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从现象看是一种资料采集工作，从实质看是一种调查研究工作。我国新闻界的主流看法认为新闻采访本质上是一种调查研究。一般新闻采访教科书在指出这一本质后，会花很大篇幅阐述新闻采访这种调查研究与其他领域调查研究的区别，以此强调新闻采访的独特性与专业性。
这种对新闻采访与其他领域信息采集工作区别的强调，其实源自于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坚持。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传统新闻人所珍视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以常识的眼光审视其他专业领域，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专业人士，包括纪实作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的工作，在方法上与新闻采访有很大的交叉重叠。这正好验证了新闻学这一学科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亲缘性与交叉性。
长期以来，新闻学界与业界一直强调新闻工作与其他相关工作的区别而忽视其共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狭隘与封闭观念。本文主要探讨新闻采访与其他行业领域信息采集工作的相通性，特别是与社会学研究中质化研究方法的关系。
一、资料采集工作的普遍性。
在现代社会，很多职业都需要进行一定量的资料采集工作。医生在作出诊断前，要通过观察与倾听了解病情；律师在接到案件代理任务后，第一步工作是了解案情；各种类型的职场秘书，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决策者采集信息。这些资料采集工作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不外乎观察、倾听以及走访当事人--而这些也就是新闻采访的基本方法。
如果新闻人以自己是职业的信息采集人士为理由拒绝与其他行业交流学习，这也说不过去。医生、律师、秘书等职业的信息采集工作或许还只是其主体工作的一部分，谈不上专业化。那么以下两个领域中，信息采集工作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
第一，情报工作。一般人印象中的情报工作，往往与政府间谍相联系。其实，情报学领域有两种情报观：传统的情报观认为情报即Intelligence,包括军事政治情报、商业情报等，其特点是竞争性，其价值在于帮助情报需求者在竞争中取胜。而现代情报观将情报定义为Information（港台译为“资讯”），主要包括图书情报、科技情报等，这在我国属于图书馆学范畴，其特点是共享性，目的是促进知识的全社会共享。
无论传统的情报观还是现代情报观都与新闻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情报工作者发展出了一套高超精密的情报刺探技术，新闻从业者中的调查记者所使用的采访手段，无疑与此有很大相通性。即使是一般日常的新闻采访，记者也可从情报工作者高超的观察与访谈技巧中借鉴很多。此外，情报工作者对信源的管理，对原始情报的整理分析综合能力与传播能力，情报工作者的社交能力等等，都与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工作有交叉。而且，由于情报工作的机密性与风险性，情报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其法律与道德准则，并非为了获取情报而不择手段。而现代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人士，他们致力于对人类知识与公共信息的社会共享，发展出了对海量信息的分类管理与检索技巧。网络化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亟需补充关于这方面的技能。
第二，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不同于哲学等纯思辨学科，其研究一般建立在经验性的调查之上。为保证研究成果的信度与效度，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严密成熟的资料收集方法。美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及以此命名的“芝加哥学派”,其学术旨趣即在城市社会学的质化研究。由于所在地芝加哥作为大都市的兴起，当地社会学研究团体以此为课题开拓了城市社会学这一学术领域，其研究主题涉及城市移民、帮派、城市犯罪等，其研究基本功即是对城市街区的深描。当这些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走上街头，用眼睛与笔观察记录社会，他们的工作与都市报的记者何其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知名教授帕克（RobertE. Park）就是记者职业出身。从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到50岁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期间二十余年时间，帕克除了在中间继续深造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着记者或类似于记者的工作。其中23岁到33岁期间，帕克先后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报社担任记者。
40岁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与人合作在欧洲与美洲旅行考察，写出了关于黑人与社会底层人士的调查报告，还出版了专着《移民报刊及其管理》（The Immigrant Pressand It's Control）。帕克的记者职业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在芝大社会学系的教学与研究，为写关于城市的新闻和特写，帕克经常东逛西逛，他开始把城市看做研究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新市民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帕克后来工作和研究的兴趣主要是从他做新闻记者这段经历中有机地发展而来的[1].
芝加哥学派开始形成的时间正好是现代新闻业成熟的时间，都是在20世纪初。只不过之后，社会学研究进入学术体制，日益精密化、理论化，而新闻报道面向的是大众化读者，因此两者区别日益增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早期社会学研究与新闻报道有着亲缘性。
二、在追求真实、真相与真理的道路上同行。
真实、真相与真理这三个汉语词汇都对应于一个英语单词，即TRUTH[2].一般而言，新闻报道追求的是具体的真实与真相，而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他们的职业分工不同。但在很多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中，在探讨真理之前，首先要获取真实与真相。如果这真实与真相具有新闻价值，那社会学研究者与记者便走到了共同的道路上。
社会科学获取真实与真相可以通过定量或定性的方法。但科学研究追求精确性与可重复性，所以量化研究是主流。不过在社会学领域，诸如人群的态度、决策、行为等研究对象无法用数字精确化，也无法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质化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有研究者对质化研究作出如下定义：质的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与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3]12.以此定义为基础，我们将质化研究与新闻报道做一比较。
首先，开展质化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者本人，这好比中医诊断病情靠的是中医师的望闻问切，而西医更多依赖于辅助医疗检测设备。所以质化研究的成果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专业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与之对应的，开展新闻报道的主体显然是记者，工具依赖非常有限。众多记者采访同题新闻拿出的报道各不相同，报道质量高下取决于记者的专业素质。
质化研究非常重视资料采集工作。为了做出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必须对研究资料质量严格把关。质化研究一般在自然情境而非实验情境下采集资料，其目的正是为了获得最真实可靠的关于社会的信息。在这一点上与记者的工作异曲同工，虽然选择资料的具体标准不一样，分别是研究价值与新闻价值的高低，但两者都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并且要求在真实基础上获得真相，因为事实的准确无误不一定代表真相。与质化研究一样，新闻采访工作的展开一般也是在自然情境下，如果违背这一点，诸如摆拍新闻照片等，那便违背了真实原则。所以，在自然情境下的资料采集工作，对于报道对象或者研究对象而言，他们眼里的记者与社会学研究者并无区别之必要，都是外来者。
体现本质区别的地方在于对资料的后续处理。质化研究必须结合理论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这相当于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过程，其关键在于理论升华，即追求普遍的真理。相比之下，新闻报道工作的重头戏往往就在采访阶段。所谓“七分采三分写”、“新闻是靠跑出来的”等新闻界诤言都说明写作与采访的轻重关系。当然，广义的采访也包括对报道对象的深入理解甚至一定程度的研究--只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写出简洁清晰的报道。但由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这种深入理解与研究进行得非常有限。
不过，新闻报道并非完全排斥理论阐释。深度报道特别是解释性报道的操作，其实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理论阐释。比如《新周刊》杂志在做“同学会”专题时，就采用了社会学概念来展开报道与分析：大学与中小学等不同教育阶段形成的同学会各自的交流模式有何差异？同学会是否反映社会阶层分化？名校的同学会是否成为当代社会的权力精英？同学会是否从感情维系发展到商业联盟或政治裙带[4]?《新周刊》主笔闫肖锋归纳了该刊深度报道的卖点：卖情绪、卖概念、卖趋势[5].这里的概念与趋势报道其实就是社会学的理论阐释，这种理论阐释往往是通过若干新闻个案的采访，然后在普遍现象层次提出阐释。与之相对应，质化研究的理论化过程也是通过归纳法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并且从更深层次上看，有一些质化研究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实证研究，它不是为了探索一个绝对客观的本质或真理，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对他者的理解与意义的发现。这种研究与实证研究相比，一般信度较低而效度较高。而这与深度新闻报道的取向也是一致的。
质化研究与新闻报道还有一处相通点是对工作伦理的重视。由于质化研究与新闻采访都以行为主体自身为工具开展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形成与研究/报道对象的直接甚至亲密接触，因而特别容易产生伦理道德问题。在质化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般都会严格遵循自愿公开原则、最小伤害原则、保密与保护隐私的原则等。以自愿公开原则为例，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前，必须得到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并且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下的同意。因此，隐瞒研究者身份或者借助被研究者的上级以获取研究许可的行为都不被允许。研究者面临的这一难题与记者非常相似，记者为了获得某些采访对象的许可，要花很大功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投机取巧欺骗受访者（比如偷拍或暗访），不仅导致与消息来源关系恶化，也影响到采访结果的准确公正，这是报道伦理的常见问题。
三、质化研究与新闻采访共同的技能。
质化研究与新闻报道不仅在选题与观念上有着交集，更重要的体现是在具体的方法技能上，采集资料是质化研究与新闻报道都要开展的一项工作[6].关于采集资料的具体技术问题，双方在教科书与专着中都有各自的论述，但从论述的系统性与稳定性来看，质化研究做得更胜一筹。一个客观原因是，与新闻工作相比，社会学研究工作相对平静稳定，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精细的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而新闻采访工作由于时空变化较大，因而其方法亦需灵活多变，甚至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新闻采访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所以，新闻采访更多的是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个体经验，采访技能很大程度上以默会知识的形态在从业人员之间流传，而质化研究有关的技术方法通过社会学专业人士的大量着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共知识。以下，笔者尝试将质化研究有关采集资料方法的公共知识与新闻采访做一比较，以期给新闻从业者参考。
如果说观察与提问是所有资料采集工作的最基本的方法，那么质化研究采集资料的具体方法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以观察为主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又分为非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这是以观察者是否介入情境并与观察对象互动为标准进行区分。实施非参与观察，研究者往往被置于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尽量降低对自然情境的干扰，以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最绝对的非参与观察就是以摄像机代替观察者，从而得到完全机械的记录。在新闻界，记者经常被戏称为“墙上的苍蝇”,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采访其实就是非参与观察。不管是研究者还是记者，在实施非参与观察时都面临一个职业伦理问题，即身份是否应公开。比如当研究者为了获取关于孤儿院体罚幼童的研究资料，或者记者为了获取官员行贿受贿的新闻素材，他们都面临这个两难选择。道德绝对主义者坚决反对隐性调查或暗访，认为这种做法欺骗他人、侵犯隐私等。
而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只要目的崇高无论手段。
而这个目的，对于质化研究来说，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参与观察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工作方式。早期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研究土着部落的主要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对大洋洲岛屿上的部落民族的田野调查是其代表。后来民族志的方法被社会学家借鉴用于城市问题研究，如前文提到的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街区的研究。民族志研究者一般会花较长时期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以获得亲身体验，藉此展开研究阐释。这种工作方式与调查记者非常相似，记者以某种方式进入报道对象圈子内部，获取一手素材，也获得了亲身体验。另外，党报记者常用的蹲点采访等方式也或多或少有民族志工作的影子。
不仅在工作方式上相似，民族志与调查报道在文本的形态上也有诸多共同点。由于民族志研究主要通过对自然情境下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阐释并展开理论探讨，因此不可避免需要描述日常状态下的人物与事件，这便形成了写作上的文学特色。民族志研究报告中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场景与对话描写，质化研究者一般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通过深描对研究对象进行原汁原味的呈现，从而构建扎实的研究基础。当然，不应喧宾夺主，质化研究最终的价值在于其理论化的程度，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同样，对于新闻深度报道而言，生动曲折的故事也不是最终追求，理论解释也不是目的，新闻报道的关键是所讲述的故事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相关性。
质化研究资料采集方法的第二类是以提问为主的访谈。质化研究对访谈有较为严格的界定，认为访谈是一种人为的言语事件[3]167.它强调与现实生活中自然情境下发生的日常聊天的区别。
这种对访谈的界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闻采访活动。从一般意义上看，新闻采访活动往往是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记者与消息源）的一场谈话。很显然，这种谈话形式在现代报纸出现以前是不存在的。过去，当发生灾难或亲人离世，家属是不会与毫无瓜葛的陌生人谈论此事的。但当大众化报纸出现以后，就会有记者找到家属。久而久之，社会公众人物在意识中逐渐把与媒体记者谈话作为常态事件了。由此可见，新闻采访活动本质上也是一场人为的言语事件，只不过与质化研究中的言语事件的目的不同罢了。因此，作为言语事件的研究性访谈与新闻访谈都会面临访谈的技术与伦理问题。
由于访谈的方法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学（口述史）等学科中都有运用，关于访谈的技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完善。
从访谈的设计、提问方法、倾听方法、回应的方法以及记录方法等，都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操作。另外，除了常见的一对一的双边访谈，还有多边访谈，这在质化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焦点团体访谈，通俗而言即开座谈会。很多记者也会组织座谈会进行集体采访。这些具体的访谈技术以及伦理在新闻界往往还是一种默会知识，很多记者是凭着自己的社交能力在做，谈不上规范科学。因此，新闻从业者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可以训练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
四、余 论。
除了对质化研究方法的借鉴，其实，量化研究的方法，新闻工作者也不知不觉在使用。
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精确新闻报道就已经大规模借鉴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催生了民意调查新闻这一新的新闻品种的出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成为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以数据处理为业的研究者，不管是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都值得新闻从业者学习。
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传统记者已经无法凭借时效性在新闻竞争中立足，对精确性与深度的追求成为传统记者转型的一个方向。过去还是偶一为之的深度报道，现在恐怕要成为记者的家常便饭了。深度报道的两大主要类型--调查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前者所要求的是记者的情报能力，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数据情报能力，后者要求的则是记者的专业化信息采集与分析能力。可见技术环境的变革对记者的专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即为此提供了一个努力方向，即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专业方法来武装记者。
当然，由于各自所从事工作的目的不同，新闻工作与社会学研究在具体方法上也必然存在区别与各自的特色。比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区别等问题，这就需要另外撰文探讨。
参考文献：
[1]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09.
[2]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M].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闫肖锋。杂志式深度报道：预设、捕捉和集成[J].青年记者，2008（3）：44.
[5]闫肖锋。新周刊趋势观：一本杂志的社会学文本[J].青年记者，2007（12）：60.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