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能效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影响因素的调查从两个不同层面展开：
其一是宏观因素层面；其二是五大支撑体系因素层面。影响度 的衡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5级”评分制，其中1表示影响度非常小；2表示影响度比较小；3表示影响度一般；4表示影响度比较大；5表示影响度非常大。
1.1 宏观因素层面
宏观因素层面的影响因素清单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a）、“资源环境条件约束”（b）、“生活品质提高”（c）、“社会道德意识提高”（d）、“文化层面的干扰”（e）等5大范畴共20子项影响因素（表1）。整体来看，这些因素的均值在3.38~4.30之间，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都比较显着。但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大小也存在差异，见表1.
同属“生活品质提高”（c）范畴的“室内空气品质”、“室内热舒适度”、“室内舒适度改善”位列第1、2、6名。可见生活品质提升的趋势与诉求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首重因素；且在此范畴内，空气品质和热舒适度方面的需求较之室内噪声和光环境更为迫切也更受重视。
“社会道德意识提高”（d）范畴的3个子项影响因素“公共建筑业主的社会责任”、“节能知识的普及”、“公众素质提高”分别排在第4、7、8位。这表明随着节能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素质的提高，由社会道德意识的提高而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产生的促进力将会越来越显着。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a）范畴的4个子项影响因素均值都低于4.00,排名位于后50%.此结果与早期预期有较大出入，对此：其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有所影响，这点毋庸置疑，只是与其他几类影响因素相比，其显着性相对较低而已；其二，相比居住建筑而言，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已经普遍存在高能耗、高舒适度、低能效的问题，因此也间接影响了其影响度。
“资源环境条件约束”（b）和“文化层面的干扰”（e）两个范畴的子项影响因素大多散布在中间范围。其中，“大气污染治理”和“资源的稀缺度”分别排在第3名和第9名，是资源环境条件约束范畴影响度最大的两个子项影响因素，这也与当下现实生活中资源环境挑战约束形势最为严峻的两个方面相契合。“优先考虑能效的建筑学理论”和“能源消费文化的差异”分别排在第5和第10位，被认为是从文化层面干扰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1.2 五大体系因素层面
对政策、技术、经济、能力、市场等五大体系影响因素的调查进行了近期（2016~2020年）和远期（2021~2030年）的区分。调查结果见表2和图1.
公共建筑能效提升5大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在近期与远期差别较大。近期来看，政策因素是影响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首重因素，其次为技术类因素，而市场体系因素的影响度最小。政策和技术影响最大的原因是，公共建筑节能市场构建初期对政府的引导、培育和扶持政策依赖程度较高，且高能效技术体系还在探索阶段，尚不成熟，是当下制约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瓶颈。同时在技术、经济、能力等基础性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市场机制、市场模式发展基础薄弱，且需求不大，因此市场体系因素的影响度也相对最小。而从远期来看，市场因素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技术和政策的影响程度均有所降低，尤其是政策类因素在远期的影响权重降至最小位置。原因是：远期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已经建立并渐近成熟，政策类因素影响度降低，此时培育扶持政策应当停止，以必要的监管规范政策取而代之，用以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随着公共建筑节能市场的发展，不同气候区、不同类型的高能效公共建筑技术体系也已建立完善，因而也不再是关键问题；唯有市场因素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其他基础性条件具备之后，开始发挥真正的资源配置作用。
由此也表明，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从长远来看，应主要依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但是近期仍需政策支持。因而合理的发展路径应是近期在有效政策体系的支撑下，培育公共建筑节能市场。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逐步退出，仅保留适当的监管约束作用，转而由市场主导，按市场规律运行发展。
将参与问卷调查的机构按性质分为政府、科研和其他3个类别，分类别进行比较分析（见图2）发现：从近期来看，不同类别机构对5大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判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从远期看，政府类机构相对其他类别机构更看重市场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因素；科研类机构更加偏重于市场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而此两类之外的其他机构则认为政策和能力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大。
这一结果与参与问卷调查的机构的性质高度相关，不同性质的机构实则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立场、目标和侧重点，拥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好的公共建筑节能市场应当使这些市场主体充分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保持良好的协同配合，保证效率和效果，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2、能效提升的障碍分析
机构问卷调查阶段，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中的主要障碍及其影响度进行了调查，得到了21项主要障碍的影响度评价结果（见表3）。从整体得分情况来看，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领域的障碍具有整体影响度较高、影响因素涉及范围广的特征。将这些障碍按其从属或涉及的领域进行分类，并对属于制度、市场、能力、经济、技术、政策、标准等7个领域的障碍数量进行比较：在7个领域中，制度、能力、政策的障碍最多，均为6项；其次是市场和经济领域，均为4项；标准领域有3项；技术领域有2项。由此可见，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障碍更多地集中在政策制度、能力建设、市场化推动等方面。
为判断每个领域内的障碍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的影响度，进一步将各领域障碍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见图3）。综合考虑障碍数量和平均得分两项指标，得到7个领域障碍度大小的排序如下：制度领域的障碍数量最多，得分最高，排第1位；第2位为能力领域，其障碍数量与制度领域相同，但平均得分稍低；经济领域和政策领域应分别位于第3、第4位；第5、6、7位依次为市场领域、技术领域和标准领域。以下对这7个领域的障碍展开分析。
2.1 制度领域
近年来，公共建筑节能领域有一些执行效果较好的制度，例如公共建筑节能监测、能耗统计制度、能耗审计、节能改造等制度；但同时也仍存在很多制度方面的障碍。其中障碍度最大的是得分4.13的“能耗定额标准、超定额加价相关制度仍未建立或缺乏可操作性”.此障碍涉及公共建筑节能“五项制度”中的“公共建筑能耗定额制度”和“公共建筑的超定额加价制度”两项。
主要原因是目前各省的能耗定额尚未完全建立，而深圳、上海等初步建立了能耗定额的城市也还处于探索实施阶段，体系不成熟。制度障碍排名第二位的是“后期运营管理不规范”,障碍度得分4.05.这一障碍同时存在于新建和既有公共建筑领域，主要是由于公共建筑建设完成后，精细化、差异化的运营管理制度不能跟进建立，导致后期运行不节能的现象普遍存在。而障碍度得分3.80的第三项制度性障碍“管理运行人员整体技术水平，管理运行人员上岗认证制度未建立”也与此间接相关，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属于制度领域障碍的还有“地方财政配套”的财政激励政策与“物业公司代收代缴能源费，无节能动力”的内部激励机制设计，二者障碍影响度得分别为3.68和3.65,也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