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力资源开发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中国目前正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口，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未来持续发展靠什么？笔者以为，韩国数十年持续的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在社会稳定并不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前提下，中国可以依靠人力资源的红利弥补人口资源红利的消失，获得未来数十年的持续高速发展。
1．人力资源红利可以替代人口资源红利并促进产业的持续发展
韩国是一个地域狭小、资源有限、人口较多的国家。韩国的发展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以外，正如上文指出的，最大的发展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其持续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技能劳动力，也为其产业的不断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鞍钢的研究认为：我国结构性的人口红利在不断下降甚至消失。但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并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 经济强国 提供巨大 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32］这一论断的重要依据是：
第一，我国各级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2011年全国幼儿园比2002年增加5．42万所，在园人数增加了1388万人，学前教育“短板”状况大为改善。义务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国领先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实现“两基”意义重大，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标志性成果。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42．8％提高到2011年的84．0％。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职业教育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
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1年的26．9％。1998年印度大学生数量是中国的两倍，2007年中国大学生数量是印度的两倍。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2010年的8930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3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与世界第十大人口国家日本总人口（12648万人）接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人口，2010年也达到18799万人。
三是与 发 达 国 家 的 人 力 资 本 差 距 越 来 越小。［34］由于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已经大大缩小了中国与美国的人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到2030年追赶系数预计达到96．0％，也明显高于我们人均ＧＤＰ的追赶系数（为56．2％）。因此，美国花200多年走完的现代教育和人力资本提升历史过程，我们只用80年（指1949～2030年）就可以基本完成，而且中国人口规模要比美国大4～5倍，人力资源红利要比美国大3～4倍（参见表3）。
正是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人才资源强国、世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最丰富、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2．促进教育公平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并重，全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韩国解放后也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近40年来，韩国高度关注教育的公平问题，全面满足社会的需求。1967年1月，韩国政府颁布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规定在免费教育上政府向偏僻地区实行倾斜政策；1990年政府对这一法案予以修正，继续对偏僻、岛屿地区的教育发展优先提供必要的教育经费和设施，并对在偏僻地区执教的教师给予岛屿、偏僻地区津贴，向学生提供免费的教科书，优先提供这些地区教师进修的机会和经费，等等，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这一政策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样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笔者以为，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过大，各地的气候、自然条件等也不尽相同，那些交通和通讯等条件较差、生活水准较低的地方难以吸引优秀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就应该最大限度地采取鼓励措施，在政策上给予这些地区比城市的教育发展以更大的优惠而不是与之相反。
同时韩国还高度重视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产业结构和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技术水平的现状决定了当时韩国的教育发展只能是低重心的，即以发展初等教育和国民扫盲教育为主。整个五六十年代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都高达70～80％。［35］1959年，6～11岁初等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就达到了96．4％，从而为韩国初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初级劳动力。
6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加快，韩国教育也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从1958年起，推行《职业技术五年计划》（1958～1962），这一计划的实施为60年代的工业化准备了大量的初级技术人才。
1962年以后，韩国经济开始转型并呈现出 高 速 发 展 的 趋 势，政 府 从1962年 开 始 到1981年，连续实施了4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些微的变化。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韩国在教育发展方面大力扩充教育机会，在义务教育方面同样也连续实施了3个五年发展计划。由于60年代初6～11岁的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普及程度，因此教育的重心开始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向上移动，中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1969年开始实行中学免试入学制度，并鼓励私立中等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也成为这一时期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1967年开始实施《科学·技术教育振兴五年计划》（1967～1971）、1970年在教育计划中专门列出了《实业教育振兴计划》（1972～1976）、1974年实施《科学·技术系人力的供给计划》（1973～1981），1969年实施《产业教育振兴法》，这一切为企业培养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创造了条件。
12～14岁 人 口 中 的 中 等 学 校 就 学 率 从1966年 的41．70％上升到1980年的94．3％，15～17岁人口中的高 中 就 学 率 从1966年 的26．85％上 升 到1980年的6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已基本普及初中阶段的教育，高中阶段的普及率也大大提高。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从1966年的8．91％提高到10．8％，在 校 大 学 生 数 从175349人 发 展 到401401人。［36］60年 代 后 期，实 行 “大 学 生 定 员制”，发展初级大学，70年代高等教育继续有控发展。由于连续几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实施，经济发展迅速，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尤其是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专业技术劳动力，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韩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宋丙洛指出，“韩国经济的增长是以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来实现的，其教育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算是最高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低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37］教育公平始终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但资源配置还不够合理，教育发展还不够均衡，公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愿望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另外，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主要问题，韩国的教育发展告诉我们只有和谐发展的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3．实行大部制，高度重视教育立法，依法促进教育发展，统筹并落实人力资源开发
为了实现在21世纪成为“世界超一流国家”目标，韩国在2001年成立了教育与人力资源部，部长由副总理担任。这样有利于统筹政府各部门，协同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中国往往政出多门，相互掣肘，人力资源开发更是涉及到教育部、劳动人保部、中组部等等，建议政府实行大部制改革时，考虑相关人力资源部分的整合。
韩国政府历来重视教育立法，并通过教育立法保障各级各类教育的健康发展。韩国政府建立以后，为了加强义务教育，1949年11月，国会就通过了《教育法》。
1954年政府出台了“义务教育六年计划”和“扫盲五年计划”，大力推行小学6年免费教育计划和扫盲工作，并于1959年实施初中3年义务教育。
为了促进学术研究，1954年政府颁布了《学术委员会选举令》。另外，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文教部于1955年制定和颁布《大学设置基准令》，对新设立大学的各项条件予以了明确规定，同时，对已经设立的大学，给予6年的整备期，以达到基准的要求。1961年，又颁布《教育临时特例法》，对高等教育实行整顿、合并和专业调整。
为了消除义务教育条件的地区间差别，稳定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1958年，政府颁布了《义务教育财政交付金法》；1967年，还颁布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等。［38］为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确保职业教育的实施，1963年9月，政府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根据该法，文教部专门设立了“实业教育审议会”，还陆续成立了专门培养技术工人的“实业技术研究院”和“实业高等专门学校”。
1967年，又颁布了《职业训练法》。为了解决企业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1974年和1976年分别颁布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国家技术资格法》和《职业训练基本法》等，并把职业教育与就业资格挂钩，大大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落实。职业教育是国计，更是民生，这一点在韩国得到了真正的落实。
中国今天的职业教育成败是决定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稳定能否持续的主要因素，韩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进入1980年代以后，终身教育在韩国开始受到重视，为了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1982年，政府颁布了《幼儿教育振兴法》和《社会教育法》，以此推动包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发展，开设开放大学以及产业集团附属大学。
韩国的教育法规十分完备，以上只是略举了一些教育法例。一般而言，针对不同的问题，韩国均有相关的法案予以解决，如针对中等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就先后颁布了“中等学校平准法案”和“高等学校平准法案”等法规。正是这些完善的法规体系，保证了韩国教育的迅猛而有序发展。
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也开始重视教育立法，先后出台了70多部教育法律和法规，但如何真正落实并严格执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如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ＧＤＰ的比例方面，早在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指出到2000年要达到4％，但一直到今天才基本实现。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代和1990年代颁布的很多法律、法规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急需修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真正保障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力资源开发优先战略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吴敬琏：《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新京报》2012年5月10日。
［2］以上参见百度百科“中等收入陷阱”词条解释.
［3］姜万吉着：《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