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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观念探析
【第一章 】《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前言
【第二章 第三章 】《管子》中的人性论
【第四章 】《管子》中的激励论
【第五章 】《管子》中的态度管理论
【第六章 】《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第七章 】《管子》中的领导心理论
【第八章 】《管子》中的群体关系管理论
【总结/参考文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七、《管子》中的领导心理论
管理心理学家和管理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领导活动与领导者本身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对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的规律揭示的越清楚，管理工作就会搞得越好，从而提高上至国家、下至每一个工作群体的工作效率。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在位 42 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霸王成就。作为记载其治国理政精髓的《管子》更是一部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探讨的著作，对其领导心理的探讨势必会有助于揭示其政事繁荣背后领导因素的意义，这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有所裨益的。更何况《管子·君臣上》中已经有了关于"治乱在主而已矣"的领导作用认识论。
"'领导'是指引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行动过程。"在领导的含义中应该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具有领袖地位的领袖人物、具有领导者素质的领袖人物和进行领导的过程。
在以分封制为基础且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权力具有世袭性质，且具有类似神授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这种特殊的制度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领导者"聚焦在了权力的归属上，即谁拥有权力谁即是领导者。我们把这种权力归属决定领导者的现象称之为"权力型领导者".《管子》中的"领导者"即属于这种类型。我们把他界定为具有国家最高统摄权的君王（以齐桓公为主）和以管仲为代表的具备领导素质、领导眼光并且德高望重的齐国诸臣。
（一）领导者的素质
在讨论领导者素质的问题上，《管子》认为"圣明"一词可以作为概括和度量领袖素质的标准。那么，《管子》是如何界定"圣明"的涵义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将其具体化。
首先，圣明的领袖必须具有德高至仁的优秀品质。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是道德高尚且至圣至仁之人，即所谓"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立政》）。所以，"道德当身"是《管子》中理想领袖应该具有的品质。相类似的说法还有许多，如"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 （《君臣上》）、"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戒》）。对君主的德高至仁之于治理国家的作用上，文中的论述也有很多。如可对民众有非强制性的教化作用，即"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君臣上》），"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君臣下》）".具体到道德的内容上，《管子》提出"爱民无私曰德"（《正》），即公正无私和爱民是道德的具体内容。一方面君主在处理朝政大小事务的时候应持公正的态度，具体表现为黜陟赏罚上如"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形势解》）、"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任法》）、"中正而无私"（《五辅》）、"任公不任私"（《任法》）、"不以禄爵私所爱"（《法法》） 、"不近私亲，不孽（加害）疏远"（《版法解》） 、"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之节"（《牧民》）、"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桓公问》）等等。另一方面，君主应莅民爱民。具体表现为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来实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的目的。相似的论述还有"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受其力，而勿夺其明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版法解》）、"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同上）等。另外，《管子》中还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是一个国家所看重的道德品性。所以，礼义廉耻是君主道德修养的内容，只有君主亲行礼义，则民众各能相互以礼而处世，以义而行事，因为"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权修》）。
其次，圣明的领袖需具有正言直行、言行一致的品格。国君要"以正治国"（《法法》），即让正气主导整个国家的氛围，做事要光明磊落。"正直是国君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国君在行事处事上应该"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牧民》），开诚布公，不搞阴谋，这才是圣王该有的品行。因为只有如此的"上行正"才会有群臣和民众的"下效正".在让群臣和民众践行正直品格的举措上，《管子》强调了君主正直的源头性决定作用，指出可以通过领袖的虑事"周密",即 "任圣人之虑"（《形势解》）来逐渐实现。如"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法法》）另外，"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之中。"领袖的言行具有榜样作用，它可以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即"天不失其常，君主亦不失其常。"（《形势解》）领袖的言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对安居百姓、增强国力具有非强制性的功用，如"主不易其则，故百妙安焉。"（《形势解》）、"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法法》）等。
再次，圣明的领袖需具有"节欲尚俭"的优秀品质。在古代的封建统治时期，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特别是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好恶。"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农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
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七臣七主》）。所以，君主的好恶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行下效的政治现象。然而，"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所以，为了能够协调好君之欲与地之财、民之力之间的矛盾，君主的节欲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君主节欲除了可以"保重自身的性命"以外，还可以"天下持",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版法解》）。所以，《管子》的作者们要求君王需应"虚其欲"（《心术上》）、"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内业》），空虚自己的欲望，达到不被财物、名利等外物扰乱自己心性的境界。万事应持节欲尚俭的态度和言行，"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立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署，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辫贵贱，不求其观。"（《法法》）如此"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 （《权修》）另外，圣明的领袖应具有超人的能力，需具备擅权、独明和独断的品性。"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叫也。"（《霸言》）这里的独断并非刚愎自用，而是建立在群臣智慧的基础之上的。如"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小匡》）唯有此君王才能"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戒》）。
大臣的标准应是"经臣",即"朝有经臣……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重令》）为官者需有德、有功和有信，因为"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立政》）所以，在《管子》的作者们看来，领袖需有的品质其实就是"圣人"品性。简单的讲也不外乎在《君臣下》中所说的那样："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牧民》篇亦言："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君王品性的特点，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即"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性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然定生"、"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戒》）（二）君主专制主义的领导体制
专制式领导体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某一个社会个体超越社会全体成员之上，独揽国家权力。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生存和发展大多依赖于土地耕作，而这一时期的诸侯混战争霸更使得传统的农业遭受重创，各国民众的生存面临生死挑战。极强的土地意识和霸权思想所派生出来的是军事陆权主义和大规模的军备扩张。为有效应对诸侯和蛮夷的入侵威胁，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便得以被被迫采用，这也是君主专制主义萌生的现实土壤。
世卿制是卿级高官由父子世代相袭的制度，是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分封制所造成的弊端。所谓宗法分封制即是卿大夫的官位经选贤而任以后，分封的采邑可以世袭所有，在所属采邑内，卿大夫可以自行收取税赋、建立政权机构和军队攻防等自主性管理建设，它具有逐级分封的性质，各级都需听命于上级的命令。宗法分封制的实行显示了王权的至上权威性质，属于君主专制主义体制。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后，王权衰落，又加上诸侯纷争，王室和诸侯下属的卿大夫势力逐渐壮大。这些卿大夫开始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在自己的采邑内逐渐建立了具有世袭性质的己属王国，开始摆脱王权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领导体制。这一新出现的体制以其"强权政治"的方式在诸侯割据不断的时期，显示出了它强大的自我稳权功能和维护卿级领袖意志有效实施的作用，但也是"造成主卑国乱的危机的根源",最终被官僚制所取代。而官僚制较之于世卿世禄制而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君权向着集中的专制的方向发展",其内容一般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任免制度和赏罚监督制度等几个方面。以中央官制为例，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形成了王、相或将、五官、众臣这样一个集权官僚行政体制。在这一系统中，君王的权力最大，具有生杀任免之权，君臣关系也是尊与卑、令与从的关系。我们可以才能够《管子》对君主独尊地位的极力维护中窥得一二，如"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霸言》）专制主义领导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如军事领导权等，那么"强权政治"在那个力治的时代也就显得尤为必要。管仲是齐国宰相，拥有齐桓公赐予的管理国家的特权，可以说齐国实行的是丞相责任制。如"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相画之，官守之。"（《君臣上》）在这种体制下，正如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所说的那样，可以"整齐一国之政，为效至捷。"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管子》除了强调君王具有至上的权力以外，还强调了君臣之间的主辅关系，如"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君臣上》）、"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版法解》）等。另外，还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明分任职"（《明法解》），即君臣各司其职，不越权干涉。因为只有君臣各司其职，责任才不会混淆，政令才会畅通实施。这是"战国时新兴的任人唯贤的官僚制",与世卿世禄制相比具有制度上的进步意义。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专制式领导体制占据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具有民主性质的体制也得到了条件性的准备，如稷下学宫的成立和发展。稷下学宫是一个学者们自由论辩的场所，它引发了百家争鸣的高潮。《管子》一书也是在这种原始民主思想、自由主义背景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是百家争鸣的投影。试想，民间有了民主的思潮，并且还建立合法性的机构，那么，民主式的上层建筑体制不也是民意的最终产物吗？
（三）领导者的权力需要与威信需要
1.领导者的权力需要
权力需要是个体要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支配地位的需要，是指导自身行为以达到控制、影响别人而带来的满足意向。权力需要是由权力动机决定的，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动机。春秋时代奴隶制度开始崩溃，王室式微，诸侯坐大，战乱频繁。为了能够安邦争霸，齐桓公启用了地位低下且与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最终一匡天下，实现了霸权的目的。但是，面对如狼藉的国家的时候，管仲接受了齐桓公的邀请，也算是临危受命。管仲的至交鲍叔牙深知权力之于管理者的重要性，于是鲍叔牙向齐桓公说："臣闻'贱不能临贵，贫不能役富，疏不能制亲。'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厚其禄入，隆以父兄之礼不可！夫相者，君之亚也。相而召之，是轻之也；相轻则君亦轻。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礼，君其卜日而郊迎之，四方闻君之尊贤礼士而不计私仇，谁不思效用于齐者？"桓公曰："寡人听子。"（《东周列国志·十六回》）因为作为一个领袖，除了自身要有真才实学以外，要想让别人听从和践行你的政策，还需要拥有一定的支配性地位才行，正所谓"'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大匡》）于是，桓公厚其禄、尊其位、称其为"仲父",给予管仲以至高的权力和地位。
2.领导者的威信需要
领导者的威信是指领导者在被领导者心理上所受到的赞扬、尊敬与信任感。
这是群众对领导者客观的评价。领导者威信有三个组成成分：政治威信、道德威信和职业威信。
《君臣上》中有文说"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强调对君主而言，最贵重的是号令。
而其号令的有效性和臣民的响应程度，排除道义原则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君王平时积累起来的威信。君主领袖须有尊严和号召力，能够使臣民畏服且令行禁止，即"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霸言》）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君王通过各种途径来为自己建立政治威信、专业威信和道德威信。
政治威信，主要表现为群众对君王政治上的信任。要想让民众在政治上信任一个统治阶级，对统治者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依法治国，人人在法令面前都是平等的，有效的。
所以，管仲告诫齐桓公施政要"求人依法".具体表现在处事公正和权力的合理使用上，因为"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君臣上》）；道德威信，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纯洁道德修养的信任。君王只有不断地进行道德修养才可以"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君臣上》）在道德修养的途径上，要从自身做起"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君臣上》）关于君王道德修养的观点，前文已经论述，在此不赘述。专业威信，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专业信任。"上下之分不同任"即君臣之间应该分工治事，君主掌握决策及任免大权，百官各司其职，君主不应干预臣职，臣下不应侵夺君权，如若君主事必躬亲、职权混淆反而造成政事不公、处事低效。如桓公问："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仲答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小问》）这里的"明分任职",即是指的是"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明法》）关于这一政论的具体涵义上，《明法解》中有解说："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