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能力领域
能力方面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近期、远期均存在的运管能力不足的问题，障碍度得分4.05,总排名第二。另一项障碍“管理运行人员整体技术水平，管理运行人员上岗认证制度未建立”也与此相关。一方面，现阶段既有公共建筑存量巨大，运管不节能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已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窗口期，新建公共建筑面积将在未来15年内持续高速增长，若运管能力始终保持在当前的低水平，必然会造成能源浪费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公共建筑的能效管理在当下和未来都应受到高度重视。二是政府内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有待加强。
住建部作为中国建筑能效提升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推动部门，横向需与发改、财政等多部门协作配合，纵向需对省、市级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有效指导。纵横两方面的协调一致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建筑能效提升领域内的政策制度设计质量、进度、一致性和实施效果。三是能源审计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高。能源审计作为公共建筑节能“五项制度”的环节之一，其执行人员专业水平欠缺将直接导致能源审计质量低下、审计结果不可靠等问题，亦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改造方案和改造效果，进而对公共建筑节能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和阻碍作用。
2.3 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最大的障碍是“投资回收期”,以4.00的高分排在总体第三位。而“中央财政补贴”、“其他渠道资金”以及“地方财政补贴”等3项障碍的得分依次为3.73、3.70和3.68,障碍影响度大体相当。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下，所有投资都应当建立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下，投资回收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由于建筑节能具有外部性特征，因此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将外部性内部化，故三项障碍的得分较高且趋于一致。
2.4 政策领域
政策领域的主要障碍可按政策性质划分为行政政策障碍和财政金融政策障碍两类。行政政策方面的主要障碍有“业主或所有权人对能耗统计、审计、分项计量装置安装的配合”（3.98）、“国家层面缺少中长期能效提升目标体系，节能方向或节能量不明确”（3.75）、“国家层面政策不连续使市场无法预期”（3.25）等3项。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主要障碍有“国家层面缺乏持续针对性强的政策体系，如财政激励、金融扶持等政策”（3.88）、“中央财政补贴不足”（3.73）、“缺乏对金融机构的激励”（3.63）等3项。具体来看，行政政策领域的3项障碍中，有2项是由于国家层面政策不明确或缺乏稳定性所导致的，且障碍影响的领域不仅局限在政策制定本身，还对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表明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中长期的能效提升目标体系并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引导市场。而财政金融政策领域的3项障碍表明，尚未形成针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健全的财政激励、金融扶持政策体系是现阶段最大的障碍因素，且这一顶层设计层面的障碍大于具体工作措施缺位的障碍。“缺乏针对金融机构的激励”障碍度得分较低，原因是目前我国针对建筑能效提升的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现阶段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对财政激励的依赖程度更高；但从长期来看，金融机构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预测该障碍的影响度在未来会有所增加。
2.5 市场领域
市场领域共有4项障碍（见表4），其中“缺乏节能量评估标准和机构”处于第一位，原因是节能量评估和核定对于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其缺位造成的影响较大。而障碍度得分3.73的“市场认知水平偏低”排名第二，表明建立基于市场推动的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体系，应优先提升市场主体对建筑能效的认知度，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市场激励，调动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从表4中还可以看到，公共建筑市场领域的4项障碍中有3项障碍与其他领域相关，分别是经济领域、能力领域和政策领域。这也表明，解决市场领域的障碍，应统筹考虑经济、能力、政策等其他领域，构建起针对市场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
2.6 技术、标准领域
技术、标准领域的障碍度得分处于整体靠后位置，影响度较低。主要原因是目前公共建筑节能技术与标准基本能满足需求，未来重点是发展高能效技术解决方案及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体系。且与其他领域的障碍相比，技术方面的问题较为复杂程度也较低。
3、能效提升的源驱动力分析
机构问卷调查阶段得到了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驱动因素。由此，在德尔菲调查阶段，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源驱动力进行了深入调查。源驱动力是指公共建筑业主进行能效提升的内生动力，是外驱动的着力点。调查结果如图4、图5所示。
从整体走势来看，最显着的特点是：第一，除新建公共建筑多出的1项“建筑整体的定位”之外，其余10项相同性质的源驱动力对不同类型新建和既有公共建筑的整体影响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度。第二，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商业性建筑与其他3类建筑的差异最大，而学校和医院这两类公益性建筑相似度最高。
3.1 政府办公建筑
一方面，政府类建筑在“政府的行政要求”和“节能环保社会责任的担当”两点高于其他3类建筑，同时也达到该类建筑所有驱动力的2个得分最高点。这是因为政府办公建筑业主通常为使用该建筑的行政管理单位，因而对政府的行政要求最为敏感；同时，作为政府形象和意志的代表，政府办公建筑要优先实施更高的能效标准，主动引领绿色环保实践，率先承担节能环保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类建筑在“能源资源费用支出”、“出售/出租的价值提升”以及能效提升的“增量成本”、“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收期”、“政府经济政策激励”等6点均低于其他3类建筑。主要原因是政府办公建筑不具有盈利性，且其建设或改造资金以及能源费用均由财政全额列支，加之政府办公建筑自建自用，很少部分具有出租、出售的用途，因而对此类经济性驱动力最不敏感。
3.2 商业类建筑
商业类建筑与政府类建筑正好相反，在“政府的行政要求”和“节能环保社会责任的担当”两点低于其他3类建筑，同时也达到该类建筑所有驱动力的2个得分最低点；而在此外的其他所有点均高于另外3类建筑，尤其在经济性驱动力处达到最高值。这首先体现出商业性建筑的能效提升意愿更强，驱动措施的整体有效性最高。另外，对于不同范畴的源驱动力，商业性建筑对经济类措施最为敏感；对舒适度、功能与服务品质的敏感度次之；而对政府行政要求与社会责任担当方面的敏感度最低。这首先与商业类建筑的建设或改造资金及能源费用支出均由自己承担直接相关，更与其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行性质相一致。因此，对于高度关注经济性收益的商业类建筑，偏重于市场的经济类驱动措施会比政府政策类驱动措施更加有效；在政府政策类驱动措施中，财政政策会比行政政策更加有效。
3.3 学校、医院等公益类建筑
学校、医院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介于商业类建筑与政府类建筑之间，二者具有很高的相似度，故而进行整体分析。首先，二者在低能源资源费用支出、增量成本、投入产出比、经济激励政策、政府的行政要求等方面的得分较高，并且分值非常接近。其中政府的行政要求对二者的驱动程度最高，原因是现阶段我国学校、医院类建筑均为政府投资类建筑，其建设投资和部分运行费用基本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在某些方面也受主管部门管理。但由于这类公益性机构收入构成相对单一，年均收入也相对稳定并且偏紧，财政激励可以使该类机构缩减其节能领域费用支出，以便分配现有资金用于其他方面发展。因此，该类建筑对“政府经济激励”、“能效提升增量成本”与“能源资源费用支出”等与经济性相关的措施也都比较敏感。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对于“节能环保责任担当”,学校建筑的得分为3.52,高于医院类建筑的3.15,这是由于学校所承担的教育和示范责任使其相比医院类建筑具有更高的节能环保社会责任担当。
另一方面，对于舒适度和服务品质的注重程度，学校类建筑中二者的得分平均值为3.26,低于医院类建筑的3.81.这则是由于两类建筑的定位、功能、使用主体不同，医院类建筑的性质决定了其比学校类建筑更加需要较高的舒适度和服务品质；同时，由于医院类建筑比学校类建筑的盈利性更为显着，而高舒适度和高服务品质虽然会增加能源费用等相关支出，但更能够获得高就诊量及住院人数，从而增加医院的收入，提升医院的营业效益。
4、结论与建议
公共建筑能耗强度高，用能情况复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显着，能效提升实施难度大；但通过调研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本文根据建筑能效提升工程系列调查，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和障碍，发现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主要障碍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高能效技术体系缺失以及实施能力不足。与之相对应，其能效提升主要影响因素也为市场、能力、技术等支撑体系的相关因素。因此，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制度设计及市场化推动。即结合市场机制，改进制度设计，强化制度实施，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市场化推动。（2）高能效技术研发推广。将高能效技术的研发纳入政府科技投入重点领域；建立相关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促进相关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集成化设计、低成本高能效解决方案、高能效工程示范。（3）能力提升。实施资质管理，确保高能效公共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管等相关主体的质量；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强化从业人员素质，确保公共建筑的能效水平。
此外，通过对源驱动力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公共建筑对能效提升驱动因素存在显着差异。因此，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解决方案采取“分类指导”的策略，着重于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合理设计政策体制机制，提升相关能力，引导公共建筑节能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具体解决方案包括：（1）对于政府办公建筑，主要通过行政强制要求的方式促进其能效提升。（2）对于商业性建筑，适合依赖市场机制推动其能效提升，在市场发展前期可进行一定的经济激励政策引导。（3）对于学校、医院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宜采用“行政强制要求+经济激励引导”的方式促使其进行提升能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