多，其中缘由，或许正如白居易所言，贾谊的悲剧意味比屈原要浓得多，白诗有云：“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
　　
　　三、唐代墓志以赋笔行文刍议
　　
　　司马相如论作赋之法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15]93这是汉大赋的创作法则，重在一个“全”字。就唐赋而言，王芑孙曾云：“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①指出唐赋在形式上已经十分成熟。唐代科举大部分时间以诗赋取士，为适应科考的需要，士人们创作了大量的律赋，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指导律赋写作的赋格类着作，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
　　
　　载，有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已佚。今仅存佚名《赋谱》一书，可资参考。这说明到唐代中期，赋的创作有了系统的指导理论，而这些规范也渗透到墓志的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